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被否决创意的优化方案

1999年6月中旬，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分，策划室编辑王晓到我办公室来，他简要地报告刚才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开会的情况：为迎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世纪之交，北京市新华书店西单图书大厦原先打算举办“百年中国文学图书展销”活动，邀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家中央级文艺出版社参与，最先邀约到人文社，发行部刘国辉提出必须联合主办，否则不好参与，现在已经改为由人文社牵头，联合各家与西单图书大厦联合举办。我们知道，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经常会举办各种图书销售活动，大厦正大门前几乎时时都有好几条大幅红布条幅从楼顶悬挂下来，让人觉得有气势、很热闹，而且表明大厦经常在举办有意义的活动。至于意义在哪里，一般人倒不一定去关注。可是，眼下西单图书大厦这个邀约对我很是触动。

这样一个具有主题意义的展销活动，为什么能触动到我呢？

因为，与新中国50年和世纪之交的出版活动，我自然会关注；可是，我到任后，发现社里并没有相关的出版项目或者活动的打算，作为一个文学大社，实在说不过去。这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心结。记得有一次我问贤均，为什么社里没有准备，他苦笑着对我说，从去年下半年盛传新社长要来，社里就安定不下来，第四季度也没有好好组织讨论选题，更不要说设计重点选题了。我不能埋怨什么。从一定意义上说，我的迟迟不能到任也是造成这个窘况的一个因素。

总之，人文社不能就此袖手而过新中国50年和人类百年乃至千年之交。

一个时时怀揣着有所作为念头的出版人，任何一个触动都可能激发他的一个创意。

我立刻想到，能不能就西单图书大厦提议的百年文学图书展销活动再做一些事情呢？我当即问王晓，我们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再做一点事情，要不然有点可惜了这个展销活动的创意，譬如，我们可以组织编写出版《百年中国文学图书提要》，放在展销活动上销售。王晓，这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一个颇具才情的爱画漫画的诗人，他用笑吟吟的表情倾听我的创意，让我增添了激情，愈发来劲。我当即把总编室主任招来，决定明天上午开一个选题策划会，社领导和各编辑室、营销部门的主任参加，讨论《百年中国文学图书提要》的选题，如果没有问题，立刻布置编写工作。王晓用笑吟吟的表情回应我的出版灵感和下达任务，让我好不开心。

直到次日上午开完会，编写出版《百年中国文学图书提要》的选题被否决了。尽管我力抒己见，大发宏论，一再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最具历史意义，是古老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先导和产物，极有回顾、展示和研究的必要，而人文社应当承担起这一回顾的任务，云云。关于这些宏论，谁也不会反驳，也不可能反驳。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从理论上跟领导争论的，那样会有很大风险，他们要反对就去反对实际要做的事情，说困难，说实际情况，这样就是惹得领导不快也招不来多大风险。关于编写《百年中国文学图书提要》，还是遭到会上多数人的反对，主要理由是时间太紧，写作任务太重，而且就在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还组织编写过《中国图书大辞典》，那些图书提要的写作已经弄得啧有烦言。我审时度势，接受了被否决的现实，悻悻然宣布散会。我看到王晓还是那副笑吟吟的表情，忽然恍然大悟，这只是他常态化的表情，通常情况下只是表示倾听但也不置可否的意思。后来多年的交往，更加证实了我的发现。而我起初误以为这是赞同乃至拥护的意思，得到了错误的鼓舞。

尽管是一社之长，偶有一些提议被下属投否决票，也应当从善如流，坦然接受。如果非要说一不二，颐指气使，以势压人，一两次也许奏效，可以顾及面子，也可能有所成功，可这样的共事环境不会长久安稳。

可是，新中国50年和人类百年之交啊，我们拿什么献给你呢？

这成了我的一个很大心结。

当然，1999年6月，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那就是我儿子聂天一的预产期是6月29日。我只能姑且放下工作，请假返回桂林，陪伴待产的太太。

儿子在桂林人民医院当业务院长的外公和妇科主任医师的外婆守护下如期顺利来到人世间。体重4.45公斤，身高55公分，这个巨大婴儿的降临，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幸福感。同时，我还觉着他会给我带来好运气。(www.xing528.com)

我是尽心尽力陪伴在太太和儿子左右。不过，由于有岳父母的全力照护，我的陪伴更多是一种感情抚慰。太太当然希望我陪她坐完月子，可对于我这个新任社长而言，缺位一个多月是难以想象的。其实，不出几天，我就开始琢磨起工作上的问题来。

刚刚被同事们否决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全世界都在为千年之交、百年之交亢奋不已，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甚至联合国都将举行各国元首的千年大会，我主持的出版社不能没有一点儿有价值的响动。百年文学图书展销也许算得上是一件事，可这毕竟缺少专业含量，或者说，对于我这个多年来泡在文学界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这个心结并没有因为儿子的降临解开。

但我相信儿子的降临会给我带来好运。

好运说来就来！

在守护他们母子那几天，闲暇时读报，忽然在《参考消息》报上读到转载的一则报道，让我怦然心动。转自香港的报道称，香港《亚洲周刊》评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该刊邀请海内外的14名评委投票，于1999年6月选出一百强。报道还附有一百强的名录。为便于诸位读者，这里特将名录抄录于下：

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张爱玲《传奇》、钱锺书《围城》、茅盾《子夜》、白先勇《台北人》、巴金《家》、萧红《呼兰河传》、刘鹗《老残游记》、巴金《寒夜》、鲁迅《彷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陈映真《将军族》、郁达夫《沉沦》、李劼人《死水微澜》、莫言《红高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阿城《棋王》、王文兴《家变》、韩少功《马桥词典》、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张爱玲《半生缘》、老舍《四世同堂》、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张恨水《啼笑因缘》、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金庸《射雕英雄传》、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金庸《鹿鼎记》、曾朴《孽海花》、赖和《惹事》、王祯和《嫁妆一牛车》、邓克保《异域》、唐浩明《曾国藩》、钟理和《原乡人》、陈忠实《白鹿原》、王安忆《长恨歌》、李永平《吉陵春秋》、王力雄《黄祸》、司马中原《狂风沙》、浩然《艳阳天》、穆时英《公墓》、李锐《旧址》、徐速《星星·月亮·太阳》、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杨绛《洗澡》、姜贵《旋风》、孙犁《荷花淀》、西西《我城》、汪曾祺《受戒》、朱西宁《铁浆》、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贾平凹《浮躁》、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徐枕亚《玉梨魂》、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林语堂《京华烟云》、叶圣陶《倪焕之》、许地山《春桃》、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王蓝《蓝与黑》、柔石《二月》、徐《风萧萧》、古华《芙蓉镇》、台静农《地之子》、林海音《城南旧事》、张炜《古船》、刘以鬯《酒徒》、鹿桥《未央歌》、张洁《沉重的翅膀》、师陀《果园城记》、戴厚英《人啊，人！ 》、王小波《黄金时代》、刘恒《狗日的粮食》、张系国《棋王》、黄凡《赖索》、苏童《妻妾成群》、李碧华《霸王别姬》、李昂《杀夫》、古龙《楚留香》、琼瑶《窗外》、苏伟贞《沉默之岛》、梁羽生《白发魔女传》、朱天心《古都》、陈若曦《尹县长》、张大春《四喜忧国》、亦舒《喜宝》、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施蛰存《将军底头》、倪匡《蓝血人》、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余华《活着》、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林斤澜《十年十癔》、无名氏《北极风情画》、二月河《雍正皇帝》。

百部世纪小说分别出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台湾小说占四分之一多，香港作家的作品占到10部，显然在比例上还有些值得商榷。可是，能够把鲁迅排在首位，还选上了一些革命小说，对于来自香港的评选，这也就难得了。

我之怦然心动，是因为发现了一个机会。这个评选显然仿效了欧美国家“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的评选，虽然有所不同，后者评选的全部是长篇小说，前者则是长篇小说和小说集。于是，我发现了一个机会：为什么单单评小说而冷落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作品呢？我在出版社曾经多次表达过一个态度，不能因为小说受普通大众读者欢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变成一个小说出版社，而应当坚守文学出版的使命，否则就成了商业出版而不是专业出版，为此，我用力赞扬过人文社坚持数年编辑出版“蓝星诗库”和《中华百年散文选》等品牌图书。现在好了！香港评选小说，我们完全可以评选百年来各类文学作品。一切机会都是方向，只是并不容易被我们发现。现在忽然之间就被我发现了。我激动难耐，立刻给在北京的高贤均、刘国辉、张福海打电话，说是打算以人文社的名义组织国内著名文学专家搞一次评选活动，评选20世纪100种优秀文学图书——强调文学图书，理由是出版界的评选，以书为单元顺理成章，也就避免了单篇作品太多太散而难以遴选的麻烦。高贤均朗声一笑，直说可以啊！我可以想得出贤均兄时带红晕的面庞正在放出红光。刘国辉和张福海当然也觉得是好主意，国辉说他会跟西单图书大厦领导联系，尽可能与展销活动配合好；福海则说是要评还得抓紧。

“蓝星诗库”

是得抓紧了。这项评选虽然是百年之交的评选，却也要在9月之前基本完成，因为国庆活动的高潮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既然是好事，就得办好。万般无奈，我只得忍痛告别还躺在床上休养的太太和尚懵然无知的稚子，拜托年迈的岳父母照料好我的娇妻幼子——他们的宝贝女儿和长外孙，当晚急速飞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