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中的蛙跳战术及其影响力

什么是蛙跳战术？

我们在春天、夏日的荷塘边，有时候会看到青蛙灵活地在荷叶上跳跃前进，捕食最心仪的猎物，可以称之为“蛙跳捕食”。把“蛙跳捕食”用到战争中，在层层设防的敌阵中，攻击部队超越前线直入腹地，夺占中心要点，军事上就称之为蛙跳战术。蛙跳战术最早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1943年，太平洋战争陷入了胶着状态：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开始反攻，日军则负隅顽抗，南太平洋上岛屿星罗棋布，双方逐岛争夺，战争推进异常艰难。为了加快战争进程，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一线平推的传统战法，不再打逐岛争夺战，而是跳跃前进、越岛攻击，一是攻取日军战略纵深中守备较弱的岛屿，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占日军的中心给养岛屿，得手以后再以此为支撑继续开展进攻。这样一来，许多零星岛屿迎刃而解，从而使战争的进程大大加快，仅用半年多时间即突破了日军的内防圈，取得了南太平洋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蛙跳战术与出版业有什么关系呢？

说起来，出版业中采取蛙跳战术还大有人在。

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出版业，有两个非常受人关注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中华书局则要晚得多，是1912年元旦。可以说，中华书局成立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名满天下，商务版的新式学堂国文教科书已经占到全国教科书五分之四的市场份额，《世界文库》激动人心，《新字典》开始普及。而中华书局才刚刚挂牌，他的掌门人只不过是从商务印书馆脱离出来的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的陆费逵，是一位年方25岁的青年才俊。他要脱离在辛亥革命中偏于保守的商务印书馆是早有端倪，可是他创立的中华书局竟然成为商务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

其实，陆费逵实行的竞争战术大多数就是蛙跳战术。

陆费逵要做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就先去占领制高点，从制造舆论开始。那时民国政府刚刚建立，可是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连很多为国民革命鏖战拼搏的仁人志士一时也莫衷一是。这时候，有一篇文章发表在《申报》的显赫位置上：“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这就是陆费逵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在宣言书中，陆费逵宣布自己半载以来和同志编辑的教科书，小学已经初成，中学师范正在进行。(www.xing528.com)

果然，民国政府成立后立即把新教科书编写提上日程。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是老商务人，却也必须从国家大局出发，对陆费逵的宣言书表态赞成，委托中华书局陆费逵和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二人共同起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其中包括新课本大纲。新课本大纲由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通令全国执行。

商务印书馆由于对辛亥革命的形势判断明显不足，因而行动迟缓，仓库里存放的教科书内容上不符合共和思想，绝无可能发行，按照新课本大纲编写的新教科书直到1912年五六月才编好，匆忙应变，商机已失。这个时候中华版《中华教科书》早就进入春季开学的中小学课堂。《中华教科书》由于内容适合当时的共和政体而大受欢迎。民国初年，《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达到了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无隔宿之书的地步。陆费逵新编的《中华教科书》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华书局在创办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它是时代的产物，却也是竞争特别是蛙跳战术的产物。陆费逵一上来就选择商务印书馆作为竞争对手。商务出《新字典》，中华就推《中华大字典》；商务出《辞源》，中华就推《辞海》；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我则创办《大中华》《中华教育界》。

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辞源》，中华书局也启动《辞海》编纂工作。请注意，中华书局编纂《辞海》，可不是照着《辞源》来做山寨版。就像前些时候，有一些辞书、工具书“大王”，大搞山寨工程，最后被人告到法庭。中华书局可是另辟蹊径，争取后来者居上。《辞源》的主要特色侧重古汉语词语的溯源及演变，注音加注反切，既反映出现代音又反映出中古音，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辞海》的主要特色却是介绍一般语词和现代百科语词的基本知识，满足当时社会思想启蒙需要，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读者。《辞源》重古，《辞海》厚今；《辞源》专深，《辞海》广博，各自适应了不同读者的要求。这也就是两部辞书的魅力所在。尽管时间上《辞海》晚于《辞源》许多，可上市后备受认可。当时有评论说：“这部参考书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都说得上是后来居上。……要是给一般人通俗的参考而论，《辞海》的确可以说是现在通行的字典或词典中最完善的一部。”直到现在，《辞源》和《辞海》都还是最具权威地位的两部辞书，各自发挥着不同特色的作用。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编选校勘影印，陆费逵就主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的出版，这样一来是不是重复出版呢？不是。陆费逵是跳到前面去做自己的书。《四部丛刊》注重版本，那么，《四部备要》就注重实用。譬如，《四部丛刊》缺少多部《十三经》的注疏本，《四部备要》就基本上囊括了《十三经》的重要注疏，给学者研究国学带来极大的便利。这是《备要》注重实用的表现。譬如，《四部丛刊》没有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而黄宗羲因《明儒学案》被梁启超认为是中国研究学术史第一人，《宋元学案》是清代史学之光，《四部备要》就选入。又譬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当时第一个挂出“汉学”二字招牌的学术著作，传布最广，影响最大，《四部丛刊》也没有选，《四部备要》也选了。关于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举不胜举。我这里不是说《四部丛刊》质量不好，而是前后二者各有所长。前面张元济强调的是选入版本精准，为此难免在选目上顾此失彼；而陆费逵在后面编选校勘《四部备要》，理当可以做得更好。对于这两部大型古籍丛书的价值，海内外久有定评，认为各有所长，不可或缺。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确实是筚路蓝缕的开创者，而中华书局的基本策略则是发扬光大的跟进者，而且跟进速度之快，几乎就是蛙跳一般敏捷，而且有更胜前者一筹的地方。跟进也是一种竞争，不能是跟风和跟潮，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与超越，最好有蛙跳之功。开创者要有眼光，跟进竞争也要有眼光，后者的眼光更要独特一些，要善于发现选择适当的跟进目标，出版操作要更敏捷，更富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