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畅销书《哈利·波特》,我想无须再作介绍。由于《哈利·波特》的出现,改变了美国大众出版社市场排位的传统格局,在数十个国家也都获得了突出的业绩,因而被称为超级畅销书。同样,《哈利·波特》也改变了我国少儿图书零售市场份额分布的格局。2002年9月我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岗位之前,《哈利·波特》(1—4)中文简体字版占据开卷的少儿销售榜首位的位置已经达21个月之久,市场销售了118万套平装本,7万套精装本。按照国际通行统计办法,总册数为500万册,码洋达1.5亿多元人民币。《哈利·波特》2001年获得了第五届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哈利·波特》全套7册出齐,到2014年总印数超过2100万册,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根据官方统计,自2001年起,我国少儿出版行业销售总额开始形成两位数的增长,此后一直持续增长,那么,2001年正是《哈利·波特》开始热卖的时间,我们可以说,以《哈利·波特》为代表的一批少儿图书的畅销为此是做出了贡献的。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哈利·波特》是怎么得来的?因为据媒体报道,曾经围绕《哈利·波特》,国内出版业有过版权大战。关于引进版项目的开发,一般也是要从这里谈起。
我注意到,不少媒体在分析介绍《哈利·波特》这个成功案例时,说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宣传推广得法,业内朋友向我们探询成功秘诀时,也更多的是想了解开发和营销的手段。这些主要属于技术层面的情况,尽管也很重要,然而仅此似乎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从事物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和经营的整体性原则来考察这一事物的全过程。在项目确立过程中,除了版权引进的技术手段之外,出版社的经营思路、经营策略、经营目标、思维方法与《哈利·波特》的成功具有哪些因果关系呢?我以为这些情况也要研究一下,因为这当中具有比较内在意义的因果关系。
下面我要从五个方面来谈《哈利·波特》是怎么得来的。
首先,我要说,《哈利·波特》是从出版社调整后的经营思路里来的。
上一章我讲到在出版社力主成立教材出版中心和少儿读物编辑室的前因后果,这里就不再赘述。事实上,从整个出版社经营思路上我已经逐步做了调整,后来,在2001年庆祝出版社建社50周年时,我把这个调整归纳成这样一段话:
挺拔主业,优化结构,强化品牌,丰富品种,加大市场覆盖面,争取更大双效。
看起来平平淡淡几十个字,可是对于一个新社长,每一句话都是要落到实处的,其实并不容易。
当时对少儿文学读物,我是下了大决心要去开发的。少儿文学应当是文学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个市场很大,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在中国做父母的,不管自己再怎么舍不得花钱也愿意掏钱给孩子买书。当然我这里不是鼓吹大家都去做少儿出版,大凡成功者不仅要审时度势,还要量力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5年以前一直是有少儿文学出版业务的,后来也或多或少零星做了一些,有一些编辑方面的基础。当然,过去我们也就是捎带着做,谈不上有什么整体开发、营销策划,这类选题并没有纳入出版社的经营结构里来。在我到任后召开的第一次生产经营会议上,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王瑞琴提出,他们有一套“世界儿童文学丛书”选题,1998年出版了第一辑,现在第二辑编好了,是否出版请社里决定。我当即就拍板,不仅要出,而且要快出、出好,要出版部、发行部作为重点项目,保证“六一”节前上市,同时还要求策划室组织好宣传,要从人文社的译本质量可靠这个角度去做宣传。可以说,在第一次生产经营会上,我就有了要把少儿图书作为出版社重要部分来组织生产和经营的打算。有打算与没有打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经营一本书和出版一本书是不一样的。有了打算,就有了成立少儿读物编辑室的想法。有了少儿读物编辑室,这才比较容易顺着这个路径去发现、注意、把握、抓住那个戴眼镜的英国小男孩“哈利·波特”。(www.xing528.com)
第二,《哈利·波特》是从出版社确定的经营策略中来的。
确定了新的经营思路,还需要制定有效的经营策略。前者比较宏观,是确定做什么;后者比较具体,是研究怎么做,是层次不同的两个问题,都十分重要。我第一次主持生产经营会,就强调要“突出重点”。我说,社里一年几百种新书,几千种动销品种,平均用力一定不行。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那么快,这当中自然有各种原因,其中突出重点的重要策略也是重要原因,“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打好重点战役,由于集中优势兵力,使得整体实力不如敌方的解放军在局部战场上实力胜过敌方。商场如战场。出版社也要按这个策略去安排生产营销,生产经营也不能平均用力,必须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当时我明确要突出抓好年度重点项目和月度重点品种,《哈利·波特》就是人文社2000年度和2001年度的重点项目,全社在各个方面对这个重点项目给予了重点投入和支持。有编辑为此有意见,对我说:“我老没有引起你社长重视岂不是等死?”我说:“那就想办法引起我和大家的重视,这也是你的责任和成功的必由之路。”
第三,《哈利·波特》是出版社对少儿读物出版组织落实之后得来的。
有了科学的经营思路,有了明智的经营策略,还得有可靠的组织落实,否则还是可能纸上谈兵;或者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下,甚至是空谈误国。前面说过,我打算成立少儿读物编辑室,一开始遭到不小的反对,有人为此还给上级写举报信,说我增加部门违反了精简机构的原则。有些社领导在私底下也劝我,说不如哪个编辑室有少儿选题做就是了,不必成立专门的编辑室。我说这话说对一半,各个编辑室是可以适当做一些少儿书,但是必须有专业编辑室专门去做原创产品的开发和培育,否则又重蹈覆辙,落在汇编本的窠臼里。成立少儿读物编辑室,外文室副主任王瑞琴和青年编辑叶显林分别向我表示愿意来做,我说很好,你们前面做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已经有了基础,但是,在组建之前,你们必须找到一个原创重点项目,与编辑室捆绑面世。不久,王、叶二位来报告《哈利·波特》的信息,由此而启动了《哈利·波特》项目。这就说明,《哈利·波特》是在组织落实之后才运作起来的。
第四,《哈利·波特》是出版社通过资讯搜集得来的。
过去,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选题大体是以古典名著为主,由此形成了权威品牌,经久不衰,但同时也就造成了现代作品版权引进业务的不足,全社对版权方面的资讯重视也很不够。1999年起,我强调开展以资讯为基础的经营,要求加大资讯搜集的力度。许多编辑也都逐渐重视起了信息搜集工作。《哈利·波特》在国际上走红的信息就是王瑞琴、叶显林从网上和《中国图书商报》等报纸上搜集到的。他们非常及时地向我报告,我当即拍板,迅速地开始了版权引进的联系工作。
第五,《哈利·波特》是责任编辑通过艰苦谈判锲而不舍地引进来的。
这项工作出力最多的是少儿读物编辑室主任王瑞琴和编辑叶显林。他们最先注意到《哈利·波特》在世界很大范围里的成功。其后,在我和分管领导高贤均的指导下,他们开始了漫长的版权引进谈判。谈判是很困难的,主要是情况不明,像三岔口。特别是版税率,最需要与对方周旋,很是要有一点坚强的意志和稳定的心态,因为对方只告诉你还有其他竞争者,却不把人家的出价透露给你。当然,即使知道了别人的出价我们也不会抬价,绝不搞恶性竞争、自相残杀。但是接近的价格水平线还是需要知道的,这样可以进行适度的价位调整。可是我们无从做到知己知彼,只好谨慎从事。在进行了一个来回的讨价还价后,《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的经纪人克里斯多弗·利特尔表示想了解出版社的情况。我说时机到了。我要王瑞琴重点介绍出版社在中国的文学出版地位。王瑞琴说,可惜我们在儿童文学出版方面成绩少了一些。我说不要紧,重点讲文学出版地位。为什么?因为我前不久在《参考消息》上读到转载的一篇文章,是欧美文学批评家批评《哈利·波特》文学性不足,只是一个通俗故事。那么,作家也许很不高兴呢。我们强调我们的文学性,强调我们是中国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社,还出版过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等著名英国大作家的作品,这样或许对作家J.K.罗琳很有些感召力。再有,还要强调我们出版社的规模,说我们有400多人。王瑞琴说,咱们不是200多人吗?我说离退休200多人不也是我们的人吗?王瑞琴心领神会。结果利特尔在电话里对我们的自我介绍不断地惊叹,连声请求给他发文字材料。这时我们感到有戏了,英国绅士是不会轻易惊叹和发出请求的。这样一来,他那就版税率再谈一回的建议我们也不再回应了,因为我们从网上知道,J.K.罗琳非常愿意与文学品牌社合作。我们一乐,说这指的岂不就是我们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利·波特》也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打造形成的文学品牌而来的。终于,历时8个多月的版权大战以我们从7家出版社中胜出而尘埃落定,《哈利·波特》终将由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承担起它在中国生存、成长的生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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