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第一节　早期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是在长期的管理实践活动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指导人们在管理活动中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观念和方法。管理思想来源于管理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对人类生产和管理活动实践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对早期的管理观念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战略、理财、重人及分工等方面。

1.战略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孙子兵法》便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攻篇》）“、五事”“、七计”《（计篇》）等思想，指出制定详尽战略的重要性。在《计篇》中提出“，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些精辟的战略理念至今仍焕发着璀璨的光芒。

2.理财思想

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理财家在相关典籍中都曾提出著名的理财思想。如《礼记·王制》记载了“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国家财政总原则。汉代司马迁则提出“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量出为入的国家财政原则。战国荀子在《富国》中提出“节其流”、“开其源”的理财原则。

3.重人思想

重视“选人”、“用人”是中国古代传统管理的一大特色。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都阐述过爱才、重才、识才的思想。老子提出“知人者智”、“善用人者为之下”的观点。教育家墨子提出“贤人”的三条标准，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战国时期的李悝提出识人“五视”法，即“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礼记·王制》记载了“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的人才选拔政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提出识人七法，即“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卷四·将苑·知人性》）。唐太宗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并将“以德行学识为本”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4.分工思想

中国古代已有劳动分工的思想。如战国墨子提出，“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墨子·耕柱》）孟子则主张实行社会分工，在《滕文公上》中提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https://www.xing528.com)

二、西方早期管理思想

1.柏拉图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BC427年—BC347年）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中提出专业化和分工原理。柏拉图指出，应根据公民个体的能力和自身的特质确定一项最适合的工作，这项工作应能体现公民的个性并发挥他最大的潜能。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每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每个人适合于不同的工作，由此构成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职业群体。柏拉图认为，社会阶层可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有两种：一种是护国者，由士兵或职业军人构成；另一种是社会或国家的管理者，柏拉图称其为哲学王。普通人是被统治者，主要从事各种一般职业，包括农夫、木匠、铁匠、牧羊人、建筑工人、纺织工人、鞋匠等。柏拉图的社会分工实际上属于职业分工，在柏拉图的眼中，这种分工是符合正义原则的，不仅可以使公民个人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可以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

2.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又称《国富论》）中，他第一次分析了劳动分工的经济效益。斯密认为分工的好处主要有三点：（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2）分工可以减少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而损失的时间；（3）分工可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并有利于促进工具的改进和机器的发明。

斯密还提出了“生产合理化”的概念，指出价值高的机器，在用旧以前所做的工作应能赚回本金，并至少能提供正常利润，这实际上提出了投资效率的问题，是斯密对工业管理思想的一大贡献。

斯密在研究经济对象时，提出了“经济人”的观点，即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所进行的活动而产生的。斯密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即“利己主义”）必然受到他人的利己主义的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考虑和兼顾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产生了共同利益，进而形成总的社会利益。所以，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足点的。“经济人”的观点后来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3.查尔斯·巴贝奇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是英国的数学家、发明家和科学管理的先驱。在1832年发表的《论机器与制造业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一书中，巴贝奇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巴贝奇指出，劳动分工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原因主要有：（1）分工可以缩短学习一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2）有利于减少学习期间的材料浪费；（3）能够节省因改换任务或工种所花费的时间；（4）有利于改进工具，节省劳动力；（5）有利于人力和任务的合理分配。

巴贝奇还提出了“固定工资＋利润分享”的报酬分配制度。巴贝奇强调这种制度存在的好处是：（1）工人的利益与公司的繁荣与否直接相关；（2）鼓励每一个员工关心浪费和管理不善的问题；（3）促使每一个部门改进工作；（4）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素质和技术水平；（5）减少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建立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分享利润的计划包括两个方面：（1）工人的部分要视工厂的利润而定；（2）工人如果能提出任何改进建议，他就应获得另外的好处，即建议奖金。除了分享利润外，工人们将按照他们所承担任务的性质获得固定工资。这一制度为现代劳动工资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都只是作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单一管理思想或实践体现出来的，它们往往零星分散于各种史书文献典籍中，远未形成系统的、整体的管理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