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在最后关头宣布放弃与欧盟签署已谈判数年的联系国协定，显示出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向。第二天，乌克兰民众中约有3000人走上首都基辅中心独立广场进行示威，挥舞欧盟旗帜，抗议政府的这一决定。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广场革命”之后，乌克兰危机迅速激化，2014年2月27日，克里米亚亲俄武装人员占领克里米亚政府大楼和议会大楼，升起俄罗斯国旗。3月4日，普京首次作出表态，称乌克兰事件性质是违宪政变和武装夺权。3月16日，在乌克兰政府和西方七国动用外交和联合国手段无果之后，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超过80%的克里米亚公民赞同加入俄罗斯。3月17日，普京签署总统令，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独立。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代表签署条约，允许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21日，普京签署已获上下两院批准的法案，完成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的所有法律程序，两地正式加入俄罗斯。至此，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尤其是克里米亚的独立，被认为是破坏了冷战结束以来建立的“欧洲和平秩序”的关键事件。
2014年12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周日版》采访时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终目的在于，重新树立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而由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进犯和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作为，这个目标迟迟未能实现。”[1]外长施泰因迈尔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和平秩序岌岌可危，我们现在必须阻止欧洲的重新分裂（neue Spaltung）”[2]，“我们遇到了冷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为损害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3]，“数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互信在短短几个月内丧失殆尽”[4]。
认为“乌克兰危机威胁到了欧洲和平秩序”的不仅仅是德国政界，2014年以来，德国学界从此次危机出发，探讨“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建”的文章不断见诸极端。学者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使原有的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持续冲击，北约、欧盟和欧安组织（1995年之前为欧安会）现在必须建构出一个新的和平秩序，并在与俄罗斯合作，而非排除俄罗斯的情况下重建该秩序”。
上述德国政治家和学者提及的“欧洲和平秩序”，主要指的是欧安组织于1990年11月在巴黎克莱贝尔特别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中所宣告的“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和平秩序和安全秩序”[5]。该宪章同时认为，“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告结束”，欧洲已经进入“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时期”[6]。(www.xing528.com)
乌克兰危机表明，这样的欧洲和平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欧洲未如巴黎宪章的设想实现整体欧洲的安全，而是形成了“以北约为首的强势西方”“弱势的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和“缩小的欧洲中部”（schrumpfendes Zwischeneuropa）[7]的格局。
这样的格局是随着美国主导的北约安全框架东移而逐渐形成的，与美国希望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愿望相符，但并不完全符合德国对于欧洲和平秩序的设想。德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认为一个繁荣稳定的俄罗斯是实现欧洲和平的前提条件。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就已经使德国意识到，没有俄罗斯的合作，欧洲大陆上的和平和稳定难以实现；现今乌克兰危机的事实也证明，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对于维护德国的东面外部安全环境至关重要。因此，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困境，对德国设想下的欧洲和平秩序而言，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重建欧洲和平秩序”的一个核心在于转变德国对俄政策，通过德俄双边关系影响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甚至影响跨大西洋联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使俄罗斯不再是“弱势的对手”，而是欧洲和平的共同建构者[8]。
因此，本书将分析冷战后德国欧洲和平秩序观的形成和实质，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1）面对新形势，德国设想下的“新欧洲和平秩序”究竟为何？（2）在该“新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框架下，俄罗斯的地位和角色是什么？德俄关系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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