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50周年社庆：畅谈半个世纪的出版征程

随着围绕人文社品牌打造的一系列举措相继实施，2001年的50年社庆筹备也就水到渠成。

现在通常能见到的社庆活动做法，那时人文社大体也差不多，例如制作《人民文学出版社50周年纪念册》，纪念册中收录人文社许多珍贵稀见的资料；编辑出版纪念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收录王蒙、李国文、陈忠实、冯骥才、王火等著名作家专门为人文社50年社庆写就的纪念文章；在几家行业大报刊登社庆书目广告；评选第二届“人民文学奖”，这是从社庆40年起每年一届的社内原创图书评选；还有就是设计制作一些纪念品。凡此种种，应当说并没有多么出新之处。出新的大概有两件事。一是我提出要搞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业50年图书版本展览，而且计划到人气最旺、地位最高的中国美术馆设展。管士光负责统筹社庆全部活动，对于展览更是非常投入。遗憾的是，孙顺临去联系后回来报告，中国美术馆2001年上半年展览档期全部排满。张福海建议到我们社庆大会举办地现代文学馆另寻地方设展，这样可以让参会的嘉宾会前会后顺带观展。“而且设在文学馆的展览价格就便宜多了。”负责联系展馆的人对我说。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乎花钱了，在中国美术馆设展将是出版界一件出彩的大事，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人文社曾经应邀到香港开办装帧设计展，是要记入史册的。可是，没有档期。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同意在现代文学馆开办这个展览。尽管那里不是观展旺地，可是，大凡去观展的人都对人文社50年的历史贡献表示敬佩。我陪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任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后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等领导同志观展，他们观看十分认真，多有深刻评点。窃以为他们说得最多也最深刻的话还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这话不虚！

人文社50年社庆会场

说实话，一家出版社，能够把自己几十年出版的代表性图书拿出来展示，本来就要有相当的自信，而展览中还敢于说新中国某一种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更要有经得起挑剔的实力。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这个自信和实力。我为能成为这样的出版社的一员并为她服务而骄傲、自豪！

我们的50周年社庆大会选择在现代文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那天，用“少长咸集”“胜友如云”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二位国家领导人的莅临自然给人文社带来支持和光荣，中宣部、中国作协、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莅临体现了上级的重视。最为引起大家强烈兴趣的是许多著名作家的到会，甚至是那些在政见上有分歧、文学上有抵触的一些中老年作家，个个名头响亮，平素老死不相往来，这时却都聚集于此。我们则是来的都是客，都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接待起来忙得不亦乐乎、不亦谨慎乎，尽量不把彼此不对付的老哥们往一堆里凑。社科院文学所一位研究人员（恕不说出名号了）悄声对我说：“怎么都来了？也就是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有这个号召力。”

我当然是咧嘴一笑。这就是我为出版社传统做的一个概括“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办大社就得有这个气度和格局。

那天到会的绝大多数是作家诗人评论家，至少有150多人，记者也有40多人。真可谓济济一堂。

一时间我有点儿得意。

可是，会上还是发生了两件事，事后我有些反思，告诫自己以后不敢太得意了。

第一件事是重要嘉宾的座次问题。因为现代文学馆的主席台太小，留出讲台后，只坐得下七位领导和一位嘉宾王蒙，怎么挤也挤不下第九个人了。之所以安排王蒙，既有他的身份考虑，最主要的是他要代表作家发言，总不能让王蒙老先生从会场下走上主席台来发言吧？除此之外，其他一些重要嘉宾只好委屈他们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我十分尊敬的李国文老师也只能坐在第三排。我这个社长心里忐忑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了。果然，会议刚准备开始，坐在一排中间的一位我们打小读书就非常敬佩的重要嘉宾作家就告诉我，他老人家一会还有事，要先走。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您是老领导、大作家，论级别、论影响是应当上去坐在主席台，可是，地方就这么大，没办法啦，得罪啦。如果我这么一说，岂不是要激怒老人家吗。我什么也不能说了。我只能一面诺诺答应，一面感谢他能来一下都是我们的荣幸；一面暗暗叫苦，一面解释我在主席台发言没法下来陪送，再三叮嘱我们的人负责陪送。后来，主持大会的管士光刚把到会领导和重要嘉宾介绍完毕，这位重要嘉宾便缓缓起身，拄着拐杖，由我们的人陪护着离开会场。那个时间，正是与会人员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刻，会场又不大，等于众人一齐行注目礼。我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是一个懒办法——暂时不去想这事。下面就是我的主旨发言，不能走神的。(www.xing528.com)

高贤均抱病参加社庆活动

不用说，人文社这个社庆大会花絮很快成为文学界那几天的一个谈资。有人认为我惹麻烦了，有人认为老聂非左非右，无门无派，不用管那么多；也有人认为嘉宾大可不必这么早离会；还有人认为谁应当不坐上去而让位于这位重要嘉宾，议论纷纷，不一而足。当天晚上连续接到好几个电话，大有闯祸之势。文坛上不少人从来就喜欢有事，甚至有点儿看热闹怕事儿不大的心态。

议论对于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把这个铃铛解下来。倘若上了年纪的重要嘉宾确有不快，作为大会主人，尽力消解一下也是好的。社庆大会后，隔日，我即让总编室联系这位重要嘉宾，请老人家安排时间，社长和社领导要登门拜望他。不一会儿就回了话，老人家表示欢迎，上午就可以来。于是我和副总编辑刘玉山（他和老人家熟稔）领着编辑室主任等前往拜望。拜望的谈话非常和谐友好，大家都不谈社庆大会，只谈新社长一直想来拜望请教，我当然还要若无其事地感谢老人家这么忙还能拨冗莅临会场。老人家当然有着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绝不跟我谈会议，而是特别认真地询问我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哈，我猜老人家的意思是说，不要紧，我知道你小子是新来的，不怪你——也许是我多心，人家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弯弯绕，不过是一番人之常情的关心。总之这次拜望也算是为社庆弥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我们还留下了一些合影。用新闻语言来说：拜望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想到文坛议论正热，我俩已经合影，不觉莞尔。

第二件事是会场上发生了一个设备事故，差一点闹出大事来。

这个设备事故我一无所知，是全部活动结束时，会场总负责管士光悄悄告诉我，就在临近开会时，主席台上正中心位置上方一盏顶灯突然爆炸，许多灯泡碎片撒落在王光英副委员长的座位上。他说，好在你们晚进来几分钟，要不然，领导坐在座位上，可就不得了啦。

怎么会有如此惊险的事情！我真正倒吸了一口凉气，接着便连声庆幸上天保佑。

那天大会开始前，我在贵宾室里陪领导们说话等候。原先计划是距离正式开会三分钟时我陪同领导和嘉宾步入会场。可是那天在贵宾室里领导和嘉宾们相谈甚欢，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同志与桂晓风副署长的父亲是早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同班同学，桂晓风自然要提到这事，在座的都表示惊奇。晓风本就健谈，就这个话题与朱光亚好一阵激动对话——应当说桂晓风很具激情，而朱光亚也很开心，大家在一旁纷纷发表点评，甚至于有人遥想西南联大一时多少豪杰，如此这般，时间就耽搁了。待到我再次邀请大家前往会场时，主席台那厢惊险已经过去，一切处理停当。

我对管士光感叹，如果按时到主席台，我这个社长可就完蛋了。士光说，老聂你是有福之人。我眼泪都要淌出来了。我说，还是人文社有福，要不这个会都没法开了。

2001年3月28日是人文社有福的日子，为此，后来社务会决定把3月28日确定为社庆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