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朝内166号的奇妙故事

“朝内166号”，这是我国许多当代作家和学者稔熟而亲切的地方，它的全称是“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座始建于1956年的五层大楼，驻守过一代代编辑出版人，进出过许许多多作家和学者，送出过中外文学无数名篇巨著，留下了难以言尽的故事和回忆。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写道：“朝内大街166号。在过去，老北京有两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一个是王府井，一个就是朝内大街。”（《它是一座文学殿堂》）

作家蒋子龙写道：“从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坐落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殿堂。”（《人文大楼的故事》）

作家陈忠实写道：“几乎在爱好文学并盲目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专门出版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我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的书脊上和扉页上反复加深印象的，高门楼的感觉就是从少年时代形成的。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活的丰富，这种感觉愈来愈深刻，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何谓益友》）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回忆起1984年前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茅盾全集》文论十卷编纂工作时的感觉，他这样写道：“走进朝内大街166号大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的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感，倒不是那个院子有多么气派，而是见到了许多著名的编辑家和文学家，心中十分感佩。”（《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

朝内166号

作家王蒙写道：“提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能不说到除《暗杀3322》外我的所有长篇小说包括《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与《狂欢的季节》都是在这里出版的……他们是真正团结全体作家的，有些派别观念山头观念很突出的作家文艺家，他们是很难在一个时空出现并碰头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不同部分即彼此关系很不怎么样的两拨或几拨人同时快乐地出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活动里。”（《这是我的幸运》）

作家李国文对朝内166号的意义看得尤其重，他写道：“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楼与人的记忆》）

作家冯骥才更是把朝内166号与自己的人生命运紧密相连。他这样写道：“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起来的作者。我把人文社当作自己的母校。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大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166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他们把心血灌在我笔管的胶囊内，让我从社里走出来时，手里拿着几本散着纸和油墨芳香的书……如果我当年没到朝内大街166号来，今天我一定是另外一个冯骥才。”（《凌汛》）

1980年代，我先后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上学，那时，“朝内166号”人文社，就是令我和同学们肃然起敬的去处。有同学进城回来，但凡说是刚去了朝内166号人文社回来，大家就会好奇地追问见到谁了，只要提到那里某一位编辑的名字，大家都会觉得有意思。倘若说在那里见到的是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秦兆阳、绿原、牛汉、孙绳武、屠岸、秦顺新、王笠耘、龙世辉、章仲锷、朱盛昌、何启治等一干名编辑中某一个大名，那简直就是放了一个大炮。大家顿时兴味盎然，可又将信将疑，有的认为哥们运气不错，有的则猜忌小子不一定真的有这么幸运。总之，走进朝内166号，那时候真的就有走进文学殿堂的感觉。作为青年作家，那时能在人文社出版作品，大体是不敢奢望的事情。整整五年时间，我也只是在人文社的《当代》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云里雾里走马帮》。

多少年后，我却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身份走进朝内166号了。

这当然不是我自己追求而得的目标。说老实话，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位置，我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念想，更不必说追求了。只能说这是命运的吊诡，抑或是历史的青睐。在我上任之前，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出版家曾大声对我说道：“你要知道，你的前任可是冯雪峰、巴人、严文井、韦君宜啊！”(www.xing528.com)

其实，这一切都不在我的谋划和努力之中。而我，只不过是“随波逐流”，充其量也就是顺应潮流、顺势而为、顺从安排……从某一天起，我成了这家名社的社长人选；后来，又从某一天起，我就成了那里候任的社长；再后来，却有了一百多天的漫长等待。为了平稳地上任，那个漫长等待时期几乎与外界信息完全屏蔽，而自己则完全无能为力。从成为人选到走马上任，整个过程，前后也就是一年多的光景。按说，这在通常的人事调动中还是比较正常的；可是，其间那漫长等待的一百多天呵，当时真有点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然而，还好，事情终于有了顺理成章的结果。

如今，整整20年过去，时过境迁，当时有过的那些感觉、那些疑惑、那些不快、那些尴尬，犹如梦幻，犹如笑话，那么亲切，那么幽默，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当时完全可以不去着急——自从上了年纪，我渐渐有了宿命的感觉，相信该来的终究会来，然后，一切都会过去。尽管现在我还在努力做着某些事情，可是，我已经不太着急了。倘若从头来过，再去等待漫长的一百多天又有何妨！只要这等待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做些事情，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行。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重要的只是这过程中我们的心情。

只是——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哪里有心情去做别的事情呵。

终于，从那一天起，我到底还是走进了朝内166号，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七任社长。时间开始了。

终于，从那一天起，我不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时间还在进行。

终于，从此我的人生有了属于自己的在朝内166号的日子——四个年头的日子。

在一个出版社做过四个年头的社长，时间不能说长，可也不能说短，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总觉得很短，仿佛是刹那间的事情。不独我有这样的感觉，据我所知，人文社的大多数同事，说到我在人文社当过社长，往往都会带上一句“时间不长”的慨叹。四年时间还不算长，说明大多数同事还没有到厌烦这个社长的时候，甚至一些老同事还大声地对我说，应当再干上四年！好像一切还可以继续——其实，这肯定不能成为美好的现实。倘若有谁不自量力，以为结束了的故事还可以续写，以为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可以再来一遍直至永远，那必定会遭人厌烦。试想，十多年过去了，我所熟悉的人文社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本社长已经“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倘若重返，一众新员工很可能会问客从何处来。如此情势之下，本社长还敢自以为是吗？

当然不敢！人生经历本来就无所谓长短，只要那经历有趣、有意思、有价值、有精彩，只四年又如何？倘若无趣、没意思、无价值、不精彩，多四年又如何？

作　者

应当庆幸的是，从那一天起，我基本完成了四年任期的任务，初步做成了一些可以复制的现代出版经营模式，努力提振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在出版业市场化环境中的信心，为朝内166号留下了一点文化印痕，给友好的同事们留下一些些念想，而所有的同事则给我留下更多的念想。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难道还不能慨当以歌？如果我贪婪，如果我恋栈，如果我不能见好就收，如果我无知到寻求超越严文井和韦君宜，狂妄到直追冯雪峰和巴人，还不知道我们那些人格高古的同事们会做何种表情呢。或者，正因为从那一天起，见好就收，说收就收，日子戛然而止，让我和许多同事都还意犹未尽，才使得我这个老社长还保有对十多年前那些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鸡零狗碎的事情写上十余万字的余兴吧。

为此，我要说，感谢命运，让我从那一天起，充满悬念地走进朝内166号；又从那一天起，余兴未尽地离开朝内166号，遂留下许多痴情和念想——或许正因为离开，才有了对既往日子的回望。读者朋友们下面即将读到的文字，与其说是我对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那幢深灰色五层建筑物的亲切回忆，不如说是我对那带来些许光荣与梦想的日子的一片痴情和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