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闲心不闲：寻觅无忧之心

人在徘徊中，可心情并不徘徊。

古人用“偷得浮生半日闲”来表达片刻闲适的生活情境，而我当时则是“日日闲”，以至于事后算起来是“百日闲”。日子过得太闲适，这对于我来说并未觉得是什么好事，只觉得奢侈，寻思着必须做点儿什么才能平衡情绪。

在那百日徘徊的日子里，我做了影响后来做社长、总裁十三个年头的一些最重要的准备，那就是读书和思考。

曾国藩曾有诗句“百战归来再读书”，很有一番人生况味。我那时还远称不上身经百战，更不是战罢归来，可是我要读书，越是前途未卜，越是生活空洞，越是需要读书。曹操有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我而言则是“何以解忧，唯有读书”。毋庸讳言，徘徊的一百天里，读书是我的解忧之法。不过，对于上任的信心还比较满的我，读书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工作，套用曾国藩大学士的诗句，那就是“百战未开先读书”。

前面说了，我先是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30年前这部书曾经给予过一个前途迷茫的插队知识青年许多坚强和自信，现在重读，还是让我有许多感慨。在心绪浮动的徘徊的日子里，重读这部书，较之于自己青年时期，感受更多的是沉稳而坚毅。文学史上不少人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贝多芬的化身，作家罗曼·罗兰自己当然不能承认，他只能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贝多芬式的英雄。可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评论，我的阅读从始至终内心都回荡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书的开篇，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被河流、大风和大钟唤醒，而后，音乐从此伴随他的一生，使他卓绝独立，克服艰难险阻，最终心灵复归平静的大海，顺利抵达人生的彼岸。

自然，这部伟大的作品并不能给我直接的教诲，让我可以模仿，但主人公的精神总会引发我们的叹息和思考。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性格脆弱的年轻人，这就注定了他的爱情复杂而悲摧。他先是与相爱的学生弥娜被迫分手，又是阿达的背叛，再是萨皮纳和葛拉齐亚的离世。而后父亲又醉死在沟里，弟弟都外出打工，他只有与母亲相依为命。为此他消沉，却没有永久消沉。在他人生波折的过程中，母亲和舅舅给了他信心和鼓舞。每每读到这些内容，我就联想到自己的人生，想起我亲爱的母亲在艰难困苦中一直给我们姐弟精神上的支撑和生活上的鞭策，不让我们沉沦。我往往在读到书中约翰·克利斯朵夫冒着生命危险回国陪母亲度过最后一晚时，觉得心头发紧。他何等热爱母亲！可他还热爱祖国，热爱音乐，忠于友情，缠绵于爱情，所以他要离开家乡，坚持走自己的路。这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凝练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那句名言：“我曾经奋斗，曾经流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的怀抱中歇一歇，有一天，我将为新的战斗而生。”这句话往往能点燃每一个真诚的读者的精神火炬。

我重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笑傲江湖》。这些充满想象力和文化意蕴的作品曾经给予过一个循规蹈矩写作的小作家极大的震撼，现在又让他暂时忘却一些生活中遇到的不快。尤其是《笑傲江湖》，属于金庸的后期作品，其叙事状物，已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文有余思，笔无滞碍，信笔所至，皆成妙谛。聪明过人的令狐冲让人读来妙趣横生。小说最妙处还在于武林争霸夺权，最后两派都败在《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上。这个构思把作品的境界一下子就提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我忽然联想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困境，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与任何对手一起落败在某一个《辟邪剑谱》或者《葵花宝典》上。

我还特意到书店买来二月河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读。这部历史演义小说虽然还没有像改编成电视剧之后那么火，但当时已经畅销。我想看看作为主流文学界所冷落抵触的一部畅销长篇小说，它究竟成功在什么地方。我认真读了，觉得《康熙大帝》的成功首先在于写了康熙，因为康熙曾经的困境和发愤足以形成阅读的悬念。而主流文学界的冷落抵触正好就是出于对一部悬念小说的不屑。可是，少年康熙登基之初的困境令我感同身受。(www.xing528.com)

二月河著《康熙大帝》

有几次，我为了去吃桂林民间最有名气的红鼻子米粉，从漓江边上散步后绕道到民主路红鼻子米粉店，无比开心地要上一碗三两卤菜粉，大快朵颐，辣得嘴唇发麻，然后就去往桂林新华书店中心门市部看书。书店位于桂林市中山南路阳桥边上，书籍陈列还是颇具规模。我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30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新鲜上市，觉得很是提气。外国文学的“名著名译丛书”给人文社所拥有的那些外国文学名著的著名译本有了一个名头，组成了自己的看家书。可是，我更多看到的是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当代新作，铺天盖地摆放在新书台上，显得生机勃勃，不禁又感觉到老牌人文社的老迈。自然，人文社并不只是老迈，这里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总是“人高声自远”，一批名作值得骄傲。陈忠实的《白鹿原》一直占据着书店的中心位置，新近出版的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引人注目，还有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柳建伟的《北方城郭》《突出重围》等，集合起来也算是颇具规模。只是书店随意摆放，有的早就塞在只露书脊的书架里，我不免就对书店有点儿意见。可是我不好跟店员们提出意见，我毕竟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一旦提意见，引出书店的领导，岂不又找了一个很客气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我还看到人文社的一套品牌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忽然就想起1998年8月我作为美国新闻总署邀请赴美考察的国际访问者，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商伟博士。他是北大中文系校友、高贤均的同班同学，他那时已经从高贤均那里听说我即将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我们的话题比较多地围绕人文社的书，他特别告诉我，他们在海外做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比较多地选用人文社的“读本丛书”，给了我很重要的信息。可是在门市部书架上只陈列着零散的几种，不禁让我感到有点儿丧气，心想主要还是出版社供货不足吧。看到书店里陈列着人文社新出版的有26种的“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不禁大喜，这书于我有用，心想这套样书必须要求总编室给我配上。王季思先生主编的12卷本《全元戏曲》也是人文社出版的，装帧典雅堂皇，我觉得很是自豪。想起来有意思，自己寸功未立，也不知道这自豪感从何而来。我估摸着，《全元戏曲》一定能获国家图书奖——后来果然就获了这个大奖。

记得我还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阿城的三本集子，即《遍地风流》《棋王》和《闲话闲说》。阿城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最具个人风格的优秀作家，当时他的名望不在莫言之下，甚至更得文化寻根作家们的推崇。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他还玩味在《棋王》上，行走在《遍地风流》的金沙江畔，弄一些“闲话闲说”，格局就小了。而莫言正在继续往《天堂蒜薹之歌》进取，力度很不一般。翻阅着阿城的几部集子，心里不免轻轻叹息。

《全元戏曲》

在书店摆放的新书里看到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周国平散文集《各自的朝圣路》。当时周国平写尼采的书已经很火，而散文书还没有现在这么火，但已经多有报刊转载他的这些散文。在桂林的书店，周国平的书照例是要摆放在比较引人注目的位置的，因为“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周国平曾经被分配到桂林地区一个偏远的县份资源县工作，恢复高考后他报考研究生才回到北京。这里的文化人一直以尼采研究专家周国平曾经在桂林工作过为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说他在资源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唱词写剧本，说是写了好几稿都通不过。我是信以为真的。写尼采的专家不一定是写唱词的高手，何况有着“三突出”要求的剧本！不过，后来我遇到周国平，问他是不是在资源县文艺队待过，他矢口否认，说是在县委宣传部。我问是做新闻报道吗？他说：“主要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并微微一笑，表示往事不堪回首。

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周国平的《各自的朝圣路》，还买了一本余秋雨的散文集《霜冷长河》。先前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觉得写得好，但毕竟有些书袋气息，而这部散文集写生活、写友情，这就比较亲切。我站在书架前翻看这部书，看到书中谈到名誉，文中引用17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段话：“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觉得哈利法克斯讲得中肯，眼下我正需要这样来看待生活和名誉，于是买了下来。几年前，我还在漓江出版社的时候，与余秋雨通过一次电话，是约他参与“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评点《西厢记》。我们在电话里谈得比较热烈，他热情赞扬评点系列的选题设计。但是对派给他评点《西厢记》，余秋雨表示很难操作。他说，古本戏曲写得很拖沓，很不适宜现代读者阅读，更不适宜评点。我觉得他是真诚的，遂放弃了这个选题。

在桂林邮局的报刊门市部，我还买了1999年第一期《当代》杂志。《当代》杂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家名刊，我出任社长后自然要更多关心这份刊物，当即买下来带回家去读。那期《当代》正好选发了青年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部分章节。回家几乎是一口气读完选发的部分章节，立刻被这个从来不曾听说过的湖南作家王跃文的文笔打动。小说写得如此自然散淡，如此平实如话，如此有明清时代的话本味道，而又把现实生活的人情世故写得纤毫毕现。开头才那么几章，主人公朱怀镜就在按摩房里不由自主出轨，人物顿时复杂起来。还有那位女主人公梅玉琴，寥寥几笔，就进入到小说叙事的中心。还有派出所所长宋德清、酒店老板雷总，刻画得活灵活现。显然，这部小说够味道，很是好看；可是，也很显然，这部小说整个调子是一派“官场现形记”，不知道行政主管部门有何说道。想到这里，不禁对远在天边的人文社有点儿担心。不过，想想小说就是小说，不像纪实文学那么有风险，心下才稍稍有点儿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