挑战与勇气：我为何敢来执掌人文社

到人文社后时间不长，稍稍做出了一点成绩，也就是说，我跟朋友闲聊公事，开始逐步使用“尽管……却”这样的句式，笑谈某些有惊无险、逢凶化吉或者妙手偶得的故事，这才听到了一些朋友的惊诧和慨叹。原来有不少朋友对于赴任人文社视为畏途。有的说，你来北京没有问题，可是你去执掌那家名社大社，真替你捏一把汗，不容易啊！一位老作家对我说：要让你去哪个部委当司局长都不怕，就是当个副部长都不用怕，可你是到人文社来当社长呀。不过，开局不错，不容易！一位北大中文系的系友、颇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感叹：人文社那些骄兵悍将，你能驾驭得住，已经够不容易啦！

所谓骄兵悍将，不过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在外界看来，这里确实藏龙卧虎，七八人中就有一二名人或名人之后，动则就有信函条陈上达高层。也可以说，兵不骄而强，将不悍而勇，哪里是执掌边远省份一个数十人小出版社的难度可比！

我为什么敢来执掌这家名社？我从来不曾条分缕析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按照出版业的规律来看，我会自信对出版特别是文学出版业务算是比较熟悉，当然不用担心因为业务不熟悉败下阵来。按照担任领导职务必备的上下级关系来看，我当然也不必担心没有领导支持，因为这是新闻出版署主要领导热情邀约和安排的结果，新社长倘若失败他们也难辞其咎。按照“上阵还靠父子兵”的民间说法来看，虽然我没有带来一兵一卒，可我更愿意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训，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体制里，只要按常理出牌，不要挟嫌营私，不怕个别人搅乱大局。这些都是我执掌人文社的必备条件。那么，还需要什么必备条件呢？按照我们写小说的路数，性格！性格是命运的内因，命运是性格的外化，领导人的性格、修养当然至关重要。不过，日常生活里几乎没人说我的性格与勇猛、鲁莽以及轻飘、狂妄等相关，大体上还是李国文老师说的是个“稍稍往后站”的平民子弟。并不是我胆儿小，虽然不敢说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因为也没有遇到过泰山崩于前这样的灭顶之灾，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色变——可是在十年动乱的乱枪乱刀中，在知青孤守山村土房时，在修铁路打隧道遇到大塌方时，我倒也在死亡边缘、人鬼之间晃荡过了，事后不过多了一场笑谈而已，总之，性格说到底还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相关吧，这里就不去讨论了。

请读者诸君原谅我在这里卖了一下关子，下面立刻解包袱。

最能壮我胆魄的因素之一就是我拥有很多作者的支持。

老社长韦君宜有一句名言在人文社流传至今，即：“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对老社长这句名言是深以为然的。

我一直都很庆幸，我拥有许多可以依靠的优秀作者，甚至其中不少是国内的一流优秀作者。他们的支持和友情让我在这家老社大社名社平添许多自信。

我知道，本人完全称不上是一个著名作家，到人文社上任，跟冯雪峰、巴人（王任叔）、严文井、韦君宜、孟伟哉、陈早春等前任相比，在文学地位上，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平庸。不过，我也有自己的出版人评价标准。作为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掌门人，如果是一位著名专家固然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必须拥有优质的专业作者资源。韦君宜那句名言在人文社为什么能流传至今？无非说明编辑们更为认同这个理念。至于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人地两生的外省人，倘若没有一批可以依靠的优秀作者，不仅是有没有衣食父母可以依靠的问题，而是将面临生存危机，面临受制于他人而丧失经营管理主导权的问题，难免朋友们替我担心。

现在，我要认真讲述我们的衣食父母——许多优秀作者——对我的支持。

我拥有许多可以依靠的优秀作者，首先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作家出身。(www.xing528.com)

尽管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作家，发表出版过一些小说散文作品，只是偶有被同行称道、在文学评奖中获奖的作品，不多，可是，在整个80年代，毕竟与同时期许多作者有过交往，成了朋友。那时候的文坛，似乎作家们很有些同气相投的氛围。喜欢摆谱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牛气作家偶尔也有，可结果不过是给作家们添上一点谈资笑料。记得有一回开笔会，一位发了一些作品小有影响的作家跟大家说：“我这个人还比较平易近人的吧？”我们一时哑然，有反应快的作家立刻语带双关地应和道：“对对对，你还比较‘近人’的。”一个机锋，立刻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在文学圈子里出入，只要彼此都平易，慢慢就能相识相熟相交。那时候很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如王蒙、李国文、陆文夫、高晓声、玛拉沁夫、邓友梅、汪曾祺、雷达、古华、陈建功、昌耀、流沙河、沙鸥、晓雪、梁上泉等等，陆续有过交流，积累了一些人脉。尤其是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后转为鲁迅文学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首期作家班，与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结下了完全称得上深厚的同学情谊。同学遍布全国各省市区，也就可以说，全国各省市区的文学圈子里我都能找到有实力的作者。对于一个做文学出版的人，这实在是得天独厚了。

我一直感恩于命运安排我最后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且不说北京大学那时还有多位学术泰斗、文化大师健在，我的机缘不够，“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于是在燕园慕名而去读大师们的书，也算是一种私淑吧。就是给我们直接授课的老师，一个个名头都十分了得。袁行霈、乐黛云、严家炎、金开诚、严绍、李思孝、费振刚、谢冕、孙玉石、张钟、马振芳等诸位稍微年长的教授，正当身康体健、学问自成一家的年华，还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温儒敏、洪子诚、程郁缀、曹文轩等当时的中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如日中天。那时候我可真称得上如饥似渴地听老师们的所有课程，不管是爱听的还是不太爱听的，我都要听，要记录。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认真学习。因为有的同学忙着写小说，发作品，时不时就逃课，而我是不曾有过此等劣迹的。不仅不曾逃过课，我因为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还曾经在课后把全班同学留下来，专门讲过全勤到课的问题。面对一个个世事洞明、人生得意的青年作家，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世俗的道理：各位同学都能写作，都急于发表获奖作品，可是，毕竟咱们是在北大上学，总要顾及老师们的面子，何况总能学有所得，几十个同学只来十几个，大家都不好意思啦！再说，你去写作发作品拿稿费，我们在这里坚守听课，保住大家的面子，也不合适吧？同学们听我这么一说，只是一乐，课堂上人数从此也就多一点起来。

或许，正因为我比较老老实实上课，这才使得我从一个作家慢慢就变异成了一个出版人。实话说，当一个好作家，最要紧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灵感；而当一个出色的出版家，最要紧的则是对各种出版物内容具有基本把握的能力。我之所以后来在漓江出版社敢于主持大型套书“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的编辑出版业务，能够在人文社就古今中外的各种选题发表意见而不会被笑指外行，包括后来在中国出版集团能执掌“中国文库”的编选业务，实在还是承在北京大学念书听课所赐。

无须赘言，北大的老师们也就成为我后来十分放心依靠的一流作者。我这里所说的北大老师，可不仅仅指北大的授课老师，凡是北大的老师和与北大相关的老师都能很便捷地形成合作关系。北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安平秋和杨忠诸位教授，新闻传播学院的肖东发教授，信息管理系的王余光教授，等等，多年来几乎都是无条件地关照我，支持我的工作。

之所以有许多优秀作者支持我，还得益于我在出版界多年结下的作者缘。

早在漓江出版社时，我和社里同人们就十分重视做好作者工作。事实上，进京上任前我跟北京的许多作者已经成了朋友。漓江出版社远在桂林小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出了影响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业绩，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出版社的重要作者大都在北京、上海、广州。那时社会生活中还没有“北上广”的说法，可我们就是按照“北上广”的思路去做出版的。1990年我主持漓江出版社的大型套书“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的策划编写组织工作，经过瞬间犹豫，就断然决定走出广西一隅，到北京邀约学科一流名家担任各科分册主编，后来就有了冰心担任总主编，萧乾、叶水夫、袁行霈、黄宗江、叶至善、沈宗灵、李凌、王琦、宋维真等各学科一流专家出任分册主编的盛况，我也就与各位主编率领下的许多撰稿人从此相识。

漓江出版社的同事一直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广州、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高校，作为组稿的主要目标。多年下来，也就跟这些机构的一些优秀作者有了交谊。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社科院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们似乎最乐于与我们打交道。想来，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想必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是最早走出去的，因而最早具有开放的人生态度和合作精神。老一辈专家如叶水夫、施咸荣、吴元迈、李文俊、柳鸣九、叶廷芳、吕同六、黄宝生、吴岳添、石琴娥、石南征、盛宁、林一安、韩耀成、倪培耕、王逢振等，年轻一些的专家如陈众议、陆建德、李永平、刘文飞、张晓强等，每每见面，都如老朋友重逢。三国时期吴国老将程普曾对人讲，“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我一直觉得与外文所诸君交谊，就有饮美酒醇醪的快感。

我初到人文社，替我去寻租住房的不是出版社的同事部下，而是外文所的作者朋友们。我只是在电话里跟印度文学专家倪培耕谈起要租一套老房子暂住，这位上海口音很重、说话语速很快的老大哥就说要替我去打听房源。我是将信将疑。他当时还有一点脑梗后遗症，走路一瘸一瘸的。我相信他的热心，却不敢奢望他的行动能力。可是，不曾想，他很快就找到了房源，价格也很合适。一问，房主竟然还是外文所的，是所里图书室的一位老师。他很轻松地告诉我，他到处打听房源，所里就有人告诉他这条线索。于是，从1999年5月起，我就在劲松九区902号楼一个小三居旧房子里整整住了一年半。劲松九区院子很小，就两栋塔楼，可却是文学研究界藏龙卧虎的地方。我租住的902楼里有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和英美文学专家朱虹等，另一栋901楼里住着美国文学专家王逢振，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何西来、杨匡汉、刘福春等，我们不时在院子里碰面，相逢一笑，甚是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