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而皇之融入教育出版

组建少儿编辑室的事情下一章再讲。这里先谈教材出版中心的组建。

要谈教材出版中心的组建，就得从文化读物编辑室讲起。

我到社之前，高贤均就谋划组建文化读物编辑室，真正组建起来也是我到社之后，后来证明这个编辑室的组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加大市场覆盖面发挥了作用。文化读物编辑室主任是王培元，一位满腔热血谈真理、浑身是劲做好书的编辑领军人才。我在他那里发现了一个很适合做教材出版中心主任的人，那就是李明生博士。那时候社里有博士学位的编辑就两位，他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弄教材的编辑有了博士身份，出入教育系统要方便得多。我到文化读物编辑室跟他们聊天，我随口问李博士：你们复旦在教育部也有不少人吧，他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回答说那是当然的。后来我们的项目在教育部得到支持不够的时候，我曾经埋怨他为什么不去找复旦的人帮忙，他说其实没几个。我说那你当时怎么说那是当然的。他一脸委屈地讪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要我去找人办事。

我相中李博士出任教材出版中心主任，说来有点儿意思。

成立教材出版中心这件事已经让一些同事心生疑窦，接着如果又选了一个不合适的人来做主任，先不去说事业做不成后果很严重，就是眼下的舆论上也过不去，大家对我决策的能力和品行会给出负面的评价。为此，我选擢部门主任时比较小心，事先想好了几个要点，除了对教育出版要有所了解或者有点儿路数之外，官迷的不要，花言巧语的不要，贬低他人的不要，过于争强好胜和过于胆怯的也都不要——争强好胜之人看起来勇敢，其实很可能会因鲁莽而坏事。亚里士多德说过：“勇敢是怯懦和鲁莽的中道，一个人过度好胜就变成了鲁莽，过度恐惧而畏缩不前就变成了怯懦。”看得出来，我当时一心想着找到一个老实稳重又能干的人，而老实稳重是重中之重。我都想好了，大不了以后我多往教育部跑动，但决不能给我惹祸。

我电话通知李博士到我办公室来谈话。李身高大约180公分，体态魁梧，皮肤微黑，一颗硕大的脑袋和宽阔的脑门。他如约而来，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手搭在身前的桌面上。我看他神色有点儿拘谨，就尽量轻松地以寒暄的方式开始谈话，我问他答，比较自然。我知道他一定明白这次谈话是关于教材出版中心主任人选的问题，因为社里早就有传言了，按说，他不应当太拘谨。可是，我忽然发现博士的一双手搭在桌上，有点儿不安地挪动，哦，在微微地颤抖，他是不是太紧张了？连这样一个会带来好消息的本单位领导的谈话都紧张，手抖得这么厉害，这可真是个老实人了！我心里想，行！这样的人可以放心。再往下，我更加放松语调，完全以闲聊的方式交换意见。他已经悄悄把手放到桌下，不让我看了，但可以想象，那两只出汗的手掌也许正绞在一起呢。一个小细节，促使我相中了李博士！

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博士是选对了的。不过，关于他谈话时发抖的手，那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双手，其实是他已经患上帕金森氏震颤。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大约十年后，他被迫到医院做了手术，据说已经止住了痛苦的震颤。

经过社里干部管理程序一系列考察研究，李明生担任了新成立的教材出版中心主任。我要求他一定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学语文课外辅导材料出版的业务上。李博士工作很是勤奋，不出多长时间，就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这些单位有了联系。接着就来向我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教育部基教司课程改革中心正在组织修改“九年义务教育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现在教学大纲已经改称“课程标准”），“大纲”规定中学期间中学生要完成30部文学名著的阅读。特别令人振奋的是现在30本阅读书目已经基本确定，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版的竟然有二十六本，而且其中有十本人文社拥有专有出版权。我几乎是喜出望外地喊了起来：马上组织这26本书重新包装统一出版。李博士吓了一跳，紧张地红着脸说是不是再等一下，等到正式公布了才做。我说不等了，现在就做，等到正式公布咱们书接着就上市啦。当时我们就商定，丛书名就叫“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这个书名后来随着课程标准代替教学大纲，从2003年起改为“中学语文新课标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www.xing528.com)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

那时教材出版中心的分管领导是副总编辑管士光，他也赞成在保密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这套丛书的编辑设计工作。我提出，不能把原来的单行本加上一个新封面就算完事，既然是面向中学生的，至少要在每一种名著前加上一篇导读文章，努力起到辅导阅读的作用。士光说立刻召开专项生产会，要召集相关编辑室的主任布置编辑工作。我说，要求各部门密切配合教材出版中心，力争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比较高的质量适时推出这套丛书。

我以为各相关编辑室听到信息，一定会备受鼓舞，努力配合，争取有很大斩获，也就放心到外地参加会议去了。结果，在外地接到士光的电话，说会议开得很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对于导语的组稿和全书发稿都会抓紧进行。可是，大家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建议由各个编辑室各自发稿，不必集中到教材出版中心统一发稿。士光请我考虑这样行不行。我当即很激动地说，不行！必须集中！——我是个敏感的人，尤其对我所做的决策贯彻落实情况十分敏感，我知道这样不好，弄不好会得罪人，可是为了做成事情，没有办法。当时我从这个建议里读出了我可爱的老主任们的一点点心机，他们未必愿意给教材出版中心助力，免不了想用一些习惯思维习惯做法来消解教材出版中心的作用——是的，我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伤到人了，而且还有一点诛心之论。人家并没有说不需要教材出版中心呀——我只能就事论事。我对管士光说，如果几个编辑室一旦出现步调不一致现象，这套丛书要想同时上市就会被耽搁；再有，教育出版的主要竞争力就在于服务，这套丛书更多的工作还在于后续的服务，我们准备首发3万套，可是其前景应当是10万套甚至几十万套，没有后续服务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落实到一个部门。我说，你去跟各编辑室讲清楚，每本图书所获利润分配全部归编辑室，教材出版中心不参与分配，他们的奖金由出版社另外安排。

士光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而且也关照到了编辑室的实际利益，表示立刻知会相关编辑室，一定坚持把书稿集中到教材出版中心。

其实，为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教材出版中心和各项相关部门配合得比较好。李博士尽管长得粗壮，可是说话声气却既不粗也不壮，一副很好合作的样子。他与古典文学编辑部商议，最后选入丛书的《红楼梦》，采用的是更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由俞平伯先生校点、启功先生作注的版本，放弃了出版社当时主推的冯其庸先生注释详尽更适合专业人士使用的版本。对《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中间那些难懂的古代典章制度、佛教用语、古代词语，编辑部都做了简要的注释，使中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小说内容和小说反映的历史。他与发行部在营销上反复磋商，决定每本书定价平均低于市场同类图书2到3元，这也是让中学生和家长们感到满意的地方，认为出版社没有把“课外阅读”变成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课外负担”。

后来我在会上对大家说，人文社要进入教育出版，否则难以致富；可是，决不能随随便便地进去，人文社有人文社的身份，有人文社的牌子，要进得堂而皇之，有脸有面，票子挣了，模样更要体面，“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多么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