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阶段针对德俄安全关系的优化分析

（一）国家层面：该阶段德俄双方的安全利益观

1.德国的安全利益观

冷战结束后，德国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外部安全环境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找到德国在世界、在欧洲的位置，如何维护德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不致引起别国戒心，是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主要外交任务。因此，当时德国的最重要国家利益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确保东部地区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尽快融入统一的德国，保证德国自身的稳定发展；二是尽量维持欧洲整体的稳定，尤其是保障德国东部边界的安全，使德国的统一能够在和平、有序的外部环境中平稳渡过。

这两个国家利益层面是互有关联的。保证德国统一的平稳进行是最为核心的利益所在，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则是其保障和前提。而如果想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则要分析当时德国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抗消失，德国国内普遍认为，针对德国本土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已经几乎不再有可能出现。但与此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纷纷独立，德国东部边境外的地区性不稳定因素增加。这其中包括：

（1）国家边境的变化导致武装冲突，同时产生难民向德国流动的状况，导致德国社会不稳；

（2）新兴国家的民主改革进程中充满不确定因素，一旦哪个国家改革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失败国家”“碎片化国家”的出现，从而影响欧洲整体和平；

（3）苏联的“后继国家”继承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技术，从而对德国形成了潜在威胁。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德国政府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从中东欧新兴国家内部着手，促使这些国家尽快走上改革的道路，从而融入西方联盟，从制度上杜绝战争的根源。时任德国国防部长斯托登伯在1990年7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援引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认为建构欧洲和平秩序的关键在于，使所有欧洲民族国家都尽快完成改革。他同时认为，西欧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应当推广至新兴的中东欧国家，通过让渡一部分主权给共同体组织的方式，从根源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13]。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政府积极支持新兴国家的改革进程。它首先支持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独立出来，继而在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也坚定地站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派的一边。此外，在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进行改革和市场经济转轨时，德国也给予了较大的经济援助。在1992年6月，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240亿美元贷款中，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资国。科尔曾经盛赞这一举动，称其为“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认为通过援助俄罗斯，促使俄罗斯早日完成体制改革，是对“欧洲整体和平”非常关键的因素^[14]。他还强调，“欧洲的和平欠缺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俄罗斯的和平也不能缺少欧洲”。因此，德国是西方国家阵营中，最为强调欧洲统一和欧洲整体和平的国家。德国坚信，从长远看，只有促进中东欧国家进行由内而外的、以西方价值观体系和民主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改革，并将其拉入在西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共同安全框架之下，才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之道。

另一方面，德国同时认为，要达到上述目标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为了在中东欧地缘政治动荡、国家政权相对不稳的时期，确保欧洲和平秩序能够顺利覆盖全欧区域，从而确保德国外部政治环境的稳定，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多边机制来保驾护航。而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冷战刚刚结束、德国统一之初，整个国际社会都对德国抱有一定戒心，德国本身也无力发展独立安全政策的时候，德国自然而然地将一直以来的安全机构——北约视为最重要的保护者。但与此同时，德国政界也多次提出北约在冷战后新时代中所具有的局限性：成员国没有覆盖中东欧国家，欠缺东西欧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作为传统的军事机构，在危机管控和冲突防御方面较为薄弱等。因此，德国一方面呼吁北约进行功能上的改革，增强危机预防和管制方面的能力，并极力支持北约的东扩，认为“北约的东扩是欧洲和平秩序东扩的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则认为，应当在北约之外成立辅助型机构。其一是西欧联盟，目的是为了加强西欧国家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和行动力，以便在纯欧洲事务上能够更多发挥欧洲的作用。其二就是欧安组织，目的是为了通过欧安组织，加强东西欧之间的磋商和沟通，使欧洲所有国家都能够加入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中来。

综上，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也由于德国刚刚统一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一时期德国的主要安全利益在于维护德国东部边界的稳定和欧洲整体局势的和平。从这个安全利益出发，德国的具体做法符合其一贯的价值观倾向和外交政策选择，即融入西方，坚定西方所信奉的所谓民主、人权、法治原则，希望通过制订国际秩序规范，依靠区域组织和多边对话机制，在全欧范围内形成相互融合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从而避免欧洲范围内出现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最终形成集体安全框架结构。

此外，在这一阶段，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还包括德国外交的“正常化”。根据汉斯·昆德纳尼的观点，这里的“正常化”包括三个层面的要素：它用来描述一个具有自过去纳粹时期以来的连贯逻辑并且能够自由地追求一种“不 受约束的”或者“自信的”外交政策，也被用于描述一个“正常的”北约盟国，一个有意愿并且能够仿效其他北约成员国那样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它还被用于描述一个仿效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来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主权国家^[15]。尽管从冷战结束后，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也一直是北约成员国，但它并不能执行一个“不受约束的”外交政策，也不能毫无顾忌地使用军事力量，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时也受到诸多限制。因此，为了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信任，德国政府在统一初期韬光养晦，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希望在国际舞台，尤其在欧洲区域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的倾向，但总体而言，这种想法并不明显。在对待中东欧、对待俄罗斯事务上，德国也更多地以“跨大西洋联盟”和“欧共体”成员的身份进行活动，而很少通过双边关系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开展联系，这也是为了消除欧洲其他国家对于德俄结盟的戒心。

2.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观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新成立的俄罗斯与新统一的德国具有相似的国家优先利益：对内维持发展和稳定，对外保证中东欧地区乃至欧洲整体的和平。但俄罗斯与德国面对的具体国内外局势大为不同。首先，俄罗斯自1992年1月2日开始实行“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改革方案本意是希望俄罗斯能够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1992年前9个月，俄罗斯工业产值与1991年同期相比，月平均下降17.6%，而通货膨胀率却达到了1350%，被认为是“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16]。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摆脱经济困境，199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将动员金融和技术资源来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发展俄罗斯生产者的竞争能力以及保证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促进国内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为外交任务的主要优先方面^[17]。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俄罗斯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援。因此，俄罗斯希望能够通过加入西方阵营，以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从而迅速重回发达国家的行列。

正由于俄罗斯将恢复国家经济作为国家的最核心利益，那么也就没有任何精力应付来自外界的安全威胁。因此，维持外部环境的稳定和和平，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另一重点。在社会主义阵营受到重大挫折，西方国家联盟取得了意识形态对抗中的胜利之际，彻底倒向西方，以尽快加入西方阵营，从而消除西方对俄罗斯的敌对情绪，并且成为西方集体安全框架的一分子，这似乎是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另外，当时俄罗斯的领导层也深受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摒弃俄罗斯传统的价值取向，也疏远以往的传统盟友，从而尽快向西方靠拢。有学者指出，历史证明，凡是对前一种社会制度进行颠覆性变革的国家，往往在初期执行其内外政策时，会带有明显的感性色彩。俄罗斯这个情感厚重的民族更是如此，其感性色彩更多地表现在对前世的否定和对后世追求的渴望上^[18]。因此，俄罗斯在独立之初，激进地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他们强调，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争消失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消失了，俄罗斯从此是西方国家阵营的一分子，应当获得与西方国家一样的身份、一样的经济机会和一样的安全合作机会。

为了获得这样的身份和机会，俄罗斯配合西方国家的各种要求，做出了许多让步。在执政理念、价值判断和政策实施等方面唯西方马首是瞻，由于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袖地位，这种对西方的“一边倒”，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美国的“一边倒”^[19]。

在该思想的主导下，俄罗斯放弃一直以来执行的“核均衡”战略，进行大规模核裁军。俄的本意是俄美作为“战略伙伴”，一起削减核武器，但真正实行的情况却与其初衷不符。一个例证便是1992年6月16日—18日，叶利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签署的《关于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谅解协议》。该协议规定，俄美两国在2003年前分两个阶段将各自的战略核导弹削减2/3，美国从现有的9986枚减至3500枚，俄罗斯从现有的10237枚减至3000枚。看起来挺公平。但究其实质，协议规定到2003年全部销毁陆基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撒手锏”SS—18中型洲际弹道导弹从此将不复存在，而美国的空基、海基战略导弹优势却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20]。因此，这是一个有利于美国实现核武器优势的协议。在该协议刚刚提出时，叶利钦和俄罗斯军方都对该项决议有所不满，但最终却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并且在1993年1月继续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根据俄罗斯一贯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念，冷战后初期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本应包括将“后苏联国家”继续维持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由于其“一边倒”的主导外交理念，使俄罗斯在独联体事务上频频妥协。首先，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促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承认非核国家，并销毁所有境内的核武器资源。然后，在解决独联体内部领土和民族冲突时，充分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如在解决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时，俄罗斯及时向联合国进行通报，并积极配合美国派出的专职协调员的工作；在面对北约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有意向东推进的局面时，时任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则于1991年12月23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显然，我们不将北约视为一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而将其视作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机构之一。我认为，北约当前并不针对谁，更何况随着其变化，将来相互接近就更不针对任何人了”^[21]。最后，在面对国际热点问题，尤其是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出现的热点问题时，俄罗斯在这个阶段也表现出了唯西方是从的态度。例如在波黑战争中，虽然俄罗斯不愿意承认波黑独立，但在美国和欧共体的压力下，俄罗斯最终于1992年4月27日承认波黑独立，并在同年5月29日支持联合国对波黑塞族的制裁行动。

总体来说，俄罗斯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出发，也由于当时俄罗斯领导层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希望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政治模式，导致俄罗斯在这个阶段执行“一边倒”战略。尽管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的做法也有过一定不满，并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不同政党和民众的争议，也为之后俄罗斯不再执行“一边倒”外交理念埋下了种子，但整体而言，这个阶段的俄罗斯极力迎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从而使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看起来处在一个良好的发展曲线上。

3.结论

在1990—1994年这个阶段，德俄双方从不同的内外政治因素出发，均执行“全面靠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尽管程度不同，但基本都以美国为主导力量，尽量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方向靠拢。因此，由于有共同的方向和目标，这个阶段的德俄关系处于一个友好的、互助的发展状态。(www.xing528.com)

但究其实质，德国和俄罗斯虽然都“靠向西方”，但其思维模式却并不一致。虽然两国均从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但是德国之所以坚持西方民主价值观、希望以北约为安全制度主导建构欧洲和平秩序，是因为德国依然秉持阿登纳以来的自由主义安全范式，希望依靠区域组织和多边对话机制、制订规范和原则、通过集体安全的模式保证和平。而俄罗斯对于西方民主观念的接受只有短短几年，西方的民主、共和、法治的理念并未深植俄罗斯民族的内心深处。俄罗斯执行倒向西方的战略，一方面是出于对过去的摒弃，另外一方面则依然是受到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影响，是由于国家内部经济复苏的需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希望通过加入西方阵营，从而重回大国行列的愿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德国与俄罗斯虽然都在遵循西方价值观和和平秩序观，但德国是规则的共同创建者，俄罗斯是规则的跟随者。从历史、价值观认同以及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上，俄罗斯实际上都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但在冷战后的特殊历史时期，阵痛后新生的俄罗斯在面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时，试探性地走了看似最合理的一条道路。这是俄罗斯领导层有意识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同样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俄罗斯领导层观念以及国内外现实因素发生改变之后，这条道路很快就被俄罗斯放弃了。

但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出发、以何种思维方式做出的上述选择，德俄双方在当时都坚定认为：东西欧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和差异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东西方之间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几乎接近于零了。在这种前提下，欧洲应当把握机会，实现统一，建立持续性的欧洲和平秩序。在该和平秩序模式下，欧洲所有国家应当奉行秩序的最高目标：即保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欧洲国家应当遵循以下行为准则：通过促进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改革，以消灭国家之间的地位和认同的差异，一旦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矛盾，应共同通过联合国、北约、欧安组织等多边解决机制，使之和平解决。双方都认为该和平秩序的核心保障机构是北约。但与此同时，德国同样重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欧盟的力量，而德俄双方都希望通过欧安组织建构全欧的磋商平台。因为德国认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不能离开俄罗斯，而俄罗斯则认为，在上述机构中，只有欧安组织将俄罗斯包括在内，俄罗斯不愿意在冷战后欧洲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被边缘化。最后，德俄两国在谈及冷战后欧洲新秩序的建构时，均将北美包括在内，赞同《新欧洲巴黎宪章》中提及的“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欧洲和平秩序范围。

（二）区域层面：中东欧地区的稳定是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重心

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后，德俄双方都认为，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带来的武装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但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其中就包括后继各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导致的地区武装冲突。据统计，苏联解体初期，独联体各国之间有争议的领土达200多处^[22]。这无疑导致了欧洲安全的不稳定局面。其中，德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俄罗斯则由于与苏联后继国家的历史渊源，双方都将中东欧地区视为实现冷战后国家安全利益的最重要区域。1991年8月29日，德、法、波兰三国外长在魏玛会晤，并共同发表声明，强调了中东欧国家在欧洲未来秩序中的重要性，并承诺，将“对中东欧国家和苏联所进行的改革进行全面的帮助，以使欧洲不再因为贫穷和富裕而重新陷入分裂”^[23]。而俄罗斯在1993年4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将与独联体的关系排在其外交具体方向的第一位，强调“在俄罗斯的周围建立睦邻地带”^[24]。

尽管德俄双方都认为，中东欧局势的稳定是尽快实现欧洲统一和欧洲和平的最重要因素，但其所面临的中东欧局势并不相同，从而导致其外交重点和实施途径均有较大区别。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东欧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民族国家，并纷纷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国家一方面急需摆脱过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希望尽量获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实现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因此，都对西方国家抱有友好心态，相反对俄罗斯抱有敌意，害怕俄罗斯会动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重新发展势力范围。

在俄罗斯独立初期，其利益核心是国内经济的复苏、政治上的和平改制和外交上尽快加入西方阵营，因此，尽管俄政治文件中多次将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视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但在外交实际操作中，却一直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弱化以往的地缘政治思想，甚至将与俄罗斯关系最近的独联体国家视为“包袱”，无暇顾及^[25]。

但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随着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矛盾愈演愈烈，俄罗斯周边环境严重恶化，俄罗斯重新认识到中东欧地区的重要性，提出了“近外国”（near abroad）的概念，以“保护俄罗斯少数民族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利益”为说辞，开始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的关系，力图利用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强化集体安全条约。1994年7月，集体安全条约国通过了《集体安全构想》，成立了集体安全理事会，使集体安全条约的共同防御政策由空洞化逐渐向实体化推进^[26]。

对德国来说，要实现中东欧地区的稳定，应当首先实现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制度改革。使这些国家彻底摆脱苏联的影响，以独立的、民主的、法治的主权国家身份加入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中来。因此，在帮助新兴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进行改革的同时，德国认为，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军事力量、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是最有可能阻碍中东欧改革进程的潜在力量。因此，德国一方面多次表示，在建构共同欧洲和平秩序时，一个“开放的、稳定的、民主的俄罗斯，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可靠的俄罗斯”，是德国最为重要的伙伴之一。“只要俄罗斯对欧洲说‘好’，德国绝不会对俄罗斯说‘不’。”但另一方面也同时警告，俄罗斯国内依然还有一些顽固力量，希望俄罗斯可以重回苏联时代，而这将会造成俄罗斯的孤立和欧洲内部的对抗^[27]。

在对待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问题上，德国强调，要将德国的中东欧政策和独联体政策与德国的对俄政策分裂开来。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视为对俄关系的附属是绝对错误的。德国希望建构一个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结构，并将中东欧国家吸纳进来。俄罗斯也应当受益于该安全秩序结构，不应将欧洲的共同发展视为威胁，而应当视为双赢：双方都赢得了欧洲的稳定、安全和经济机会。

针对中东欧地区发生的动荡和不稳定局面，德国坚持，应当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通过所有相关方的共同政治谈判进行平等解决。对于俄罗斯提出的“近外国”观念，德国表示强烈的不赞同，认为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今天，任何欧洲国家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可以被称为“近外国”，这个概念意味着俄罗斯的邻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具有同等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在规模、经济、文化和外交各层面上都是千差万别的，简单被一个俄罗斯“近外国”的概念涵盖，是对这些国家的同质化对待。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应当是与这些新邻国在互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双边关系，而这是欧洲是否能够获得持续性和平和稳定的关键性问题。

针对俄罗斯提出的保护在中东欧国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利益的问题，德国认为，少数民族的利益确实应当保护，但由于这涉及别国内政问题，应通过国际法和多边组织的努力来进行解决，例如欧安组织下设的少数民族特派员就在该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就。此外，俄罗斯应当与这些国家进行平等的、友好的协商，例如签署双边的互相保证对方在境少数民族利益的条款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试图通过继续控制这些“原苏联国家”或者势力范围，从而确保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是不可取的。

综上，在这个阶段，德俄均希望保证中东欧地区的和平，以保证国家外部环境的稳定。在俄罗斯独立初期，俄罗斯基本认同德国的观点，同意尽早实现苏联后继国家的独立自主和改革，同意西方价值观联盟向东扩展，并希望与西方国家作为平等伙伴，共同建构全欧和平秩序。但到了1994年左右，随着俄罗斯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觉醒，俄罗斯开始认为，其地缘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开始对独联体国家重新加强控制，与中东欧国家加强联系，想要重新打造“势力范围”，这无疑与德国对中东欧地区的和平秩序设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到这个阶段后期，德俄两国在区域问题上的矛盾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三）多边层面：“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欧洲和平秩序

在冷战后初期，重新统一的德国和新独立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都具有较为尴尬的地位：德国的经济实力和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一个全新的角色出现，因此当务之急都是实现国内政治的平稳过渡（德国的统一进程、俄罗斯的体制改革），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外，虽然欧洲的意识形态分界线消失了，“欧洲统一”“欧洲力量”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发展阶段，但实际上欧洲自身问题多多。尤其在安全政治上，长期依赖北约，欠缺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安全力量，自然也就并不具备独立建构欧洲和平秩序的身份。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国是当仁不让的唯一超级大国，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者和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因此德俄两国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向西方靠拢”的外交战略，更具体一点说，是“向美国靠拢”。因此，该阶段的德俄安全关系受到美国极大的影响。双方外交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提及建设欧洲统一和平秩序的概念时，德俄都将美国包含在内。德国一再指出，所谓的“欧洲大厦”事实上是一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庞大框架，美国和北约是被包括在这个“大厦”之中的。俄罗斯则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强调，与美国的关系应该是俄罗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这反映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28]。戈尔巴乔夫则在回忆录中指出了缓和同美国关系的重要性：“我本人和我的国际事务同仁，都认为应当从美国入手。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的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29]

尽管德俄两国都将美国视为冷战后重建欧洲和平秩序的最重要伙伴，但双方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德国在二战后成功通过欧洲一体化的模式解决了德法宿敌的百年恩怨，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主权恢复，重回正常民族国家之列。因此，德国一直强调地区融合、共同安全，以将一部分国家主权让渡给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形式，换取欧洲整体的和平和稳定，从而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理念前提下，德国虽然承认，美国在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抑或是俄罗斯，都是一个“欧洲大厦”框架下的，共同为了欧洲和平而努力的平等建构伙伴。因此，德国强调北约、欧安组织和欧共体（欧盟）的作用，一方面希望继续贯彻二战后西方国家所树立起来的价值观体系和国际法制度，另一方面，也同时希望北约进行功能上的改革，更强调“欧洲和平秩序”的维护者这一角色定位，认为在欧洲地域的具体事务上，欧洲国家和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维护欧洲地区和平的方式上，德国更加强调以协商、谈判的政治方式来解决冲突，而美国则更愿意通过军事优势和武力手段，来获得“强制的和平”^[30]。

俄罗斯则将与美国搞好关系视为俄罗斯重回世界大国行列，再次成为强权国家的通行证。这符合俄罗斯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的外交理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积极迎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意愿，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多次让步。同时，它积极寻求加入西方阵营合作框架的机会。早在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要举行欧安组织特别首脑会议，希望根据其“欧洲大厦”的设想，将欧安组织建成“泛欧安全组织”，用以取代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31]。1990年11月19—21日，欧安组织特别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并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约与华约的联合声明》《限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新欧洲巴黎宪章》这三个文件。从这三项协议内容来看，苏联希望北约和华约消失，以平等身份共同构建欧洲大厦的设想并未实现，而是更多体现了美国的意志：确保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影响力继续留存，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变为整个欧洲的行为准则。尤其是通过《限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使苏联销毁的武器装备比北约所有国家销毁的武器总和还要多得多，而美国利用一项“串联”原则，将其大约2000件较新设备转给了盟国，一件都未销毁^[32]。

俄罗斯独立之后，更加清楚自己已经丧失原本的“一极”地位，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调整对外战略，希望成为西方国家的平等伙伴，从而以强国身份重返国际舞台。1991年12月20日，科济列夫明确指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俄罗斯在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中曾占有应有的地位。现在我们必须回到这个范围中去。俄罗斯应当同其他大国平等地参与维护世界和平”^[33]。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俄罗斯努力加入七国集团（G7）组织，以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世界秩序构建者，在欧洲层面，则继续强调欧安组织的作用，以在欧洲不被“边缘化”。

尽管德俄彼此目的不一，德、美、俄三国想要谋求的欧洲和平秩序乃至世界新格局也不尽相同，但在冷战结束后初期，这些不一样的声音都被掩盖了。德俄自身的问题和尴尬的国际角色，加上美国作为仅剩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导致这个阶段的欧洲和平秩序几乎是按照美国的构想树立起来的。德国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进了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但前提是将跨大西洋关系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同意继续将北约视为欧洲安全维护的最重要机构；俄罗斯更是一再让步。苏联解体前后，北约曾表示，无意向东欧扩展，并提出要改变职能，由军事组织改造成主要为政治性组织，但时隔不久，美国就抛弃了这个承诺。1991年11月，北约在罗马召开首脑会议，成立“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并允许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该北约的外围组织，1993年10月，北约实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开始吸收中东欧国家，以作为北约东扩的过渡阶段。1994年1月，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正式决定扩大北约。面对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逐步向东推进的行为，俄罗斯做出的反应是，在1994年6月也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希望通过该计划，能够获得参与北约事务的机会^[34]。等到俄罗斯终于醒悟，美国根本无意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而是希望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从而保持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时，之前积累下的矛盾就逐渐凸显了。

综上，在这个时期，美国实际上主宰了欧洲冷战后和平秩序的建构方向，但它并没有像德国和俄罗斯所希望的那样，真正发展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彻底消除东西欧之间的裂痕，从而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整体欧洲的持续性和平。而是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并将欧洲置于美国和北约的从属位置，以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这种构想成功实行了一段时间，但同时埋下了矛盾的种子，也埋下了今日欧洲重新分裂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