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福格特持相似态度的是克劳迪娅·马约尔和雅娜·普格利林。她们在共同发表的论文《新的秩序:乌克兰冲突展现了欧洲安全的弱点》[19]中,认为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的行为严重违背《新欧洲巴黎宪章》确立起来的欧洲和平秩序原则,代表了欧洲一直以来坚持的合作性和平秩序被半路终结,从而开启了对抗和不稳定的时代。此外,俄罗斯的行为还说明,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已经走上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即使乌克兰危机在各方努力下得以解决,西方也有理由怀疑,一旦欧洲在安全秩序方面的努力与俄罗斯的利益相悖,俄会再次破坏现存安全格局。这充分说明,德国一直以来希望通过“以经贸促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方针使俄罗斯成为西方价值共同体内一分子的想法彻底失败了。因此,很难在近期(尤其是普京在任期间)指望俄会重新加入欧洲安全新秩序的建构中去。
但与此同时,她们也反思了目前欧洲和平秩序的问题所在:乌克兰危机显示,北约和欧盟从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安全秩序和西方价值观,被外部提出了挑战,从而使西方同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一事件还说明,在面对来自针对欧盟边界出现的直接且多结构的挑战时,欧洲现存安全秩序的复合载体(北约、欧盟、欧安组织等)显得各有缺陷:欧盟缺乏军事行动力,因此缺乏应对直接边界外武力威胁的能力;由于乌克兰问题并不单纯只是军事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北约主要发展传统军事实力,应对混合性危机的能力不够;此外,俄与乌克兰以及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经济制裁等政治手段也失去了应有的威力。(www.xing528.com)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欧洲亟须建构新的、稳定的和平秩序,在此过程中,德国应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在北约的框架下承担更多责任,成为军事上更加值得信任的国家;另一方面应利用好欧安组织,借2016年担任主席国之机,使之成为敦促各方力量有效交流的平台。此外,应在不孤立俄罗斯的情况下,寻找更适合承载全欧和平秩序的全新机制(institution)。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通过“再国家化”解决欧洲纷争的方式在马约尔和普格利林看来是不可取的,她们认为,在寻找新机制时,可以不仅限于多边合作、多边谈判等模式,有些适合在国家层面解决的问题,可以适当应用国家间谈判等双边渠道;而涉及面更广、更复杂的问题,则应发挥多边组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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