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前的重要准备工作：做好功课，应对登门考试

读者诸君看我回忆起进入人文社之后所做的一件件事情，颇有一帆风顺、得心应手的模样。其实，忙中出错，差点儿遗漏一件大事，铸成大错，故而至今难忘。

上任第20天，一早起来，猛然想起有一件大事情还没有安排，那就是看望社里的老领导、老专家们。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曾经分管过离退休老同志的服务工作，知道这项工作的分量，那是搞得好是应该的，有疏漏决不可以。我这个新社长再不去看望老领导、老专家，可就要成工作失误了。人文社拥有文学界、出版界多少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我怎么可能迟迟不去拜见！我能想象，正有一批老人远远地看着我、打量我，似乎在发出疑问：“哪里来的耍大牌的新社长？”我不由得浑身一热，激出一身细汗。

一上班，我立即让林敬副社长赶紧替我联系看望老社长韦君宜、楼适夷、严文井。

4月13日上午，林敬和老干部处处长陪我去协和医院病房看望韦君宜和楼适夷。二位老领导久卧病榻，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主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我心情沉重。我的探望更多的是一种致敬，并且真诚地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

4月13日下午，我们三人又前往严文井老社长家拜访。严老住在朝阳区团结湖小区一幢普通住宅楼的一套老式三居室里。文井同志虽然是老延安，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师，参加过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50年代末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那时中国作协还是中国文联下属的协会，但他离休时只是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而住房还是正厅级时候配置的80年代后期分配的住房，面积格局都比较逼仄。

看得出来，老人家对于我的到访还是很高兴的，家里整理得很干净。严老从一张低矮的绿色海绵沙发上吃力地站起来迎接我。老人家张着一张只剩下两三颗牙的嘴呵呵笑着，双腿颤颤，蹒跚着迎上来。我赶紧趋前搀扶住他，一同坐在那张低矮的墨绿色海绵沙发上。沙发真够低矮，而海绵真够绵软，坐下去像是掉下去，海绵没有一点缓冲作用。身高180公分以上的严老，腿脚如此不便，每天就这样在这张沙发上折腾坐下去站起来，也够他难过的了。

严老问我，聂社长什么时候上任的呀？我说，今天算来，正好20天。一上任就忙，一直想着来看望严老，事情多……严老说，哦哦，已经20天了，够忙的啊。我一时不能辨别严老这番话是对我如此之久才来看望他是有意见呢还是表示理解，情急之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把话题岔开。我说：“严老，我很早就想来看您了，早在1984年，我们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您替薛尔康同学的散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同学们都在传阅呢。序言的题目我还记得，是《我喜欢这样一种散文》。那时候我们就打算跟薛尔康一起来拜访您，他后来没带我们来，几个同学还很遗憾呢。”

严老笑了。显然他对薛尔康有印象，说原来你跟薛尔康是同学。我又说，我很早就读过您的作品，是读着您的作品长大的。严老还在呵呵笑着，显然把我这句话当客气，可他的老伴，也是《诗刊》的老编辑康志强老师忽然就插话问道，你读过他什么作品？我想坏了！康老师这么一问，还一时想不起来了。要知道，严老作品很多，可主要是篇幅不大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作品，不像长篇小说作家，书名常常被人念叨；拜访前还在忙社里的事务，竟没有来得及做点儿功课。这时，林敬可替我解了围，他说，《“下次开船”港》。我赶紧接着说，对，《“下次开船”港》。忽然一下记忆激活了，我想起了严老的著名童话散文《小溪流的歌》，那是上初中时朗诵过的名篇，我接着就大声说了出来。林敬笑了，康老师也笑了，严老一直呵呵笑着。

我发现严老似乎不太在意康老师和我们的对话，可又发现他其实是侧着耳朵在听。我想，这算是对我的一点测验吗？说明我到底还是读书的人吧。(www.xing528.com)

交谈中我认真地向严老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他写回忆录，回忆延安，回忆鲁艺，回忆建立新中国以来的文学界、出版界的人和事。我说，韦君宜的《思痛录》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评价很高，您肯定比她了解的情况更多，写起来一定也很受欢迎。严老一径在笑着，喃喃地念叨：不写不写。我说，您只用口述，社里派专人来录音整理成文字。康老师显然是希望严老写回忆录而又未能劝动他，她说，跟他说了好几回了，他就是不愿意。也不知道严老是否听到我们的劝说，总之是笑笑。我也不敢再劝，只好转移话题谈他的健康。自那天以后，我们还有过多次的劝说，严老就是未能首肯。我们私底下议论，真是可惜了。知道老人家故去，他六十余年的革命和文学的经历竟然没有留下哪怕是完整一点的文章。纪念老人故去时，有的媒体只能用他一句警句表达遗憾，那警句是：“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一声多么无奈、多么悲怆、多么深刻的临终慨叹！

作者与严文井在一起

我们在严老家盘桓了将近两个小时，中间他屡次请我们吃湖北的孝感麻糖，而且老人家还带头吃。快80岁的老人，怎么还敢如此吃麻糖！我想起来，老人家是湖北人氏，看来童年口味难改。也由此看得出，严老童心童趣未泯。

最后，告别时，我还是和严老一起从那张很陈旧的海绵沙发上挣扎着站了起来。严老一直蹒跚着把我们送到家门口。从严老家出来，临上车前，我给林敬和老干部处处长交代，明天就给严老买一张质量好一点的起坐方便的弹簧皮沙发送来。

自看望严文井起，紧接着就启动了接二连三的看望老领导、老专家的工作。从看望严文井过程中我得了一个重要提醒，那就是看望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如果不是林敬给了我一个《“下次开船”港》，那天可就下不来台咯。接下来，我开始先做功课，把做功课看成是准备应试，总之是有备无患。看望老总编辑屠岸之前，我找来他翻译的刚刚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济慈诗选》，为他饱含诗意和韵律的优雅译笔叹服。看望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编辑室老主任蒋路之前，我把他的重要译著《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翻阅一遍。当然，对于蒋先生，我有把握的是同为广西人，乡梓之情足够我们交流一番的。

看望著名编辑家、曾任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主任王仰晨之前，我对老人家早已心向往之。他是巴金最为倚重的编辑，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书信集《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就收录了巴金致王仰晨的三百多封信，足以证明两人之间六十多年的深厚友谊。不仅有一部《巴金书简：致王仰晨》让我们惊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翻阅《巴金全集》（26卷本），会发现其中有18卷的卷末，都有题为《致树基》的“代跋”。原来，在《巴金全集》编辑过程当中，巴老与责任编辑王仰晨有过多次通信。成书之际，巴老就挑选了其中一些，放在各卷的卷末，作为跋文发表。这样的跋文，既是作者与编者友谊的证明，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对编辑的尊重。代跋中的“树基”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的本名。如是，我只要好好向老人家请教与巴金的合作交往故事，就足以收获满满了。

看望著名诗人、现代文学编辑室老主任牛汉，我也比较有把握。改革开放之初他的名篇《华南虎》我几乎背得下来；我还可以告诉他，有多少我熟悉的青年诗人崇拜他。看望著名诗人、翻译家、老副总编辑绿原之前，我找来绿原与牛汉合编的“七月派诗人”选集《白色花》，记住了他撰写的序言表达悲愤心声的最后一段话：“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我把这段话背诵给绿原老人听，他竟然没有反应。在一旁的他女儿告诉我，她爸爸耳朵基本听不清了。我只好大声说话，说到韦君宜的《思痛录》，他听清了，忽然大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时愕然，一旁陪同的编辑室主任仝保民碰了碰我，示意可以告辞。我们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告退出来。出得门来，仝保民告诉我，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说到绿原蒙冤罹难入狱，说错了事实，把绿原当年在重庆因为特务机构中美技术合作所要征召他加入而逃离重庆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运动中蒙冤罹难，说成是因为他在特务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做过翻译而新中国成立后被审查入狱，事实相差太远，让老人家特别生气。后来在出版社专家委员会成立会上绿原先生还就此发过一次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