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北京：无法兴奋的心情

新世纪以来，一个外省出版人，进到首都京城出版圈来发展，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干脆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即便是到一个名牌大社当社长总编，也很难引起多大的响动。可是，十多年前，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事情却会很快引起行业内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到所谓国家直属出版机构担任一把手，通常会惹出一点响动来。

我进入京城做出版是从1999年开始。1998年末，新闻出版署决定要调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任社长。可人还没到任，好像京城出版圈就已经响动得不亦乐乎。好在当时我对那些响动一无所知，不然我会生出无故加之的气愤，从而望而却步，愤而止步。我远在边远僻静的广西，许多事情还是后来通过各种渠道零零星星、陆陆续续传达到我这里。当时，我只是按照中央组织部调动通知上规定的时间到新闻出版署报到，与分管人事工作的桂晓风副署长多次电话商量，得到同意，于1998年12月17日飞到北京，到新闻出版署人事司办了人事报到手续；然后就受到桂副署长的叮嘱，报到完了立刻回广西等待通知，不要在北京露面，更不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露脸。我就是再愚钝，也意识到这番叮嘱暗示着某些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我又不得而知。我知道晓风同志是我进京任职的力主者，他对我的友好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又是一个不爱打听事情的人，哪怕是对我友好的桂副署长，随便打听就有可能犯忌，因而我对自己面临的困境更是全然不得而知。反正，我只能抓紧离开京城，立刻惶惶然飞回桂林——不算惶惶然也称得上是悻悻然。本来，通常情形下，一个人调到一个自己颇为向往的地方工作，第一天的报到应当会比较兴奋，何况这个地方是北京。可是，那一番遭遇让我这个报到者而且是即将上任的社长不免扫兴，有点儿灰溜溜的感觉。

于是，从1998年末到1999年开初的许多日子，我是在远离京城的桂林散步中度过的。前后算起来，有一百多天，起初我美称为“百日散步”，后来想想有点儿窝囊，就转为戏称“百日徘徊”——“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在我则是远离京城的“百日一徘徊”。(www.xing528.com)

直到1999年3月24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任社长之前，我和妻子昭晖在桂林铁西区那间老房子里小住了一百来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那儿，副局长的工作已经交代，欢送会都开过了，新任职务却又不曾明确，怎么好回去接受那些一股热气的同事们嘘寒问暖！桂林那间老房子却比较好住，虽然已经把产权交回漓江出版社，家还没搬，老社长在此“候任”，暂时住住倒也无碍。不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次暂时住住居然就“暂时”了一百多天。然而，那毕竟是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家就能平静地生活，有了家心就有安放的地方，有家就好！

明明知道上级已经决定让我进京任社长，可是什么时候上任，从领导到办事的人告诉我都是“等等”“再等等”，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那时也真是无可奈何！在中国，只要一遇到人事问题，特别是调动任职一类的人事问题，通常情形下一般人是急不得、闹不得、奈何不得的。当时我苦笑着对妻子说，古代有“候补”官员，想起来比我这种情况要苦得多，我的任职已经有了决定，“官职”也是明确的，就是人文社社长，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而古代那些候补官员，许多人是不托底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哪里有出缺！有的人到死都还是一个“候补县令”。为此，我跟妻子说，咱们完全不用着急，估计也就是等个把月吧。个把月过去了，我又安慰有些疑惑的妻子说，不是快过年了吗，总得要过完春节吧。春节过了，我又非常通情达理地替远在北京的领导们着想，对已经惶惑的妻子说，不是接着就要过元宵节吗，不可能这个时候通知我去上任吧。及至元宵节过了，一时没什么节日可想，我们俩也都有些疲软，懒得再去提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