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无教不富带来的甜蜜生活

进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有一个念头一直挂在心上，那就是出版业普遍流行的“无教不富”。早先我在漓江出版社做总编辑时，听到过这句话，不过当时也听到广西出版界老人们的评价，说是教育出版来钱快，旱涝保收，可是，比起为社会多出好书，教育社怎么能跟漓江出版社比？漓江出版社出的这些书那才叫出版，在书架上立得起来，存得下去。听到后面这种议论，又觉得快慰无比，于是，在漓江出版社里颇有点儿安贫乐道的感觉，甚至还有点对教育出版不以为然的感觉。可是，待我站到出版社社长的位置上，发现总是靠一本一本小说售卖来发展，不说社里难得有大的起色，就是员工也难于安贫乐道下去。年轻员工度过了几年理想期，开始娶妻生子，这就肩负起养育后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物价又如此飞涨，谁不指望年底社里能多发一点奖金呢？要我当社长，就得在教育出版上分到一杯羹。为此，我当面回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孙局长要我接任社长的决定：实在要我做，请出版局把区编中小学音乐教材交给以文艺出版为主要专业的漓江出版社。孙局长真是大人大量，稍稍踌躇，就说问题不大，答应回局里协调。后来还真的就把广西中小学音乐教材租型给了漓江出版社。第一年漓江出版社的销售收入顿时从上一年的1000多万元增长到3000多万元，第二年又增长到5000万元。如此一来，社里奖金自然就水涨船高，人人喜笑颜开，做好书大书的气魄愈发增大。

我是尝到过“无教不富”甜头的了。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心里一直琢磨这个事。但我不能对外说，生怕事情还没做，先惹得风言风语，说老聂想搞教辅。那个时候，在这些专业大社人的眼中，做教辅的不是书商就是低端小社。而我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先让大家看小了，这可不行。怎么办呢？在北京这些中央出版社，看起来地位高，可没有上级替我们协调教育出版这样的事情。何况当时出版业还在强调出版专业分工，专业分工里如果没有教育的，原则上还不让涉足教育。

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出版社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小学教材教辅，好像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在比较纯粹的编辑出版人眼里，这可是上不得台盘的事。可是在我这个主持着200多号在职员工、200多号离退休人员的出版社社长眼里，却是一个让人十分动心的事情。

怎么样才能在十分自尊自负的老牌文学出版社里做起教育出版来呢？

6月中旬，晚饭后看央视新闻，《新闻联播》报道中有一则重要新闻引起我的强烈兴趣。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6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实施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记得中央通知总共有26条，讲了许多一贯以来必须强调指出的内容，但让我牢牢记住的就是一条：向素质教育转变。

我意识到这个会议很重要，尤其是向素质教育转变可能会有大动作。这个新闻之后，我开始留意打听教育出版界变化的情况。不久，还是打听到一些重要信息，其中最让我惊诧的是，中小学教育出版原先有大批的中小学练习册，一直成为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的铁杆庄稼，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一律不得由学校集中采购，也不得进课堂。据说一些少儿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为此打算另起炉灶。

这就是说，教育出版正在大面积撤退。而撤退腾空的地盘，将面临新产品的填补。(www.xing528.com)

出版社要做教育，社里的老编辑们当然比较担心。他们担心我和某些小出版社社长一样，一旦做教育出版，往往就是跟书商合作，吃喝玩乐搞得有点儿不成样子，而社里的品牌往往会被糟蹋得很难看。有的老编辑忍不住悄悄问我，说老聂，咱们是不是也要搞教辅呵？咱们社做大学的课本还行，做小学一、二、三年级教辅材料，咱们可不懂呵。我笑了，放心，我不会去做舍近求远的事，教材出版中心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人民文学出版社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唐弢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书推广得更好。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过不了两天，又来问我，说是咱们会做中学教辅吗？我又笑了。我说，这么说吧，什么是教辅先要弄明白，做习题册咱们就算了，可是课外文学读物也是教育辅导读物呵，咱们总可以做吧？不要说中学咱们要做，小学也可以做嘛，没有说文学出版社不包括儿童文学吧。他们有点疑惑，但想想觉得我说得也对，只好无语，讪笑着不置可否地离去。

老牌出版社的编辑热爱社里既有品牌的态度总是令人感动的。

关于成立部门开发教育出版和少儿出版的风声在社里吹了两三个月，渐渐地，一开始就涌出来的那些疑问不再有人提了，看看时机已经成熟，我这才在社务会上正式提出这个议题。

一开始，社务会诸位不太理解我的想法，会议有点儿沉闷。这是正常现象。于是我坦诚地请放开讨论，权衡利弊。这时有的提出，教育图书和少儿图书可以做，原来社里一直也都在做，大学文科教材有《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欧洲文学简史》《西方文论》等，少儿图书有“外国儿童文学丛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丛书”等，好像没有必要集中起来做。有的表示担心，这样一来又要增加机构，增加处级干部岗位，连同前不久已经决定成立的文化读物编辑室，一下子又增加了三个处级部门。还有的干脆直入最后的问题，谁合适做主任——其实人事问题经常是一些人最关心的问题。我说了四条理由：一是如果仅仅是维护已有产品，分散做也行，可是我们要立足于新产品的开发，没有新产品就很难形成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分散做就不行；二是要开拓新产品，必须首先做到组织落实，责任明确，要有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情；三是现在要重点开发中小学教育市场，要按照教育市场的操作办法来做，加强教育筹备中的服务含量，现有的文学编辑室很难承担这项任务；四是关于新增部门扩大机构问题，与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无关，企业只要是为了生产发展，就不要担心。新增三个处级部门，听上去不得了，一个室主任就等于一个县委书记的级别呵，可是，做书的部门哪里管得上是什么级别！地方的出版社绝大多数只是处级，那里部门主任也就是科级，不是也一样编出好书来吗？难道读者还因为是处级编辑室编的书就特别喜爱吗？更不要说民营书业公司那里，连老板都没有级别，人家怎么活？其实，人家活得比咱们还要好。出版社要实行企业化管理，劳动用工就应当根据生产需要来安排，自己画地为牢，那可真是等死了。

我一番话说下来，看得出我的主意已定，一副不可动摇的样子，而不再像提议编写《百年中国文学图书提要》那样，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民主相貌。社务会不再有明确反对的声音了。自从担任漓江出版社社长以来，我就按着“凡事有经有权”的态度去做事，遇到要坚持的大事决不退让，而只要是无可无不可的一般事情就服从多数人意见。我后来曾经跟一些社长朋友说过感想：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作为一社之长，一些重要决策自己首先要拿定主意。如果因为有反对意见，我们就发扬民主，放弃自己的主意，听任多数人的七嘴八舌，表面上看你是一个好说话的一把手，可是极有可能为此失去了事业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工作上就要遭受损失，那么你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一把手，到那时候再去责怪别人不接受你的思路，影响了你的事业，也成了一种事后诸葛亮了。

在我的坚持下，社务会诸位也就从善如流，通过了新组建少儿编辑室和教材出版中心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