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和平条约”，而是形成了“人为的、反自然的、非法的”世界和欧洲的分裂^[8]。在这种分裂和对抗的局面下，形成了高度武装的世界两极格局，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威慑下的长期和平”状态^[9]。冷战期间，世界格局是较清晰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阵营以德国为中心点分割了世界，双方意识形态高度对立，通过结盟、军备竞赛和核威慑等手段达到势力均衡，客观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社会秩序角度来说，其规则的制定者（美苏两国）、执行方式（结盟、军备竞赛、核威慑）和主要目标（扩大势力范围、力图压制对方）等基本函项相对固定。与此同时，由于世界上形成了压倒性的两极争霸格局，欧洲区域也被这个国际秩序所支配，尽管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在不断试图探索欧洲特有的和平秩序，但成效不大，且也无法脱离两极格局的固有思路。

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原有两极格局的崩塌、欧洲新兴国家的出现、俄罗斯的转型、欧洲地缘上的分裂局面被彻底改变，同时也源于冷战期间西欧国家在新型国际关系上的探索，欧洲开始致力于建构特有的区域和平秩序。

在这个和平秩序建构之初，欧洲人还沉浸在欧洲统一的喜悦中，提出了一个持中间立场的承诺，即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也承诺愿意被纳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990年11月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10]。但很快，这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和平秩序”就被证明是不现实的：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未因为华约的解散而走下历史舞台，反而逐渐开始转型、扩大，主导欧洲安全事务；欧共体/欧盟在经济联合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政治和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停滞不前，欧安组织沦为论坛性质的安全事务讨论平台，影响力降低；俄罗斯地缘优势一再被挤压，在欧洲逐渐被边缘化，欧洲大陆上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和平框架”^[11]。

这种美国主导下的欧洲非对称和平秩序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了极大挑战，原因如下：

1.欧洲精英对“欧洲模式”具有世界前沿性的认知。尽管欧洲战后秩序一直受到美国主宰，但西欧国家也在探索独有的欧洲模式。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欧洲学者和政治精英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尝试改变各国边界的性质，以促进资本、人口、商品和观念的自由流动^[12]，同时建立“规范性”价值，试图通过机制和法理的力量规制欧洲秩序，乃至影响全球安全格局。在欧盟内部，这一理念被广泛接受，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域社会，遵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本实现了没有战争、不动用武力、国家边界稳定等和平秩序所要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因此相信，这种模式具有可移植性，应在全欧范围内进行推广，甚至影响世界。因此，虽然从现实上，欧盟同意北约的东扩，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北约东扩从客观上能够塑造传播欧洲价值观的地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欧盟在安全防务事务上对北约的依赖性，这并不代表欧盟同意美国的传统安全理念，即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达到遏制俄罗斯的目的。事实上，欧盟更感兴趣的，是转变俄罗斯的价值观，共同建设欧洲模式的和平秩序；欧美之间存在深层次的认知差异：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越性是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将苏联推向失败的边缘，但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西方国家能在冷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主要源于欧洲的自由理念和传统^[13]。这就导致了欧洲人在充分依赖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之余，从未放弃欧洲自身安全机制的建设。

2.俄罗斯的崛起和因此导致的认知改变。冷战期间的对称性终结，使西方的机制和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长期忽视俄罗斯及其对新世界秩序的诉求^[14]。这种诉求在冷战刚刚结束时，被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的需要遮掩下去了，但从未真正消失。在俄罗斯转型之后，又重提该诉求，这就向现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和平秩序提出了挑战。

3.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尽管欧洲一直都只是美国拥有利益的众多地区之一，或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区域^[15]，在目前全球战略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域转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显得更加明显。欧洲有理由担心，美国不把欧洲的安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考虑，甚至为了获取其他区域的利益而牺牲欧洲的稳定和和平。例如目前就有不少欧洲媒体认为，欧洲难民问题根源上是美国的战争政策所导致的，美国为了维持它在中东的利益，罔顾周边国家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16]。与此同时，美国则批评欧洲在安全防务方面投入太少。(www.xing528.com)

4.安全环境的复杂化。目前，国际安全格局远未成型，新型威胁层出不穷。单一的美国和北约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所有类型的国际冲突。仅就乌克兰事件而言，俄罗斯在事实上帮助了克里米亚的独立，造成了东乌克兰的冲突和动乱，但由于俄罗斯采取了非传统的支援形式，未发动传统战争，北约也不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行动。目前为止，以德国主导的谈判、多边合作、经济制裁、国际仲裁机构介入等危机处理方式才是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安全防务层面主要依赖美国和北约之余，欧洲也在以自己的理念建构更为错综复杂的欧洲和平秩序。并逐渐形成了以“相互交织的机制”（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为核心要素的新型和平秩序^[17]。在这种“相互交织的机制”模式下，转型后的北约占据主导地位，欧盟则在更加“欧洲相关”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为了能够达到“欧洲人解决欧洲事”的目的，欧洲先后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了不同功能、不同目标的安全机构（如西欧联盟、欧安组织等）。但事实上，上述机构目前为止都不具备实质性的危机解决能力，欧洲事务依然需要依靠北约解决，欧洲人建立的组织只具备辅助性或者论坛性作用。

这种理念和现实的差异导致了欧洲所设想的“相互交织的机制”正在往“相互制约的机制”（interblocking institutions）方向发展^[18]：北约和欧盟相关机构共存于建构中的欧洲和平秩序框架下，却欠缺明确的功能或者地理分界，拥有在很多层面上都相互重叠的任务目标。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时，不同机构经常派出来自同样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或维和部队，但彼此间并不存在正式规范的信息共享、安全保障或合作模式^[19]。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也存在许多批评的声音，但直到乌克兰事件之前，“相互交织的机制”依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制度建设方向，以美国主导、欧盟国家为辅的跨大西洋联盟也依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核心建构者和规则制定者。而在这种和平秩序框架中，俄罗斯一再被边缘化，它被动地接受西方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无法实现自己的秩序诉求，外交空间逐渐被挤压。有学者指出，冷战中存在的东西分割线并没有消失，只是东移了，乌克兰危机则再次引发了隐形“分界线”的移动^[20]。

针对这次东移，俄罗斯做出了强烈反应，欧洲和平秩序因此受到冷战以来最大挑战。它不但挑战了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大合法性，而且究其实质，这还是俄罗斯与几乎所有西方对手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它将影响欧洲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和格局重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