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长上任，陈早春告诉我全社会议人员范围

1999年3月24日下午，桂晓风副署长让我跟他同车前往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桂副署长的精心安排，表示我是新闻出版署派去的，他将代表署党组前去宣布任命决定并将发表重要讲话。在车上，桂副署长再次跟我说到我的任命拖了一些时间，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按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任职，新闻出版署必须事先报中共中央宣传部，经审批才能正式任命，完成这些程序需要时间，何况这中间还有全国“两会”，许多工作只好停下来；二是一个新社长派去这样的大社名社，需要有更多的沟通，要避免发生抵触和冲突。我说完全理解。我心里想的是反正都已经等待了一百多天，反正马上就要正式上任了，也就不去计较为什么延宕如此之久了。

作　者

在车上，桂副署长一再提醒我，在会上，新社长还要做一个表态，可以谦虚一点。我表示没有问题。也许领导看出我有点儿踌躇满志的样子，接着就叮嘱我不要讲太多，要言简意赅；更多的话可以留待以后慢慢说，来日方长，现在说多不一定有利。

我说没有准备稿子，做一个即席表态就是了，领导似乎这才有所放心。

在桂副署长的主持下，我和人文社的领导们在出版社前楼小会议室里先有一个会见。所有社领导的年纪都比我大，作为新人，我自然客气礼貌有加。署人事司李敉力司长，一位温婉的老大姐，按排序把社领导一一介绍给我，我就一一上前热情握手问好。老社长兼总编辑、党委书记陈早春与我原先认得，与我握手自然是和善地微笑点头。副总编辑李文兵握手时脸上微微有些红晕，将欲言而嗫嚅。我听出他是两广人的口音，地域相近自然觉得亲切。副社长林敬是上海口音，长相清秀，握手时不卑不亢，给我留下精明干练的印象。副总编辑任吉生女士是我久闻大名的外国文学专家，握手时她努力表现出十分欣然甚至是快乐的意思。副总编辑高贤均则十分高兴地跟我握手。贤均从来笑容灿烂。作家陈忠实则用“笑起来很迷人”来形容初见贤均的印象，比我的感觉好得多。我和贤均当着大家的面也不掩饰彼此的稔熟与尊重。他最为力主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级的高才生，是我的学长，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在我之上，可自从1996年起我们有过几次见面，每一次他都鼓动我来接任社长，而且完全是无条件地支持，让我有“既见君子”的感觉。

朝内166号正门楼梯

还有一位副总编辑何启治却不在场，他是建议我到人文社任职的最力者。说起何老师，我们的关系就要稍微复杂一些。早在1984年，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为学员聘请了一批导师，其中就有何启治老师，我就分配在他的门下。这么些年，我的创作和编辑工作都得到过何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他是一位为人坦诚的编辑家，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先是认真力荐，后来是公开支持，在我这件事情上也就不免遭人嫉恨。令人无奈的是，何老师毕竟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上级决定在我上任的同时，他就不再担任社领导并办理退休，故而在社领导会见时见不到他。我不免怅然若失。还有从社里提任的一位副总编辑、原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管士光，因为还没有正式宣布，所以在小会议室里也没有见上，给我留下一点悬念。

在随后举行的大会上，我见到了何启治和管士光，他们都相继发表了很好的表态性发言。

大会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首先是会场不大，看得出来是几间房间打通而成，中间还留着四根承重的柱子，颇为影响观瞻。四墙刷着白色石灰，水磨石的地面，会场上摆放的是一张张红色的不锈钢折叠椅，颇为素朴，但也让人觉得曾经阔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如此格局的出版社不会太多。何况，当人们捧读从这里生产出去的《莎士比亚文集》、《鲁迅全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青春之歌》这些名著之后，再来看看这些素朴无华的建筑，心里会有敬意油然而生。

参加会议的人员早已坐好，大概有五六十人。陈早春老社长告诉我，全社200多人，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是各部门负责人和副编审以上专业人员。我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何启治老师坐在会场第一排，很想过去跟老师握个手，可是台上台下人已然坐定，一片肃然，我作为新来的社长，不能太自行其是，只好跟老师点头示好。

举目朝台下望去，实在认不出几张熟悉的面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著名编辑家刘茵老师我认得，她坐在第一排边上。《当代》杂志的常振家、周昌义我也认得，《当代》发表过我的小说，我在漓江出版社也出版过周昌义的小说。还有就是发行部主任刘国辉，我们已经有过交流。他私底下对我说，你要不来我就准备辞职了。在会议大多数时间他是微微低着他过早谢顶的脑袋。他旁边却是一位黑发浓密的30来岁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猜测大概就是久闻大名的策划室主任张福海，此前桂晓风副署长跟我认真提起过他，很有赏识之意。刘国辉和张福海后来成为我在人文社经营上的主要助手，说是左膀右臂也不为过，这是后话。

其余就认不得几位了。

完全不用着急。不出半年，全社200多号人全都认得的。

会议由老社长陈早春主持。老人家一口浓重的湘音，让我略略有点儿吃惊。原先跟他有过一点交谈，知道他是湖南隆回人氏，口音比较重，不曾想大会上讲话老人家的口音更其重。我这个湖南省的近邻非要仔细辨认才能基本听得懂。我说话也有点儿广西口音，一直打算到了北京要认真改一改，有了老社长的口音在前，心想自己说话太字正腔圆反而不好意思。特别是会后出版社内部竟然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是“终于来了一个说话听得懂的社长”，把我吓了一跳，心想别整来整去这个新社长整成个播音主持人了，于是此后我说话时反而有意识地放弃一点京味，故意流露一点南方口音，以至于十多年过去，至今说话还会被人一下就听出来“广东、广西那边的口音”；更有甚者，“台湾口音”，让我哭笑不得。

按会议议程，老社长介绍与会领导，念到我的名字，很是亲切又有点幽默地对大家说，喏，这就是聂震宁啦！一听就听出其中的潜台词：传说了这么久的聂震宁，今天终于来了。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立刻响起掌声。我看到坐在第一排边上的刘茵老师，她是资深编辑，而且是获得过全国奖的报告文学作家，当老社长开始介绍我时，她就已经把两只手掌抬起来准备鼓掌，接着是很热情地鼓掌。这一幕让我感动，记忆至今。(www.xing528.com)

掌声还不错，似乎说明许多同事是接受的。

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是现实。

老社长陈早春是一位学者，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那时我刚念完初中一年级）。他对鲁迅和冯雪峰的关系有很深的研究，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卓有贡献，还著有《冯雪峰》和《冯雪峰评传》等专著。做了15年的老社长，他主持会议自然是轻松的，指着我对大家幽了一默。他说：“看，像不像一个举重运动员！”我确实一直都很喜欢体育运动，说我像运动员我喜欢，不过，在编辑出版人面前说我像运动员而且是举重的，我稍稍感到有点儿意外。那时我的体重只是现在的80%，虽然显得比较壮实，可是穿着藏青色的西服，显得肩宽胸凸，却不像现在这么臃肿。老社长的幽默恰如其分，可是，似乎不太恰如其“氛”，那天的氛围好像不太轻松——据我所知，我在桂林徘徊100多天里，这里却也因为新社长的传闻紧张了100多天——果然，会场上没有什么反应，预期中应有的一点笑声也没有。倒是我自己微微一笑，对老社长的幽默表示心领神会，认为有趣。

大会议程安排自然先是李敉力司长宣读上级人事任命决定：聂震宁任社长、党委书记；陈早春任总编辑；管士光任副总编辑；何启治不再担任副总编辑，办理退休手续；其他社领导原有职务不变。接着署领导发表重要讲话。桂晓风副署长自然要对我做一番实事求是而偏于褒扬的介绍，对“以聂震宁同志为社长的社领导班子”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对人文社今后的改革发展提出希望。晓风同志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60年代高才生，说话逻辑性强、连贯性好，用“滔滔不绝”来形容他的演讲再恰如其分不过了。而且他还善于引经据典，记得那天在讲话中他引用了“给我一个理想的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的经典说法，用来鼓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同人要有这样的雄才大略。

署领导讲话之后就轮到我表态了。我谨记桂副署长“要言简意赅”的教诲，事实上我正是打算言简意赅的。我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所写的：“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受，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不过，作为一名新社长，必须谈到的都要谈到才行，有人曾提醒我，该说的你要说，否则别人会抓住某一点你没有说而告你的刁状。譬如赞美人文社我要说，这里是一座文学殿堂，我为能进入这座殿堂和大家一起来从事文学出版事业感到无上荣光；譬如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我要说，同时还要说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人文社经济效益不好尽人皆知，员工们都在渴求改善收入状况；譬如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我要说，尊重人才、尊重专家、依靠全体员工我要说，加强团结、再创辉煌我要说，坚持在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正确领导下我更要说，如此等等，该说的都说到了。可是，后来去问社里当时在场的同事，他们基本上都记不得我说过这些要点。不过，不少同事却记得我当时说的一段话，而且还有点儿津津乐道。会议没有讲稿和录音，那段话我是记得的，我这么说的：

对于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工作，有欢迎的也有不欢迎的，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

说到这里，我稍微有一点停顿。我知道，按照领导干部任职大会的表态发言模本，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内容，可是，我是在最具文学出版专业水准的单位讲话，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点实在话，岂不让刚见面的同事们过于失望？果然，这时候会场上顿时一片肃穆。这是我要的效果。我眼睛余光瞥见李敉力司长略有点不安地扫了桂副署长一眼，桂副署长不动声色在听。我接着往下说：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与大家素昧平生，素无恩怨，我相信，无论欢迎支持与否，都不是冲着我个人而来的，我想大家都是为出版社前途事业着想。为此，我来了以后，请谁都不要告诉我谁欢迎谁不欢迎，谁支持谁不支持。谁要告诉我，我会不高兴的。我不想知道这些情况，因为这些情况没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既然我来了，请大家务必支持我的工作，支持我和社务会的工作，执行社务会的决议，这一点也是不能含糊的，因为我和社务会同志在为出版社改革发展尽职尽责。什么时候我不为出版社尽职尽责了，甚至损害出版社的利益了，大家尽可以反对我！

说到这里，台上台下都稍稍有了一些动静。台下有的同事互相用目光交流，表示会意和赞许。这更是我要的效果！我身旁的桂副署长身子微微动了动，好像要表达什么，从他的肢体语言里可以读出领导的意思：小聂，说得不错嘛，有意思！——果然，会后他跟大作家李国文老师就是这么赞扬我的，李国文老师很快就把这话转达给我。

见好就收，剩下要讲的就是一些新官上任的过年话了。

就此打住。掌声热烈。

新官上任无须烧火，掌声再一次说明绝大多数同事开始用心接纳我了。

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领导人，无论官大官小，要想大家接纳你并不难，第一，你的来路要正，行事要端；第二，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整人的样子，这就差不多了。善良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们啊，大家安于清贫用心做书已属不易，我凭什么还要整治你们呢？放心吧，我的主意已定，“抚民以静”！“抚民以静”！大家准备安静地做出更多好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