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谈过人文社策划组织“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评选和出版，也就采取了一次蛙跳战术。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年，又是20世纪百年，是人类纪年的第二个千年，一时间许多出版社组织了不少相关选题，而且已经形成热点。人文社原初并无相关打算，仓促启动，基本上没有胜算。迫于无奈，我们祭出来的法宝就是蛙跳战术，跳到前面去做了一个世纪评选，取得了意外的影响力和效益。
我在人文社，怎么就想到蛙跳战术了呢？
说的是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
我国新时期外国文学出版曾经有过“三足鼎立”的说法。起初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三家，后来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三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自然是外国文学出版的老牌名社，人文社有一个副牌出版社就叫作外国文学出版社，足见外国文学出版在人文社的地位和分量。20世纪80年代，漓江出版社以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爆得大名，一度与上述两家老牌名社三足而立。到了90年代下半期，漓江出版社忽然改变经营思路，基本退出外国文学出版第一方阵；译林出版社则大规模崛起，取代了漓江出版社在外国文学出版界的地位。
也许是因为我的作家出身，和80年代许多中青年作家一样，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也许是因为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过，对漓江社当时的辉煌记忆很深，我到人文社后，外国文学出版自然就成为我最急于振兴的业务之一。
可是，到人文社后，我发觉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业务处境相当艰难。首先，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出版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先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联合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时，双方做过一次语种分工，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工出版英美部分，人文社分工出版德法俄及西葡拉美诸语种部分，看起来语种居多数，可是，曾几何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英美当代文学翻译作品在我国图书市场逐渐成为抢手货。特别是自1992年10月我国正式成为伯尔尼公约组织和世界版权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之后，上海译文社占得先机，拿到了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等著名作家的全部作品版权，因而获得了比较强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而译林出版社，由于该社在江苏省中小学英语教材业务开发上取得成功，已经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外国当代文学新作品版权购进方面，其专业性眼光和竞购实力几乎无人能敌，现在，译林社购进的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版权的总量在全国雄踞第一。本来，人文社是一个综合大社，各方面都要用钱，难得拿出足够的资金购买国际版权，渐渐就落于吃老本的尴尬境地，主要做的就是整理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巴尔扎克全集》《雨果文集》《歌德文集》《席勒文集》《肖洛霍夫文集》等。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版权已经进入共有领域，不少出版社也都在组织新的译本，对人文社形成很大威胁。我对出版社的编辑说，没有能力推出外国当代文学新作，获得一批独家版权，咱们人文社就要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出局。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外国文学编辑感到很委屈，外文部主任仝保民跟我说：我们也了解外国文学出版的新进展，我们当然希望多买些优质版权，可是，买版权，社里出得起钱吗？
人文社没钱，全社员工似乎都知道，谁也不敢拍胸脯让放手去买。或者，外国文学编辑们看我新官上任、意气风发的样子，是不是希望我头脑一热就夸下海口大买版权，也未必没有这个因素。我在社里大会上曾经说过，不要总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外国文学也好，中国文学也好，只要有好作品，经过论证认为花大价钱值得，没钱就去找钱，再不济就去银行贷款。敢于并且善于运用金融资金，几乎是所有规模发展企业的不二法门，我们出版社为什么不能做？说是这么说，可是，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可不是说说就可以的。
事实上，我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走一走，在外国文学图书专柜前浏览一下，就知道，在当代外国文学出版品种数量上，译林社已经遥遥领先，上海译文社也还差强人意，人文社在这方面落后已经不是一点两点，而是严重落后了。
我当然很是着急，于是向长期分管外国文学出版业务的任吉生副总编辑请教。任吉生年长于我，温文尔雅的。我称她为任老师，可每称一次，她必谦虚地纠正我一回。不过我觉得这个称呼是合适的，所以一直称呼到现在。她是“文革”前的英语系大学生，是知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编辑家、翻译家。1990年代初，美国当代小说《廊桥遗梦》中文简体本版权就是她主持引进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资中筠。由于电影的上映，此书人文社最后印刷好像有40万册。我问任老师，社里加大投入，能否再创引进《廊桥遗梦》的辉煌。或者说，当时我的思路是，通过引进重点品种，实施重点突破，重振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
任吉生老师说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人文社多年没有参与国际版权交易活动，在外国文学重点品种的版权竞争中，恐怕在投入、人才和影响力这些方面很难争得过译林社和上海译文社。
任老师的人文修养很好，为人甚是实在，她的这一判断当然是实事求是的，尽管我有被泼了冷水的感觉。
但是，我决计要为重振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找到一个办法，这个决心不会放弃。我有一个做事信条，那就是：要做成事情，一定要找到办法！无论是好办法还是赖办法，总之不能没办法。
平时，每当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我往往会不停地翻看各种报纸杂志，漫无目的地翻阅，事实上也就是寻寻觅觅，有时居然也能从乱七八糟的阅读浏览中突然得到某种启发。鬼使神差，一天，忽然在一本杂志里读到了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争中运用“蛙跳战术”的故事，我心中顿时一热，重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的雄风，为什么不可以做一番“蛙跳”呢！怎么“蛙跳”？我们可以跳到外国文学版权引进的前端，采取每一年度先评选，再引进出版的办法，也就是评选出重点品种，还是重点突破的战略。时值世纪之初，评选可以称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做专业评选，单由人文社自己来做显然不合适，也缺乏第三方的公正性，最好邀约设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评选。(www.xing528.com)
我很激动。我为忽然之间获得的灵感激动万分。2000年8月，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年会，社科院外文所不少研究人员出席，我也应邀参加。会上我找到社科院外文所刘文飞研究员。他是一位学养深、见识广、有活力的俄罗斯文学专家。他说话的语速不紧不慢，很少有夸张的声调，显得既有主见又能沉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征求意见的朋友。那段时间我们交往比较密切，我要先听听他的意见，也想跟他探讨跟外国文学学会合作的可行性。文飞兄听我大概说了创意，当即做出积极的回应，认为这个评选会很有意思，甚至会影响到外国的文学界和出版界。至于跟外国文学学会合作，他认为应当没有问题，这就相当于跟国家最权威的外国文学研究专业组织合作啦。他建议我听听副所长陈众议博士的意见。众议兄兼任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只要众议兄认为可以合作，会长黄宝生同意的可能性就很大。
众议兄也是老朋友了。他是西班牙文学专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年轻有为的领军人才，在汉语写作方面也有突出成绩，在外国文学界和当代文学创作界都有着很好的人望。我们之间也有着不错的交谊。早在任漓江出版社社长时期，我到北京公干，他也常常参加我邀集的聚会。随着时间推移，十余年后，现在我们更是成了可以做深度交流的好友。我在会议间歇时把这个创意跟众议兄说了。他的反应尤为积极，他说，聂社长，你这个创意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呵！他认为黄宝生会长会同意合作的。他说，到时候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就说，我们支持你。
黄宝生会长果然欣然同意合作，人文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双方很快就形成了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邀约美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学会、德语文学学会、法语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学会等专业组织参与这项活动，联合组织评选“21世纪外国文学年度最佳小说”。我们计划每年度评选上一年度各语种最佳长篇小说，一般总量为5—7种，然后由人文社翻译出版。也就是说，只要各学会真正发挥专业作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将引进翻译出版若干种各国年度一流作品。
可以说，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采取“蛙跳战术”，极大可能站到当代外国文学出版的专业高地上。
从2001年起，“21世纪外国文学年度最佳小说”评选已经进行了16年，集腋成裘，“21世纪外国文学年度最佳小说丛书”已经包括了90部长篇小说，而且还在以每年5—7种的速度扩展。同时，这一评奖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国外有多家媒体报道这一评选新闻，其中最为看重这一评选的是俄罗斯文学界和新闻界。2002年俄罗斯作家协会副主席尤·波里亚科夫的作品入选，俄罗斯的《文学报》就做了重点报道；后来俄罗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作品入选，俄罗斯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对我们这个评选活动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报道，俄罗斯著名的《书评报》也曾经在头版头条报道过这项评选活动。
2011年12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1”颁奖大会，作者为俄罗斯获奖作家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颁奖
最鼓舞人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有两位法国作家，一位是勒·克莱齐奥，一位是莫里亚诺，他们的作品《乌拉尼亚》和《夜半撞车》先后获得了“21世纪外国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后来两人竟然先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我们的评选在前，他们获诺奖在后，这当然也就证明中国的外国文学评委会是颇具世界文学水准的。经过一开始的“蛙跳”和十多年来的跬步积累，我们可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学精品，维护住了自己外国文学出版的专业地位。
这一评选当然还有一些不足，我以为，最大的不足是缺少必要的经费，以至于一开始获奖作品没有奖金，后来虽然拉到一点赞助，开始从入选作品中再评出一个作品发给奖金，可奖金也还是微不足道。虽然有些国家文学奖奖金也很少，例如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奖金据说也就是100法郎，现在是10欧元，可是那个奖已经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作为后来的评选，也许稍微丰厚一点的奖金有利于增强吸引力和感召力。为此，我曾经幻想能找到一家大型企业来赞助，人文社也为此下了一点功夫，可是似乎没甚希望。为此我曾经在记者采访时发牢骚：现在有那么多企业办足球俱乐部，怎么就没有一家对文学感兴趣呢？中国如果能创办一个外国文学奖，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其作用可想而知。
这一番话其实也不只是牢骚，我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抱负和希望。请大家读一读我为这项评选撰写的宣言，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套丛书的价值：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21世纪才刚刚开始，这套丛书还在持续评选和出版，人文社的这个蛙跳究竟能跳得多高，还要拭目以待。我作为“始作俑者”和总评委主任，自然是决不言累、决不言退，可是，多么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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