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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倾向

时间:2023-07-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乌克兰事件中,德国的对外政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乌克兰一边倒的“脱俄入欧”政策,俄罗斯主要予以打压和冷落。乌克兰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改为奉行积极务实的外交策略,主动修复与俄关系,俄乌关系迅速升温。乌克兰以加入俄关税同盟有违世贸组织相关规定为由,没有继续讨论该问题。在此之后,俄罗斯多次呼吁乌克兰作出正确的选择,加入关税同盟。

乌克兰危机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倾向

在乌克兰事件中,德国的对外政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自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以来,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就一直没有停止对该重要战略地区的争夺。尤其在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下台之后,乌克兰改变了全面向西方倾斜的外交定位,转而在亚努科维奇的领导下实施更为灵活、更为务实的战略,利用自身重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在积极推进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谈判的同时,对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的邀请始终态度模糊,却从未明确拒绝。亚努科维奇在最后关头拒绝联系国协议,看似令人大跌眼镜,并因此迅速激起德国政界的不满和疑心,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有迹可循。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德国国际法专家约翰劳斯·珀斯茨在接受德国《每日新闻》的采访时说:“我们本不应该这么快推进联系国协议的签署过程……对普京来说,这像是我们在‘包围’俄罗斯,我们应当预测到俄方会作出激烈反应,但最终,理智的声音被淹没了。”[36]

(一)乌克兰事件的背景和实质

1.欧俄“夹缝”中摇摆的乌克兰

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在美国的公开大力支持下,尤先科政府上台执政,乌克兰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剧烈转变。尤先科放弃了乌克兰前两位总统奉行的中立、不结盟和东西方平衡的对外政策,对外推行加入欧盟,对内大搞去俄罗斯化,在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驻扎、俄语地位等问题上丝毫不顾忌俄罗斯的感受,引起俄领导人的极度不满[37]。对乌克兰一边倒的“脱俄入欧”政策,俄罗斯主要予以打压和冷落。俄乌关系不断恶化。2009年,欧盟和乌克兰正式开始“联系国协议”谈判。乌克兰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改为奉行积极务实的外交策略,主动修复与俄关系,俄乌关系迅速升温。2010年4月,俄乌总统签署了俄黑海舰队在乌驻扎问题协议,将俄舰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驻扎期限延长到2042年(目前俄在克里米亚驻扎的军舰数量完全符合该协议的规定)。同年7月,乌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乌非集团化国家地位,扫除了俄对乌加入北约的忧虑。

2010年1月,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不久,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关税同盟的邀请。其时乌与欧盟联系国协议的谈判也在进行。乌克兰以加入俄关税同盟有违世贸组织相关规定为由,没有继续讨论该问题。在此之后,俄罗斯多次呼吁乌克兰作出正确的选择,加入关税同盟。2011年,俄罗斯把天然气价格与乌加入关税同盟挂钩。俄甚至劝说乌,应先加入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发展更为稳固的情况下再考虑加大融入欧盟的步伐。尽管如此,乌克兰仍然坚持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2011年8月20日,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独立20周年的演讲中指出,乌克兰最终明确自身发展前景,选择了欧洲。欧洲价值观是乌克兰发展的基础。乌克兰融入欧洲后会得到机会和权利,而不是补贴和宽容[38]

2.德国“东进”路线和俄罗斯“传统缓冲地缘”的冲突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俄白哈关税同盟问题上的交锋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拉拢乌克兰,希望阻止乌加入欧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展示了乌克兰在对外倾向上的摇摆不定。尽管“橙色革命”之后,“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乌克兰上至国家领导人、“政治精英”,下至学术界、普通民众基本达成的共识[39],但乌克兰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和东部乌克兰人民在文化、宗教上的亲俄身份认同使乌克兰无法放弃俄罗斯。

此外,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有些草率。在签署联系国协议的过程中,欧盟对乌克兰在共同价值观和法治国家建设上要求甚高[40],但经济上却并未满足乌克兰对欧盟所抱有的美好设想。在“广场革命”之后,时任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呼吁民众克制,称乌克兰之所以临时退出联系国协议,是因为乌经济濒于崩溃,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乌财政吃紧,无力偿还高额债务,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因联系国协议受损,对俄出口大幅缩水。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德国和欧盟并未提供任何实质利益,并一再要求乌方面释放季莫申科,对2015年亚努科维奇的连任形成政治压力[41]

与此同时,2013年11月9日,普京在与亚努科维奇会面时明确表示,如果乌签署联系国协议,乌“将失去很多,俄将限制乌商品进口”,相反,如果乌加入俄关税同盟,则能够马上获得包括天然气价格在内的各种优惠。在这种局面下,乌克兰无法承担失去俄罗斯的风险,在最后关头拒绝联系国协议的“戏剧化突变”也就出现了。

综上可见,乌克兰事件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在推行“东进”过程中与坚持“乌克兰是最后底线”的俄罗斯之间长期博弈之后爆发的结果。俄在乌克兰与欧盟进行联系国协议谈判的前期过程中并未将矛头直指欧盟,而是以关税同盟、降低天然气价格等方式向乌克兰提供“调头向东”的可能路径,与此同时将更为强硬的态度放在阻止乌克兰和北约靠近上。这是因为俄罗斯在不愿放弃乌克兰地缘战略的同时,也希望与德国、欧盟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德国并不愿意为乌克兰问题过多得罪俄罗斯,但在乌克兰事件爆发之前,德国和欧盟在联系国协议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以及对协议签订前提条件上的不可通融说明他们低估了该协议对俄罗斯所产生的威胁效果,也没有正确估计乌克兰国内的复杂局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14年3月9日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称,欧盟委员会并不了解乌克兰内部在文化意识上的分裂是如何之大,从一开始以“要么……要么”的口号建议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议时就犯下了错误[42],对乌克兰而言,必须在二者之间作选择是不可能的。

(二)乌克兰事件中德国政府外交政策阐述及原因分析

1.德国政府换届的特殊背景(www.xing528.com)

从德国的国内政治背景来说,乌克兰事件爆发的时间点恰好在德国政府换届之际。2013年9月22日德国大选结束后,由最大的两个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似乎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两党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使执政谈判持续了几乎三个月,直到12月16日,德国新政府才正式出台。因此,应对乌克兰事件的是临时政府,而当时德国政客们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应对欧债危机的余波和是否切实推行退休年龄和最低工资改革,乌克兰的经济崩溃、对外战略向东调整、俄罗斯在联系国协议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并不是其时德国政府的重点关注问题。

2.德外交上对俄罗斯的疑虑和戒心

虽然有这样的特殊背景,但德国在乌克兰事件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对俄外交政策趋向并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俄罗斯和德国在经济、地理、资源、历史人文层面上都具有高度互补的特性,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而言,德俄安全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施泰因迈尔在2013年12月份一次采访中说:“德国在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此外,由于地缘关系,欧洲有义务、也有责任与俄罗斯保持和谐理智的伙伴关系。”[43]但普京在任期间的俄罗斯缺乏西方国家所看重的“民主”属性,普京外交上秉承现实主义作风,方法务实而灵活,在许多事务上与德国形成合作态势,但同时也造成了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原则性[44],容易引起德国的疑虑。

此外,俄罗斯对东欧地区的认知与德国存在本质的不同,俄罗斯一直认为自己在这一地区有特殊利益,德国对之却不愿承认。针对乌克兰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3年11月18日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乌克兰有权自己决定同欧盟的关系,第三方无权干预。她还强调,欧盟东部伙伴国及其与欧盟双边关系发展并非针对俄罗斯。欧盟东部伙伴国经济现代化,俄罗斯也会从中受益[45]。但俄罗斯却完全不这么看。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电视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时,他说:“我们明白,(西方的)这些行为是指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指向欧亚的融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作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的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边上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向我们保证:‘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46]

普京的言论确实有据可依。尽管德国一再强调欧盟的东扩是为了实现欧洲地区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是为了欧洲统一价值观的实现。但事实上,德国政府从未对俄罗斯放松戒心。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2014年3月26日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乌克兰局势目前是很危险的,因为西方国家被激烈情绪所主导,坚信俄罗斯会进一步进攻东乌克兰,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47]无独有偶,德国《明镜》周刊专栏作家雅各布·奥戈斯坦恩也于2014年3月25日撰文指出,德国对俄罗斯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俄的扩张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均出生在前民主德国,对俄罗斯具有天然的戒心,在实施对俄政策时,德国政治家总将俄罗斯设想成地缘上的安全威胁,奥戈斯坦恩认为,这是德国和欧盟需要不断东扩的深层次原因,而欧盟的不断紧逼令俄罗斯倍感“被包围”,对乌克兰事件的强烈反弹不过是数年来俄罗斯被西方不断挤压战略空间之下最终的爆发而已[48]

3.德俄在地缘层面上的“安全困境”

虽然德国政界内部也有“亲俄派”和“反俄派”之争,但总体而言,德国政府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不可信任的。默克尔在上任之初就强调德国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导向”,在德国人眼中,俄罗斯欠缺与欧洲统一的民主观念和价值观平台,甚至认为普京一直停留在冷战思维之中。2008年的格俄冲突,2006—2009期间三次俄乌“斗气”,以及每一次欧盟和北约东扩所引发的俄美欧博弈,都说明了德俄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问题。

普京上任之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有了长足发展,“能源外交”频频奏效,俄罗斯挺直了腰杆,不再盲目追寻西方认同,转而执行发展欧亚一体化的独特俄罗斯外交战略。这样的定位导致俄罗斯与欧美在东欧地区频频发生矛盾和碰撞,普京的外交风格也愈趋强硬,这引发了西方的不安。在缺乏双边互信的基础上,德国将俄罗斯释放的这种信号看作对自身安全的威胁,欧洲一体化的“踩单车”理论也认定欧盟深化和扩大是一个“不进则退”的过程,这导致德国在促进欧盟往东扩张的过程中未考虑俄罗斯的安全诉求,忽视了俄在“传统缓冲地带区”上的战略考量。

俄罗斯对欧盟东扩一直“展现出极大的忍耐”[49],但这种忍耐在乌克兰事件中走到了尽头,普京在演讲中说,“他们很清楚,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克里米亚都住着上百万的俄罗斯人。这些人是多么地没有政治预见和分寸感,才会如此不顾后果地行动啊!俄罗斯现在退到了无路可退的边缘,就像一根弹簧被压到底,它是会猛烈地弹起来的。要永远记住这一点。”[50]而面临经济崩溃危险的乌克兰无法承受“非此即彼”的最后通牒,最终亚努科维奇拒绝签字。

乌克兰事件是德俄“安全困境”的阶段性体现。克里米亚公投更是引发德国对俄的恐惧心理,“下一步就是东乌克兰”的言论比比皆是[51]。结合2008年的南奥塞梯危机,德国人担心这将成为俄罗斯在东欧地带的一种固定模式:以保护东欧各国领土上的俄罗斯人为由可以随时出兵[52]。虽然俄罗斯一再表示对乌克兰没有兴趣,拉夫罗夫在3月29日表示,俄罗斯没打算、也没兴趣越过乌克兰边境[53]。普京则在上文提到的演讲中称,“亲爱的乌克兰朋友们,不要相信那些用俄罗斯来吓唬你们的人,他们宣称,在克里米亚之后还会有其他地区被俄罗斯割占。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的分裂,我们不需要。”但德国政界目前普遍措辞强硬,显然情绪激动。冯·德莱恩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说,北约应在他们的“外部边境”上展示出更多“存在感”[54],默克尔在3月20日的政府报告中则强调应立即在欧盟框架下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因为克里米亚公投“有违人权、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违背了乌克兰宪法”,“损害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将被进一步孤立。”[55]

2014年3月20日,欧洲委员会作出对乌克兰事件的最终决议。决议中,欧盟强调将加快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议的进程,不承认克里米亚的合法地位,取消下一届的俄欧峰会,继续对俄实行制裁,将俄罗斯驱除出八国集团(G8)。这说明俄欧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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