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角色：从副局长到生产队长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任一社之长，还是要抓生产经营，否则事情就算不上开头。

新社长巡游，修厕所了，整场地了，自行车棚动工了，如果不抓生产经营，这一切最大的可能就是玩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而只有同时投入生产经营，展示一点（不用太多，多也可能矫情）专业能力，一切才算得上完美。于是，上任后的第八个工作日，尽管社里还有不少人没认清，4月6日下午，我决定召开第一个生产经营会。

记得离开广西前，有至交友人约我喝酒，劝我不要离开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位子，提醒我：虽然你算是从副局长升到了正局级，可是你从当官的又变成了打工的啵，这不是又当回到生产队长去了咯！我说生产队长就生产队长啦，人民文学出版社恐怕还是蛮有点意思的。生产经营会前，我忽然想起这个桥段，心里暗暗好笑。

1999年头三个月即将过去，三个月来社里生产经营基本上处在半停顿状态，社里上上下下不免着急。生产经营会通知参加的人员早早就来到了会议室。这次生产经营会议参会人员有些特点，除了生产经营部门和编辑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外，我还要求，只要有图书急着付印的责任编辑也都要来参加，要求他们陈述自己所负责图书情况并参与讨论决策。

社领导班子大多数是编辑出身，对生产经营比较陌生，因而暂时还得由我来主抓生产经营。这对于我不是什么难事，在漓江出版社做社长时我就直接主抓这一摊。我打算在社里实行扁平化管理，作为社长更多介入到重点产品的生产经营中来，所以要更多的编辑人员直接介入最后的生产经营。(www.xing528.com)

那天的会议有点儿别开生面。因为有新社长与大家直接面对面交流，自然有点儿新意；又由于要一些编辑人员直接陈述自己需要付印的图书，他们得简要介绍图书内容和特点，对市场需求有一些判断，据说这种做法在社里还不曾有过，因而也算是有新意。

那次会议开得比较顺畅，一个编辑室接一个编辑室报告急于付印图书名录，一个责任编辑接一个责任编辑陈述自己负责的图书内容。虽然有些编辑出身名校，到出版社后，几年甚至十几年不曾有过机会在社长主持的会议上发言过，猛然间被请来发言，不免紧张，说话起来就结结巴巴。我尽量不以目光直视，微微低着头，但一定是认真听取发言，而且认真记录，间或插话询问些情况，开个小玩笑，尽力活跃会场气氛。我的插话尽量轻松，譬如关于同类书情况，我会点出几个书名，请他分析他的图书与同类书的异同；譬如营销手段，请责任编辑把设想介绍一下，他们一般也都没怎么考虑过，所以说起来都比较简单，偶尔也把从行业报刊上学来的几个营销名词拿过来说说。我知道只有这些名词是不靠谱的，但我不能直指不足，我要策划室主任张福海提出意见。福海是营销策划专家，做人比较周到，他注意尽量肯定责任编辑的设想，并对那些不成熟的设想做一点完善性补充，使得大家都愉快一些。回想起来，那次会议与其说是生产经营会议，毋宁说是生产经营培训班。一本本图书，像一个个案例，一件一件拿来评价、分析，然后设计营销要点。社里积累了不少等待付印的图书，浏览这些图书名录，我可以一口气点出三分之一的图书没有什么理由出版或者急着出版。可是，我也明白，这些图书往往与责任编辑甚至某一位社领导关系密切，我一旦行使社长的否决权，将会使得好几位同事心里不快。为此，我决定，无论哪一部书也不能由我在会上否决，最多要求发行部主任刘国辉当即做一个时间分类，分出急于付印和下一次会议再决定的两类书。我的想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足够大，容得下更多的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图书；新社长有容乃大，暂时还不想扮演一个令人恐怖厌恶的判官。

难度最大的议题，往往会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提出。这是许多会议的惯例。

难度最大的议题通常能够成为案例。那次会议上最后提出的两个议题，就成了我在人文社主持的最初两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