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美俄反导系统之争中的角色与策略评析

（一）基于德国外交理念导向的分析

1.德国外交理念核心：“文明国家”“克制文化”

冷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全新的国际格局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确定新的外交方向及价值理念。经过数年的摸索和争论，德国逐渐走上了一条以合作和建设多边机制为导向的“文明国家”之路^[8]。基于对这种外交路径的选择，德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和面对危机的时候，强调尽可能限制使用军事手段，优先以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秉承“克制文化”^[9]，维护多边主义和互信的伙伴关系。2010年10月份，时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韦斯特韦勒在德国外交政治协会发表讲话，称战胜暴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对和平的渴望及当地人的和解诚意。就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言，德国未来仍将坚持克制文化，军事力量是德国的最后选择^[10]。

秉承着这样的外交理念，德国在面对新世纪各种国际危机和冲突的时候，都坚持寻求和平、协商的解决途径。无论是面对冷战遗留下来的传统外部威胁，还是反恐战争中的全新安全隐患，历届德国政府都不愿意与任何国际政治力量公开为敌。因此，在反导系统之争中，德国对于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丝毫不顾虑其他欧洲伙伴，与波兰、捷克签订双边协议的做法表示了不满的情绪，施泰因迈尔在他的第一个任期（2005—2009）中就曾经公开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反导系统。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的选址离俄罗斯如此之近，确实应当事先获得俄罗斯的同意。”^[11]这样的外交理念也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提出的欧洲反导系统能够赢得德国政府的认同：其削弱了美俄争霸的实质，而将堂而皇之地“欧洲整体安全”摆在了台面位置。

2.德国外交身份定位：“欧盟一体”“德国利益”

德国将其欧洲政策置于外交施政的核心地位，主张欧盟拥有“核心主权”，希望欧洲能够“以一个声音说话”，执行欧盟统一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德国作为欧洲国家，虽然与美国共享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但在全球观点上，‘欧洲’属性赋予它强调和平和安全的理念。德国未来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欧洲支柱的建设。”^[12]

在21世纪之初红绿联盟执政期间，这种欧洲身份认同感达到顶峰。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德国政府对美国的强硬反对态度，反映了德国政府对其“文明国家”和“多边主义”价值取向的坚持，其与几个共同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欧洲国家的联合，也反映了德国希望立足欧盟，以欧洲领导者的身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倾向。这样的外交政策获得了德国反战民众的极大支持，但与此同时，却也招致国内政界和学术界的许多批评之声。尤其德国保守派力量，认为德国希冀于利用欧盟以期建构“平衡”美国的势力是可笑而不自量力的^[13]。

2005年默克尔上台之后，开始推行“价值基础”和“利益取向”并行的外交施政理念。对比起红绿联盟政府来更显务实，操作性也更强。在欧盟层面上，默克尔强调应以德国利益优先，对美国则认定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一种“西方价值共同体”。因此，在考虑欧洲反导系统时，默克尔没有一味地从欧盟的角度出发思考，没有仅仅考虑多边主义和文明国家价值观，但也没有唯美国马首是瞻。她更多地从德国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反导系统是否对德国安全保障有实际作用？建立反导系统会否刺激俄罗斯的神经，从而损害德俄安全关系？建立反导系统需要投入多少资金，会否对德国财政造成过大负担？如果执意不参加反导系统，对德美关系将有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目前在德国并不统一，但从默克尔政府参加欧洲反导系统的行动来看，德国官方明显认为加入反导系统更加符合德国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韦斯特韦勒在德国外交政治协会发表的讲话中也说过，欧洲联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欧盟是德国和平、自由、安全与公正的保障，它是德国的富裕保险。只有与欧盟伙伴共同采取行动，德国才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上得到重视，德国仍然是一体化的发动机^[14]。因此，即使加入反导系统，德国也一直强调欧盟的主导作用，并希望能够拉拢俄罗斯，继续淡化反导系统的美俄之争实质，想办法将欧洲反导系统的“欧洲”二字落到实处，真正建立起覆盖全欧的反导安全体系。

3.德俄安全关系：“地缘意义”“能源依赖”“互信基础薄弱”

在德国政府对反导系统的态度进行分析研究时，我们不能忽略俄罗斯在德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东进”是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关键性概念。著名学者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就认为，德国天然的生存空间在东方，那里是德国的“命定空间”^[15]。因此，俄罗斯的存在对德国意义重大。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政局不稳的局面。但在一些德国地缘政治家看来，尽管当前俄罗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诸多困难，然而一旦这个占世界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稳定下来，它所拥有的庞大发展潜力很可能在未来20到30年时间里成为“地球上的决定性力量”^[16]。此外，俄罗斯和德国在经济、地理、资源、历史和人文层面上都具有高度互补的特性。因此，与俄罗斯建立起稳定特殊关系，并从而影响东欧地区，对于保证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大有裨益。因此，虽然德国目前政策上倾向于传统西欧和美国，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而言，德俄安全关系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施泰因迈尔在他的第一个任期（2005—2009）中曾经多次强调俄罗斯对德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上文提到的2007年采访中，他还说，“德国在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此外，由于地缘关系，欧洲有义务、也有责任与俄罗斯保持和谐理智的伙伴关系。”^[17]

地缘因素之外，德俄经贸关系对德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德国的角色定位中，“贸易国家”也具有优先的属性。德俄之间不仅仅在经贸关系上存在互补的一面，从能源战略来说，俄罗斯更是德国不能得罪的对象。德国天然能源贫瘠，目前政府又在大力推动能源转型战略，到2020年，德国政府承诺将全面取缔核能发电站，到2050年，德国的传统能源消耗将降低至目前的一半，电力将有80%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起1990年将降低至少80%。然而，在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发掘和利用技术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天然气资源对德国的能源战略便是不可或缺的。

但与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加里宁格勒“导弹事件”是最先由德国《图片报》报道引起，并引发了连锁反应。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主任特列宁称，德国报纸公布这一消息的动机昭然若揭，就是让冷战结束后忘记“威胁”的欧洲民众警觉来自俄的威胁；公布的时机更是充满玄机，与欧盟和俄在乌克兰地缘政治方向上的紧张关系相“巧合”^[18]。

德国这一举动确实昭示了对俄罗斯的疑虑和不信任。笔者认为，这也是德国为何参与欧洲反导系统的另一原因。尽管德俄安全关系的稳定发展对德国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俄罗斯的存在对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力求以多边主义模式解决国际争端，避免美国单极化倾向也非常重要，但普京在任期间的俄罗斯缺乏西方国家所看重的“民主”属性，普京外交上秉承现实主义作风，方法务实而灵活，在许多事务上与德国形成合作态势，但同时也造成了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原则性^[19]，易使德国产生疑虑。此外，俄罗斯对东欧地区的认知与德国存在本质的不同，俄罗斯一直认为自己在这一地区有特殊利益，德国对之却不愿承认。例如针对2013年年底发生的乌克兰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2013年11月18日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乌克兰有权自己决定同欧盟的关系，第三方无权干预。她还强调，欧盟东部伙伴国及其与欧盟双边关系发展并非针对俄罗斯。欧盟东部伙伴国经济现代化，俄罗斯也会从中受益^[20]。但俄罗斯却完全不这么看。在2014年1月31日至2月1日所召开的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拉夫罗夫态度强硬，指责西方国家公然支持乌反对派，在乌国内冲突中“拉偏架”。他认为乌克兰的未来由乌克兰人自己决定，俄罗斯不会干预。但西方并未给乌克兰人民选择的机会，而是将其引向欧洲和北约^[21]。从乌克兰事件不难看出，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西欧国家与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存在着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而这必定会导致德国难免寄望欧洲反导系统能够对俄罗斯产生遏制作用。

4.综合分析：“德欧优先”“德美战略意图差异”(www.xing528.com)

综上而论，在面对美俄反导系统之争时，从外交理念角度出发，德国首先考虑的是德国的安全利益以及欧盟层面的多边合作关系。因此，对于小布什政府与波兰、捷克两国签订双边反导基地协议的行为，德国表现出了明显的消极和不合作态度。但奥巴马政府的欧洲反导系统将北约的所有欧洲成员国都包括在内，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加入该反导系统后，能在该系统的统一框架内执行各自的局部任务。不需要大幅改动军事设施、技术保障和火力装备，也不用改变各国军队的指挥流程和指挥软件系统。这使该系统具有了开放性，可接收更多的欧洲参与者，新成员也不用为改进本国原有系统浪费金钱。这获得了德国政府的积极支持。2012年2月初，德国拉姆斯坦（Ramstein）成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指挥中心所在地。

尽管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获得了德国行动上的支持，但从深层次上来说，我们必须看到，美国推行反导系统的战略意图与德国并不一致。美国虽然以“防止伊朗的导弹袭击”为幌子，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反导系统的部署实现防范和制衡俄罗斯的政治目标，将东欧这个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演变为遏制俄罗斯的战略前沿。此外，欧洲反导系统是美国全球反导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原本的美俄核平衡局势形成破坏的战略方式。在欧盟向东扩大的局势下，美国在欧洲布置反导系统，也能够使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在国家安全诉求上更加倾向美国，从而干扰欧洲统一安全防线的形成。但对德国而言，对欧洲反导系统的支持却主要看重对确实来自非传统核国家威胁的防范。根据德国政府调查，伊朗一直在进行远程导弹的研究。几年内，伊朗将有能力发射射程达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德国慕尼黑距离德黑兰也不过2760公里。时任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吕迪格·沃尔夫认为，自从德国被盟友和友好国家包围以来，“这是德国领土面临的最后威胁之一”^[22]。德国前国防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也于2012年指出，“在欧洲部署的反导系统针对的是来自近东，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23]而加入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则能够以较少的金钱消耗有效防范这种威胁。但正如上文所述，2013年8月伊朗新总统上台以来，伊核问题有望得到更加符合德国外交理念的和平解决方式，欧洲反导系统对德国而言存在的意义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如果因为该系统引起俄罗斯对德国的不满，或者使美国进一步左右欧盟层面的安全路线，则是德国不愿意看到的。

由于上述战略目标的不一致，德国在加入欧洲反导系统的同时，力图拉拢俄罗斯，希望通过加大合作的方式，打消俄罗斯对该系统的疑虑。同样是在韦斯特韦勒的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讲话中，他这样说：“眼下美国人和欧洲人就导弹保护伞进行的讨论比我们不久前进行的辩论要走得更远。当时曾建议搞华盛顿与布拉格之间或者华盛顿与华沙之间的双边计划，果真如此，欧洲将产生不同的安全区。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共同的解决方法，其目标是欧洲的共同安全，并且将俄罗斯紧紧纳入进来。这不仅是巨大的进步，而且也是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全新基础之上的一次真正机遇。”^[24]德国人的愿望虽然很美好，但在美国的主导之下，俄罗斯“平等”参与反导系统，与北约分享系统实际控制权的意图不太可能实现。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缺失基本的战略互信，这也是为什么在反导系统推行三年之后，俄罗斯以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二）基于德国安全策略倾向的分析

1.德国安全政策的“合作性偏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显示出明显的合作性偏好^[25]。这是与德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和政治文化特点密不可分的。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历史上一直面临强敌环绕的地缘政治局面。因此，德国的安全政治偏好呈现为两种极端形式，即要么是以先发制人的战争为表现形式的自主性安全偏好，要么是以欧洲联合为表现形式的合作性偏好^[26]。但前者遭遇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因此，战后德国通过欧盟这一形式，造就了一个对德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和平外部环境。因此，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共识是：德国的安全必须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休戚相关。这在现实事务的执行中，就体现在德国试图实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但与此同时，也将北约作为“我们共同安全最强有力的依托”^[27]。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德国的合作性国家安全政策偏好也同样来自对历史的反思。“为什么偏偏是德国”这个问题促使德国“政治精英”们不断思考，试图寻找一条不让历史重演，同时实现德国在国际上的政治诉求，并保障德国外部安全的路径。在这样的反思基础上，德国在外交上逐渐形成了以“和平主义”“自由民主”“合作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保证了“德国精英”阶层在安全政策领域较易作出妥协和达成共识。以单边主义实现利益的方式在德国政治家和官员看来，往往是难以实践的^[28]。因此，以欧洲联合的方式、同时借助北约盟友的帮助，来维持欧洲稳定、解决国际冲突，是德国“政治精英”们一贯愿意选择的安全政策模式。

在反导系统问题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东欧反导基地违背了上述德国的安全政策偏好，它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并将矛头直指俄罗斯，不利于欧洲整体的和谐与稳定。但奥巴马政府的欧洲反导系统则符合德国一直以来追求的“依助北约，欧洲共同建设安全屏障”的诉求，因此获得了德国政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美国隐藏在“打击伊朗核力量”背后的遏俄目的并不完全符合德国的安全战略倾向。对德国而言，俄罗斯的存在对整个东欧地区的稳定是有好处的。欧洲和平不仅仅依赖于美国的“贡献”，也得益于德俄的良好关系^[29]。德俄关系论坛的经济主管亚历山大·拉尔在接受德国《镜报》的采访时也曾经指出，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非常坚定地认为，只有与俄罗斯一起合作，才能真正实现欧洲的和平”^[30]。

2.德国新政府：“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东道主德国释放了希望立足欧洲，走上前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信号。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在致开幕词时说，德国应准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包括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承担更多军事任务，历史包袱不应继续成为外交克制的理由。时任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和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也作了类似表态^[31]。与此同时，施泰因迈尔在他的讲话中指出，“美俄欧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是不可想象的。”^[32]因此，虽然德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等传统中东欧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德国更希望能够在欧盟内部框架下争取与俄罗斯合作，以期共同解决这些问题，而非靠近美国，与俄为敌。

同样是在慕安会上，施泰因迈尔再次重申，“没有俄罗斯是不行的”，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安全建构是无法想象的^[33]。虽然德国对俄罗斯存在疑虑，但对于现阶段，希望以更强大、更独立姿态立足国际舞台的德国来说，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关系，将俄罗斯纳入欧盟、北约以及反导系统的共同建设过程之中，通过在美俄之间的斡旋，达到以美抑俄、以俄抑美，并以中间人的角色获得更大的外交地位认同。因此，德国人试图说服俄罗斯加强与德国的关系，他们强调俄罗斯的复杂边境问题，认为如果俄罗斯愿意与欧盟及北约进行合作，它便能够在其西部边境获得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从而集中精力应付来自南俄、中亚、中东及近东的复杂问题^[34]。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将俄罗斯纳入反导系统这一目的看来难以实现，但美俄之间也并不愿因此而起实质性的冲突，在美俄这种“你进我退”“相互试探”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中，德国是所有外部国家中力量最为强大、立场相对中立的，美俄双方都需要德国作为缓冲带和谈判掮客。因此，在受到双方压力的同时，德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外交筹码。

3.欧洲共同安全：德美战略差异

从欧洲共同安全防务的角度来看，德国和美国的着眼点也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的欧洲反导系统虽然包括了北约的全部欧洲成员国，但在主导权一事上美国毫无放手的态势。而中东欧国家欢迎这一点。它们不愿意让出更多的主权给欧盟，在军备领域也对美国有较大依赖性^[35]，这对欧盟东扩之后安全合作领域中出现的矛盾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在反导系统的构建上，德国更希望看到以欧盟为主导，借助美国的军事经济技术实力，并将俄罗斯也包括进来，以打消其疑虑的局面，但这无法获得美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支持。欧盟东扩带来的后遗症不仅仅在经济方面有所凸显，反导系统之争不仅仅反映了美俄在核力量及核平衡上的争霸过程，同时也折射出了德美之间在欧洲安全防御主导问题上一直存在的矛盾：哪怕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依然将欧洲当作自己的后花园，将北约当成美国军事力量的延伸机构，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传统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起以欧洲为主导的欧洲防务机制。

但这个矛盾在目前显现得并不明显，现任德国政府对欧盟一体化防务建设看起来只停留在“美好远景”的阶段，并未付出实质努力。默克尔也在各种场合强调，北约依然是德国和欧盟最重要的安全防务机构。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政治考虑。尤其在欧债危机时期，德国的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反导系统的资金支持，照美国计划，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大部分使用美国技术与装备，欧洲各国只需承担维护费用与驻军费用，力所能及地提供相匹配的反导装置。据北约预算显示，北约欧洲成员国共需承担军费约为两亿欧元。德国政府给出的预算中提到，德国只需负担此系统欧洲部分两亿欧元的14.9%，即2980万欧元。这样的数目不至于引起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因此虽然德国必须在反导系统建设上听从美国的命令，但权衡利弊，德国多半还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