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对德俄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其他影响

1.欧洲面临的新挑战

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因克里米亚问题而被彻底打破，但冷战后的欧洲和平秩序并不仅仅只受到了这一方面的挑战。从欧盟内部而言，各成员国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非传统威胁，而欧盟在解决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时一方面显示出凝聚力不够、各怀异心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欧盟制度上的不完善、缺乏坚决的执行力和有效的管控力等薄弱之处也被暴露出来。这都增加了欧盟成员国的离心力，也使得欧盟在价值观体系和国际制度上的先进性大打折扣。总体来说，欧洲和平秩序的承载机构从内部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对外部国家的吸引力也因此下降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由于欧盟内部离心力加大，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新安全威胁也让德国和欧盟焦头烂额，也可能会导致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重心转移，暂时搁置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争议，或降低乌克兰事件的重要程度，以缓和对俄关系，降低地缘政治压力，全心全意地先解决欧盟内部问题。尤其俄罗斯在打击IS恐怖主义时果断坚决的态度，更让德国认识到俄罗斯的重要作用。默克尔就曾经指出，难民危机需要全球作出回应，叙利亚冲突需要依赖俄罗斯来解决。此外，2017年2月12日，一向亲俄的施泰因迈尔当选德国总统，主张对俄缓和，普京也立即邀请他出访俄罗斯，德俄关系似往利好的方向发展。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也展现出了希望与德国缓和关系的倾向。因此，德俄关系在低谷之后可能会走向好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的前途面临严重挑战，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并未就此停滞。事实上，国家性和共同体性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认知都在强化，两者的合作也在加强，推动着一体化在一些领域继续深化。如2017年11月13日，23个欧盟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达成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38]。对德俄安全关系来说，这样的趋势一方面将使德国继续从欧盟的角度出发，在欧洲的大框架下思索德俄安全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德俄双方也可以从欧洲变通的发展模式中吸取经验，展开更加灵活的对话方式。

2.德国政府更迭对欧洲和平秩序和德俄关系走向的影响

2017年9月24日，德国联邦议院举行大选。这次大选体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传统大党支持率大幅下降；二是右翼的选择党支持率激增，使之以第三大党的身份最终进入联邦议院。在德国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得到这样的结果，说明德国人民对于传统大党在社会政策和欧洲政策上的不满，也从而使默克尔的权威受到挑战。

目前，德国新政府的牙买加组阁方案宣告失败，这意味着有可能需要重新进行选举。笔者认为，即使重新选举，默克尔连任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但此次选举路上的曲折说明默克尔的行动力和操控力下降^[39]，因此，新政府的欧洲政策将变得更加谨慎，加之法国总统马克龙强势崛起，严重制约默克尔行动能力，削弱德国对欧洲领导力^[40]，从而使德国在欧盟中的作用下降。在欧洲和平秩序和俄罗斯政策问题上，新政府则有可能会更加务实，不再强调全欧和平秩序的重建，而是会一步一步地、切实地寻求可行方案，争取与俄罗斯合作，首先解决乌克兰危机遗留下来的问题，重筑信任桥梁，缓和与俄关系。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北约、欧盟和俄罗斯将作为三个重要行为体，在欧洲这块大陆上为塑造一个新的欧洲和平秩序而进行博弈。(www.xing528.com)

3.美国政权变更对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影响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位在美国和世界都极具争议的新总统，不但影响了美国国内政局发展，也同时对外部世界造成了一定冲击。其中德美关系、俄美关系和欧洲和平秩序的未来建构方向也因此平添许多变数。

特朗普给德美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德国“政治精英”在特朗普胜选时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震惊或失望的情绪。在参选时，特朗普也直接批评德国的难民政策，认为这将“毁了德国”。但德美关系基础坚实，双方的“政治精英”都不会因为某一个政治家的上台而改变德美战略伙伴的实质。事实上，特朗普在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时，主要目的是用来攻击他的政敌希拉里。通过将这两人对比，并用德国开放迎接难民却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为自己在选举中赢得支持。此外，虽然他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但同时也表示，默克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聪明的领导人^[41]。默克尔则在给特朗普的贺信中表示，德国与美国联系密切，甚至超过与其他欧盟国家的联系。她表达了对继续发展德美战略关系的期望，但同时指出，德美关系应当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希望德美能在这方面继续保持共识。

美俄关系则显得更为扑朔迷离。一方面，普京和特朗普显得“惺惺相惜”，双方都在不同场合赞扬对方，特朗普也多次批评奥巴马的对俄政策，宣称如果是他执政，一定能搞好美俄关系。而普京则称，“特朗普说想把美俄关系提升一个台阶，让美俄关系更加深入。我们怎么能不对此表示欢迎呢？我们当然欢迎。”^[42]美俄领导人之间的互赞似乎预示了美俄关系将向利好的方向发展，但两国关系不仅仅只有赖于两国领导人的互相欣赏。虽然特朗普明确宣告，北约已经过时，因为它不能够应付恐怖主义，他同时抱怨美国在独立支付北约所需的财政开支，并表示美国应当多管自己国家的事，不要过多插手不相关的国际事务，展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而这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显得不谋而合。但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2017年1月28日，在普京与特朗普电话通话时，普京谈及延长《新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特朗普则认为在这个条约上，俄罗斯“占了便宜”，最终并未同意普京的要求。与此同时，在2016年新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虽然表示，与美国形成建设性对话，加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但同时也指责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实施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不但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也给各方的长期利益造成了损失^[43]。但从上述两个事例可以看出，美俄之间依然缺乏互信基础，很难形成战略伙伴关系。

特朗普对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最大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在美国大选中出乎意料的获胜对欧洲民粹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不谈人权、尊重、平等，而将国家利益摆在最优先位置的做法对欧洲的规范价值观理念无疑是一种冲击。在特朗普登台之后，欧洲民粹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对欧洲现行难民政策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而一旦欧洲失去了团结一致、坚信自身价值观的理念支撑，欧洲整体和平秩序政策也就无从谈起了。其二，他高度评价英国退欧的举动，并认为是欧洲的难民问题直接导致了英国退欧。在针对是否还有别的国家退出欧盟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他声称欧洲与美国安全休戚相关，但与此同时，他也直截了当地说，“欧洲是统一还是分裂，跟我根本毫无关系。”^[44]此外，在2017年2月20日刚刚落下帷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依然强调北约的作用，强调要加强与欧洲的合作，也释放了美欧继续在安全层面进行紧密合作的信号。

总体来说，特朗普的登台对俄美关系、德美关系在中短期内应当不会造成实质的、直接的影响。但他所代表的政治和外交理念以及价值观取向在美国的胜利，一方面可能会造成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向，从而间接影响全球局势和欧洲和平秩序的构建；另一方面，则将从思想上对欧洲政治理念造成影响，导致欧洲民粹主义倾向和离心力加剧，从而影响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