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京城，新社长的初到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社长上任大会终于召开，时间是1999年3月24日下午，地点是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后楼三楼。

3月22日，我还一如既往地在漓江边徘徊。时序已到春分，春寒渐渐褪去，那天天气晴好，天上有淡云，树丛有微风，江面有涟漪。路边的夹竹桃花已经猛然开放，粉红色的花丛很是热闹，却嗅不到芳香。冬青树丛陆续开出小小的白花，星星点点并不起眼，却花香袭人，提醒人们清明临近。最惹眼的还是悬挂在江边料石堤坝上的迎春花，一串一串的黄花，就那么潇洒地悬挂在料石堤坝上，在微风中随意晃动。江面上还没有出现打鱼的小船。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还特别希望能买到从漓江打上来的小杂鱼。想让昭晖见到小杂鱼就高兴，想象她那欢天喜地的样子，我就觉得有趣。

可那天一直没有遇上打鱼的小船。

也许时间还早。

那天早上，在漓江边从象鼻山到解放桥这一带我已经走了两个来回，按说也不太早了。我决心再等一等，于是在江边的青石凳上坐下来，任江风轻轻地吹，打算再随便想想什么事情。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一个电话立刻把我在桂林的生活结束了。是新闻出版署人事司阎国庆副司长的电话，他用北京人惯有的不紧不慢的语调问我：老聂，最近怎么样？我当然明白接下来听到的应当是好消息，至少是明确的消息，否则他们不会打电话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我也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回应：还能怎么样？还行吧。我这一不紧不慢，对方也就不好再卖关子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发出颇具同情心的一句感慨：事儿终于落听啦！落听的“落”在北京话里读“lào”，是有明确结果的意思。我无语。继续等待的这一点耐心我还有。接着他以正式的口气通知我：明天到北京，后天，也就是24日下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任。

这一番通知来得如此轻易——我可是等候了一百天！知会的事情如此简单——而我们曾经为此反三复四思虑得那么复杂！而且，对于我这样一个边远省份的普通文人奉调进京，通知前来上任的电话竟然如此言简意赅，好像我此刻就在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或者丰台区、通州区，通知后天来署里开会一样，要言不烦。可是，我可是远在西南边陲桂林啊！是的，现代交通工具可以让我两个半小时飞临京城，可是在京城我可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啊，铺盖卷、生活家私、换洗衣物杂七杂八的东西带不带？这种事情，领导机关是不可能跟我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我更没有理由就此去请教人家麻烦人家。而即将上任的出版社，没有原任社领导的主动示好主动问询主动安排，我是断然不可能指望那里箪食壶浆以迎新社长的，那些流言蜚语已经用足足一百天的时间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现在，一个要言不烦的电话，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打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门，然后工作；然后，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

收了电话，我还能继续坐在青石凳上临风遐想吗？还能继续看桂林的天空云卷云舒、漓江的片片涟漪吗？还能在夹竹桃和冬青树丛旁继续等候漓江的小杂鱼吗？自然这一切不可能再继续了。此刻，昭晖可能还在沉睡，孕育我们的儿子。我必须尽快赶回去把消息告诉她，这也是她期待太久以至于已经不敢在我面前过多提起的消息。

3月23日，只身飞抵首都机场。前来接机的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办公室主任张慎生，是卜键兄派来的。卜键兄当时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后来官至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我和他1996年在兰州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年会上一见如故，成为好友。他对我进京一事相当热心，多有鼓动甚至多有起哄——好像他担心我胆量不够，知难而退。他是一个热力四射的人，对朋友的好事，譬如升迁啦发达啦出新书啦嫁女娶媳妇啦，他总是比较热情祝贺的一个。他一再说过我来北京前一定要告诉他，他派车去接。有这样的朋友相助，着实也能排忧解难。慎生老弟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办公室主任兼司机，既有主任的持重也有司机的周到，此前有过交道，也成了朋友。

下榻的地方我选了广西河池地区驻京联络处。广西河池地区算得上我在广西的老家。我早年曾经在河池地区文化局工作，母亲和家里不少人当时都还居住在河池地区所属的宜州市（现宜州区）。联络处设在城南潘家园一个住宅小区里，也就是一家不太正规的招待所。我将在那里住上不短的一些时间，联络处主任也欢迎我在那里住宿，算是揽了一桩生意。我的谋划是，联络处从领导到服务人员都是广西河池老家来的，跟他们在一起我比较轻松自如。我初到京城，人地两生，白天在出版社劳碌一天，回到这里正好可以放松放松，而且也会有一点没来由的安全感。

本来，我也可以去广西驻京办事处的广西大厦住宿，那里也有熟悉的老乡；可广西大厦是正规的宾馆，价格不菲，让人文社出这笔钱我心疼。而地区联络处的住宿费就要便宜多了，能省一省我心里还是舒坦一些。即将上任的这个出版社牌子很大，票子却不多，我作为一社之长，还真舍不得太多花钱。(www.xing528.com)

即便住在比较简陋的河池地区联络处，我也还是不放心，按天论价总归比租住民居贵，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跟出版社行政处处长张功卯商量，要尽快设法租一套小单元房，那时租一套小二居单元房，也就一个月2000元左右；而招待所一个月住下来就要3600元，贵出不少。

不出一个月，终于找到了一处上佳住处，在劲松九区，一个月的房租1500元。过了五一节就赶紧搬。我在搬离河池地区联络处前，张功卯处长来联络处结账，我还当着他的面跟联络处主任压价。我对联络处主任说，得了，都是老乡，住了这么久，还不打点折？不要算来算去啦，我住了40天，一天算100块，正好4000块，零头不算啦！主任是河池地区本地干部，说话不如我利落，面子也磨不开，事情就这么办了。为出版社省了800元，我心里自然愉快。不过，从此我心里落下了一个毛病，后来，只要知道哪一位外省调京工作的领导长期住在省里驻京办的宾馆，我就觉得太奢侈了，心里就不舒服。可是也有人辩解，说领导只身赴任，生活不容易，这点钱不算什么，单位肯定愿意出的。

我的单位也会照章替我出宾馆住宿费。然而我不舍得。

前面说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上佳的住处。为什么说是上佳住处呢？一是房租便宜。一套小三居，一开始出价月租2000元，我说我只要二居，中间人说了话，房东通达，竟然同意留下一个房间放杂物，其实也没有什么杂物，月租就降到1500元。二是环境上佳。这是中国社科院在劲松九区的一个宿舍院，院里只有两幢楼，两幢楼中间是花坛，我租住的是901楼，和我共一个单元的有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还有一幢902楼，住着外文所的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美国文学专家王逢振和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何西来、杨匡汉、刘福春诸位先生。在漓江出版社时期和这些文学专家有过合作和交情，现在大家又共居一个小院，尽管不会立刻要合作什么事情，可心里畅快许多。三是房东和谐。房东是外文所图书室的一位资深管理员，已经退休，住在儿子家。是外文所印度文学专家倪培耕先生替我寻访到她有房子空置，在中间一说即合——只是我觉得压了人家500元，用1500元在二环边上租到一套三居室，这在1999年那时也是够便宜的。我为出版社节约开支，真正是锱铢必较了，既称得上一个节俭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抠门的人。年末，妻儿保姆从广西搬来，需要用上三个房间，我这才让倪培耕替我跟房东说在那间杂物房铺一张床，把房租增加到1700元。对方竟然也同意了，如此我每月又为出版社省了300元。

租来的这间房真是无比陈旧呵！塑料地板革已经破破烂烂，桌椅板凳破败，连旧货市场都不能摆的。没有冰箱，倒也罢了，可是没有洗衣机，这可就要了我这个单身汉的命。必须设法弄到一台洗衣机！因为这些家什广西老家早晚会搬过来，为了节约开支，我就到旧货市场花了150元买到了一台很陈旧的双缸洗衣机，牌子倒不错——日本夏普。如此这般，日子也就勉强有了个模样。

很要命的是，这间房没有空调机，我只好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个电风扇。1999年的夏天酷热无比，特别是后来，7月24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气象预报高温天气，预报39摄氏度；偏偏那天又是星期六，又不方便去有空调的办公室避暑，这日子可怎么过！忽然想起几天前广西老乡梁少忠问过我要不要搭他的车去八达岭长城转转，这才赶紧回告他一同前往。少忠老弟新买了一辆别克车，当然有空调，而且八达岭那地方想必也可以暂避酷暑。他一直表示要送我去八达岭观光，我推托过几回，这下正好就汤下面，主动接受了小老弟的友谊。于是搭上少忠的新车，得以避暑一天。其实，那天八达岭一带气温并不低，烈日高照，我们索性躲在空调车里聊天，然后去小吃店喝冰水，直到傍晚才回到劲松九区的家。可是，打开房门，一阵热气扑面，闷得我喘不上气，只好抱头鼠窜，折往东二环路边的路树下散步。那天在光明桥和广渠门桥之间走了无数个来回。直到夜深，气温“平和”下来。1980年代上学在北京住过4年，1999年进京以来至今已是18年，在我的记忆中，1999年7月24日是北京地区最热的一天，后来听气象报告最高温度达42摄氏度，直让我这个来自炎热地区的广西人也为之色变。

无论如何，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家，而且比我当年在广西农村插队住的干打垒的茅草房要好很多。毕竟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所，有了一个可以接待作者和文友来访的地方，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的女儿一菁周末终于有了一个蹭饭的老爸家。我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大院里的宿舍可是四室二厅，而且是复式结构，我苦笑着对女儿说这个家够破的了。她说无所谓，照样像通常的大学生那样，领着同学中一二闺蜜来家度周末，吃起我从街边小餐馆买回来的几样肉菜，也是笑声一片。到了1999年11月14日，妻子昭晖抱着尚未满周岁的儿子天一从桂林来到北京。昭晖明白这一切都是一个过渡，她要做的不是埋怨而是接受现实，是立刻打理这个破家。经她带着保姆一番折腾，首先是把我这个单身汉弄得更脏的屋子收拾得稍稍光鲜一点，能够在厨房里做出一些好吃的菜来。一家几口人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吃饭，自然也就其乐融融了。

说来有意思。到了2000年五一节，我在南京的二姐筑梅专程到北京来探望我这个当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弟弟。当时二姐在南京的亚东房地产事业已经初见成效，她猛一下见到我在北京的住处如此不堪，不免吃惊不小。我赶紧告诉他，新闻出版署已经着手安排新住宅给我，只是还没有交房装修，她这才松了一口气。二姐可是领着她全家人来北京的，既然看到我屋破难待客，也就反客为主，几次在星级饭店安排两大家子人一起吃饭。我的女儿儿子自然欢天喜地，可我这个弟弟除了愧意，还能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