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终于展开

我刚上任，就好几回接到过社里老编辑关于修订《鲁迅全集》的建议，老编辑王仰晨、张小鼎等甚至分别给我写信，指出1981年版本存在的问题，激烈陈述修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问负责现代文学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李文兵，他说是有修订的必要，只是因为现在1981年版还能卖，一旦修订就会影响到这一版《鲁迅全集》的销售。

我知道李文兵老先生的意见是务实的，可我觉得终归心里有所不安，明明知道版本存在不少问题，却为了销售，还是硬着头皮出售给读者，到底有些于心不忍。每每想到这套书中已然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还不能立刻修订重版，我的心里就有愧意萦绕，就着急，就无奈。

我知道，修订《鲁迅全集》不能久拖不决。可是，1999年社里囊中羞涩，无钱投入；2000年出现转机，可大码洋的《鲁迅全集》销售还不敢停下来。

终于，2001年，修订工作条件基本具备。首先是社里经济效益上了台阶，有资金投入这项工程，再就是终于有合适的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合适的人就是刘玉山。2000年8月刘玉山出任副总编辑，他原是中宣部文艺局老资格的副局长，调到人文社任正局级副总编辑。我请他主持全社编辑工作，相当于常务副总编辑。刘玉山是“文革”前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文革”后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研究生，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凑巧的是，他曾经参与过《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一些工作，对鲁迅的作品自然有相当的研究，而对鲁迅研究界人士也有一定的熟识，他来主抓《鲁迅全集》的修订是合适人选。

《鲁迅全集》修订工作计划得到了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和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吴尚之的支持，中宣部和总署很快就批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召开修订工作座谈会。会前的筹备工作自然是紧锣密鼓，刘玉山带着现代文学编辑室王海波主任拉名单，设计修订工作机构。好在1981年版的主要参与者陈早春、李文兵二位领导刚刚退离领导岗位，还没有离开出版社，自然要很大程度上参与到筹备工作的意见中来。此外，1981年版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还健在，而且大都还有学术活动，这就有了这次修订工作的主要班底。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以来，在20年的时间里，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新的成果，与之同时，研究界有了一批新人，这些新人也是这次修订工作需要吸纳进来的新生力量。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修订工作座谈会与会人员的基本名单。记得其中有严家炎、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林非、杨义、张梦阳、张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伯海（中国期刊协会），王景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王士菁、李允经、王得后、陈漱渝、王世家、张杰（北京鲁迅博物馆）；还有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福康、上海鲁迅博物馆的王锡荣、复旦大学的丁锡根、厦门大学的庄钟庆和应锦襄、武汉大学的易竹贤和孙党伯、南开大学的张菊香和张铁荣、吉林大学的郝长海、广州鲁迅纪念馆的张竞、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裘士雄，等等。记得孙郁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的身份还是《北京日报》的文艺部编辑，后来他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有一位来自天津市财政科研所的年轻人，叫作刘运峰，他在财政科研之外研究鲁迅，用心搜集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印成了一大本，成为会上颇受关注的一位新人。他现在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我成了好朋友。

人文社1970年代的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老人，陈早春老社长、李文兵老副总编辑、王仰晨老编审以及最积极建议开展修订工作的张小鼎编审，还有现代文学编辑室的罗君策、王海波、岳洪治、郭娟诸位资深编辑，他们的到会使得出版社与鲁迅研究界专家们的关系更为融洽。

1958年版《鲁迅全集》（10卷）

《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是2001年6月12日召开，地点在北京香山八大处的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出席开幕会并讲话。石署长出任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足以表示上级的重视。修订工作还成立了一个编辑工作委员会，邀请中宣部老领导林默涵担任主任，林非、陈漱渝和我任副主任。可是，林默涵先生的家属代林老请假，后来又传来林老表示他年事已高，不能接受主任一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全部编选注释工作当时就是在胡乔木和他领导下进行的，现在我们的修订刚刚启动，就被老人家婉拒，不免有点儿扫兴。为了不让与会者情绪受到影响，我叮嘱刘玉山，这个情况要秘而不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去拜访默涵老再行恳请。(www.xing528.com)

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

2005年版《鲁迅全集》（18卷）

会议确实没有因为默涵老婉拒到会和任职受到影响。尽管不少老专家时不时会回忆起1970年代编注《鲁迅全集》时的情景，回忆到默涵老工作的状态，甚至还有回忆起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过问检查这项工作的点点滴滴，但毕竟时过境迁，大家更需要商讨在新世纪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做好这项工作。会议发言一直都很热烈，多有真知灼见，也有一些激烈言论，但也都无伤大雅。譬如，说到注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有人举例说道：对邵洵美的注释，就明显不妥，注文就一句“邵洵美，唯美派诗人”，这就成了一个评价，不够客观，还不如注成“邵洵美，新月派诗人”，这样要客观些。有人立即插话，像这些已经为读者熟知的人物还有没有必要去注释，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会议开了三天，应当说是讨论得比较充分了，最后由我对各种意见做了一个原则性的回应。我的回应主要强调了修订工作的原则，一是有错必纠，二是坚持客观性。我说，要努力做好“我注六经”，不必看重“六经注我”，更不要在注释中妄加注者的个人政治、学术见解。刘玉山具体部署了各小组的工作。有志于参与修订工作的各位专家做了分工，各自领了工作任务，高高兴兴，握别而去。

会后，我和刘玉山以及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王海波等还是按计划造访了林默涵家。默涵老确实是年事较高，精神不太振奋，不过神情还是清醒的，老人家还是坚定表示不能做这个主任。这么多年来，我们有过各种活动邀约一些老领导、老专家挂个顾问主任一类的虚衔，还从未遇到像默涵老如此坚辞的。我们很无奈，算是领教了。我也从心底里佩服老前辈的坚定性，心想：果然大家！

修订工作终于启动，我想自己现有的能力大概做到这里也就不错了，后续的事情应当由专门的人来做专门的事。刘玉山也就成了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我叮嘱他要注意发挥陈早春、李文兵以及张小鼎等真正的鲁迅研究专家的作用。其实，对于鲁迅著作出版这件大事，你不让老专家们发挥作用都不行。我跟刘玉山约定，除非有事关政治的大事，可以找我商量，该向有关上级请示的我可以出面，其他的由他全权负责处理。其实，想一想就知道，在鲁迅研究日益成熟的新世纪，尤其是在座谈会上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强调了“修订工作必须以1981年版本为工作底本，收文必须坚持准确性，不能确认的不选；注释必须注意客观性，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的释文不用”的原则，怎么会在全集修订时弄出什么政治上的大事来？过了几个月，我接到新的任务，参加筹备组建中国出版集团，慢慢地连社里的日常工作都交给了刘玉山主持，《鲁迅全集》修订工作也只是在进度上听听他的汇报，知道一切在按部就班进行。

前后忙碌四年，2005年版《鲁迅全集》终于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中国出版集团在改革开放成果汇报展上，把这套新版大书放在突出位置，引起了前来观展的中央领导刘云山同志的关注。我向他做了简短汇报，他很有兴致地在展台前驻足翻阅，表示赞许。2005年版《鲁迅全集》主要在收文、校勘、注释三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全集新增佚文24篇，佚信18封，《两地书》原信68封，以及《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10万字，共增加正文1卷和著译年表、索引1卷，由1981年版的16卷增加到18卷。尤其要提到的是，全集增加索引部分，这是中国学术出版与国际学术出版接轨之举。中国学术出版缺少索引，已经被国际学术界诟病多年，据说至今还没有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行业标准，实为遗憾，而新版《鲁迅全集》早在十多年前就自觉做到了。新版全集对旧版全集校订修改达1000处，特别是把旧版全集中一些“文革”痕迹做了处理，新增注释900余条。“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新版《鲁迅全集》的收文、校订和注释，最能体现20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因而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内容更加充实严谨，学术可靠性更强。单独看全集中某一处的修改，也许它很细微，甚至很琐碎，然而，倘若把若干细微处集合起来，就能看到修订工作呈现出来的是蔚为大观的气象，它体现了20多年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人文社作为中央指定的鲁迅先生全集唯一出版机构，终于在21世纪之初，奉献出属于新世纪的《鲁迅全集》。我在这项工作中，只是做了一点开头启动工作，刘玉山则是这项工作的主将。他带领王海波和现代文学编辑室同事们，做了大量烦琐细致而高质量的工作。玉山居功至伟。现代文学编辑室居功至伟。我衷心感谢他们。然而，大书功成，主将病倒，玉山不幸罹患肺癌，2007年即不治身亡，许多同事痛哭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