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同云彩之于天空,浪花之于河流,繁花之于春树,中国的诗词曲与音乐和歌妓结下的是不解之缘,它们大都可以被之管弦而主要由樱桃小口们来歌唱,不像今日的新诗万诗齐喑,大多只能默读而不便吟诵,更难随着乐谱的翅膀而振羽飞扬。
中国古代的歌妓制度,经历了先秦女乐、汉代倡乐与魏晋乐府的发展阶段,到唐宋时代形成官妓、家妓、私妓同时并存的局面。时至元代,妓女主要分官妓与私妓两种。官妓指由官府直接或间接管理编入乐籍的妓女,在经营上实行的是“义务制”与“买卖制”并行的双轨制,前者称为“官应身”,即无条件地应召至官府表演歌舞或为官家的客人侍寝,后者则为向一般的平民卖身。私妓称为“私科子”。指的是不隶属乐籍而私下卖笑的女子。无论是官妓或私妓,她们都深受官府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其中,那些才色双全的艺妓,即主要从事杂剧的表演和歌曲的演唱者,她们的地位当然同样卑下,政治上与生活上的双重压迫,使她们如在长夜,如负磐石,但是,由于她们能歌善舞,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与艺术表演才能,身价自是不同,也相对受到官员、市民和文人的欣赏与尊重。尤其是元代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较之唐宋,艺妓与文人、与元曲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几乎有如河流之于河岸,树身之于年轮。
试看当时人们是如何评价名“歌儿”朱帘秀的,“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胡紫山《沉醉东风》)。特别是最后两句,哪里是在写一个供人娱乐的歌妓,分明是寄托了文人的理想人格。这样雅丽的形象和雍柔的气度,只有真心仰慕之人才可创造。
也正因为深受官、商压迫,歌妓们从文人身上更容易找到同情和宽慰。“多情此意难消受,书生切切在心头,受过凄凉一笔勾。”(张氏《鹌鹑儿北》)
艺妓们由于特殊的地位和文化的熏陶,她们比一般的妓女更重视精神的追求与生命的寄托。脱籍从良而过上常人的生活,是她们的普遍愿望,而她们希望之所在,大都是那些在文学上有共同语言的风流倜傥的文人,市井的商人和官场的俗吏并不入她们的青眼。在正常的社会情态下,文人的地位远比艺妓为高,宋代的柳永自称“布衣卿相”,正是因为布衣是实而卿相为虚,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沦落红尘,才和许多歌女有了真实的友情甚至爱情。当然,柳永只是前代的个例,元代则不然,文人的地位从前代的波峰坠落到波谷,九儒而十丐,在社会各阶级的排行榜上,仅仅列于乞丐之上,和艺妓们顶多算平起平坐,他们如同绩优股变成了垃圾股,已经触底却没有反弹的希望。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巨大的落差,既使他们已无前代读书人的优越感,而走投无路的现实,也使他们往往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艺妓们寻找精神的安慰。尤其是那些有创作欲望与才能的文人,艺妓们就成了他们异性知音,红颜知己,是他们作品的欣赏者与传播者。例如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于伯渊,是元代的杂剧与散曲作家,他不满官场的腐败,山东平阳路的达鲁花赤几次派人礼聘他为官作吏,他置之不理,却与平阳名妓柳翠相好,专门为她写了〔仙吕·点绛唇〕套曲,其中有“漏尽铜龙,香消金凤,花梢弄,斜月帘拢,唤醒相思梦”之句。与伯渊相识,柳翠即专意相从,伯渊逝世,柳翠白衣素服为之送葬,从此闭门谢客,虽是风尘女子,却凛然有烈士之风。
相传柳永死后,身在各地的歌妓于清明时节,自发相聚,扫墓悼念。后世小说家拟了个“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的有趣而不失风雅的题目。相比较许多重利轻义的士人,歌妓们于色艺之外,确乎还有真情。
除此以外,更有大义、节烈。凡国家存亡之际,怒斥寇仇,以身殉国之辈数不胜数。像柳如是那样既可讽斥夫君的贪生怕死,又甘心为其忍辱负重、苟活数载的人,岂能不让人敬重。
元代都市妓女的队伍空前庞大,单纯以色事人者置之不论,其中一部分是以艺事人或以色艺事人的艺妓。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都记载了元代艺妓的艺事活动。据以上二书加上其他书籍如《全元散曲》(隋树森编)、《全金元词》(唐圭璋编)的统计,今日尚知的有名有姓的艺妓共159人。她们演出杂剧,兼唱词曲,如赛帘秀“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唱”,朱帘秀“歌声坠梁尘”,顺时秀“歌传天下名”,一分儿“歌舞绝伦”,李显秀“记杂剧三百余段”等。专工南戏的女演员龙楼景的金嗓子使“梁尘暗簌”;曲家卢挚听闻金陵的杜妙隆歌声绝妙,远道专访不遇,惆怅之余,题《踏莎行》于旅舍之壁:“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马上诗成了。归来闻说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莱渺。 宝镜慵窥,玉容空好,梁尘不动歌声悄。无人知我此时情,春风一枕松窗晓。”除此之外,有的艺妓如朱帘秀、梁园秀等人还长于创作,成为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元曲史的女性作家。总之,众多艺妓和男性元曲家的相辅相成,促进了元曲的发展和繁荣,元曲之花在唐诗奇葩宋词异卉之后迎风盛开。如同三面旗帜、三块领地,元散曲也有鼎足而立的三大题材,那就是“叹世”、“书隐”、“题情”。如果说唐宋时代有所谓“诗庄词媚”之说,那么,元代文人心灵开放的程度,也是依诗、词、曲的顺序而与时俱进。元人之诗,主题多比较庄重,例如抒写理想抱负关怀国计民生之类,难免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元人之词,就已经开放得多了,但仍不免犹抱琵琶半遮面;元人之曲呢,几乎没有什么禁区,不便示人的内心隐秘,自然原始的身心欲求,都可以一一招来笔下,如同在酒神刺激之下酒酣耳热之后的放语狂歌,因此,表现在抒写男女感情方面,当然更是真率热烈而无所顾忌。有元一朝,游牧的异族入主中原,本极少中州封建传统观的束缚,而文人更无需封建礼法的伪装,他们要求的是包办婚姻与感情需求的双重补偿,而歌妓们更是无视封建礼法的羁绊,她们要在演唱与创作的愉悦中暂时安顿自己漂泊而苦闷的灵魂。大都(今北京市)人王氏,其芳名、里籍、生卒年均已无考,只知她演艺出众,能作词曲,今日尚有〔中吕·粉蝶儿〕《寄情人》套数传世。在这一长篇作品中,抒写的是自传式的弱女子的悲酸遭遇,倾泻的是对意中人刻骨的相思之情,控诉的是那些主宰他人命运的罪恶势力,表现的是风尘才女的不可埋没的才情,如其中的两曲:
元曲中有露骨的情色描写,有近乎于粗俗的两性话语,这实际是文人的一种“玩世”态度,它的背后是创伤与避世的集体意识。
〔石榴花〕看了那可人江景壁间图,妆点费功夫。比及江天暮雪见寒儒,盼平沙趁宿,落雁无书。空随得远浦帆归去。渔村落照船归住,烟寺晚钟夕阳暮,洞庭秋月照人孤。
〔斗鹌鹑〕愁多似山市晴岚,泣多似潇湘夜雨。少一个心上才郎,多一个脚头丈夫。每天价茶不茶饭不饭百无是处,教我那里告诉?最高的离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狱!
在王氏之前,马致远曾作过〔双调·寿阳令〕小令一组八首,抒写“潇湘八景”,题目分别为《山市晴岚》、《远浦帆归》、《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与《洞庭秋月》,王氏对此当然耳熟能详,多半她还在不同的场合一启歌喉倾情演唱过。同时,她的纤纤玉手居然也有运斤成风指挥如意的能力,她居然把马致远这一套曲的八个标题,分别化用在两支曲子中而为我所用。如果全篇通读,读者更会觉得她血泪满篇而才情满纸,也会猜疑这位芳名不传的王氏,不平的世道和无情的岁月还遗落了她多少如珠如玉的诗篇?
女性化用语言的敏感与天赋,绝不逊于任何男性。想一想苏若兰的回文诗,多么令人叫绝。然而,我们的文学史上,有那么多精彩的女性人物形象,可流传青史的女作家又有多少呢?难道这个男权的世界里,女性只能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而不能独立主宰自己的视角么?历史只给出了残酷的回答。
由于地位的低下和性别的歧视,除了少数的例外,元代的艺妓绝大部分都没有留下名字,一名刘燕哥的刘燕歌,算是例外中的一个。她不仅善歌舞,而且解辞章,《古今女史》卷六就尚存其诗一首,题为《有感》:“忆昔欢娱不下床,盟齐山海莫相忘。那堪忽尔成抛弃,千古生憎李十郎!”负心的“李十郎”该不是指下文要提到的“齐参议”吧,果真如此,那就太令人感叹红颜薄命了。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一官员强行纳刘为妾,刘执意不从而被捏造罪名投入狱中,沉冤莫白,幸而东平路总管府参议齐显安奉命至下属的彰德府复查案件,为其昭雪。刘燕歌国色天香,多才多艺,齐显安拯人水火,义重如山,两人相见生情,情好日笃。山东聊城人的齐显安后来因双亲年迈而辞官回家,刘燕歌难舍难分,作〔仙吕·太常引〕《饯齐参议回山东》一曲:
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古今别离难,兀谁画蛾眉远山。一尊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间,第一夜相思泪弹。
化用张敞为妻子画眉的典故,足见丈夫对自己的恩爱,可惜此情恐怕难续。
这里是对别后第一夜的想象,深得“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韵味。
此曲缠绵悱恻,传唱一时,本来很可能被时间的滔滔流水冲刷得无影无踪,却幸而被同时的夏庭芝的《青楼集》收录。此书记述了几个大城市中一百多位歌妓的生活简历与演出情形,由于他的记载之功,让我们几百年后仍可听到刘燕歌的歌唱,看到她眉间颊上那未干的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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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曲家,许多人和青楼妓女尤其是艺妓的关系密切。他们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正眼相看平等相待,他们反对窒息人性的封建礼教,为妇女的不公命运而呼号。表现烟花女子的形象与命运的杂剧,流传至今的尚有十余种,而曲家与歌妓相互酬唱的作品更复不少,曲家赠歌妓之作尤多,他们表现的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这是元代曲坛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如张可久〔中吕·普天乐〕《赠白玉梅》就说“谪仙名,乐天姓,纤尘不染,玉骨长清。西楼览宫市,东阁新诗兴”;徐再思〔朝天子〕《杨姬》就赞美杨姬“歌扇生春,舞裙回雪,不风流不醉也。舞者,唱者,一曲秦楼月”。孔文升为孔夫子的第五十四代孙,他也写了一首〔双调·折桂令〕,是赠给艺名“千金奴”的歌妓的:
杏桃腮杨柳纤腰,占断他风月排场,鸾凤窠巢。宜笑宜颦,倾国倾城,百媚千娇。一个可喜娘身材儿是小,便做天来大福也难消。檀板轻敲,银烛高烧,万两黄金,一刻春宵。
戏谑的元素在元散曲中比比皆是。这样可爱的小幽默,在我们的唐诗宋词中太少了。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此“思想解放”,其先祖有知,恐怕会斥责他“孺子不可教也”吧!还有一位字伯坚的曲家贾固更是离经叛道,表现得更“酷”,他任山东佥宪时,与歌妓金莺儿过从甚密,离开山东后曾作〔醉高歌过红绣鞋〕一曲寄金莺儿,被人弹劾去职,但这首小令流传至于今日,并没有被时间这位最严厉的法官判决无存:
乐心儿比目连枝,肯意儿新婚燕尔。画船儿抛闪的人独自,遥望关西店儿。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当记得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诗,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
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宋代柳永的浪子风流,而是相濡以沫,意挚情真,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元代的曲家特别是如关汉卿那样的流落市井的曲家,是一代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而元代的许多歌妓不但以她们的演唱而且以她们的创作,和男性作家们携手,也是一代新兴文学的功不可没的开道人。在这一支庞大的女演员队伍中,“杂剧当今独步”而著名文学家胡紫山曾为其诗集作序的原本姓朱的朱帘秀,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如果她生当今日,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戏剧家协会都会有她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她不仅是“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货真价实的“著名作家”。朱帘秀与同时代的许多曲家,是志同道合切磋琢磨的文友,和其中有的人还堪称闺中密友,王恽、胡祗遹、冯海粟、卢挚、关汉卿等名家均有题赠给她的作品。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元代歌妓流传至今的作品不多,剩下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其他的永远也无法浮出水面了。朱帘秀也是如此,然而珠帘挑起,我们今日仍然可以窥见和想象她的才华,如她的〔正宫·醉西施〕:
为名歌妓题诗,是当时文人圈盛行的雅事。甚至有人以其名作画相赠。如名姬张怡云,据载,为她,“诸名公题诗殆遍”。很多名士都以《怡云图》相赠。
检点旧风流,近日来渐觉小蛮腰瘦。想当初万种恩情,到如今反做了一场们僝僽,害得我柳眉颦秋波水溜,泪滴春衫袖。似桃花带雨胭脂透,绿肥红瘦,正是愁时候。
〔并头莲〕风柔,帘垂玉钩。怕双双燕子,两两莺俦,对对时相守。薄情在何处秦楼?赢得旧病加新病,新愁拥旧愁。云山满目,羞上晚妆楼。
〔赛观音〕花含笑,柳带羞,舞场何处系离愁?欲传尺素仗谁修?把相思一笔都勾。见凄凉芳草增上万千愁。休休,肠断湘江欲尽头!
〔玉芙蓉〕寂寞几时休?盼音书天际头。加人病黄鸟枝头,助人愁渭城衰柳。满眼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若得归来后,同行共止,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余文〕东风一夜轻寒透,报道桃花逐水流,莫学东君不转头。
交交黄鸟,止于棘树,凄惶而不得其所。思君的日子,竟是这样忐忑无依。渭城衰柳,当初的情意和承诺,已经形似一丛枯槁。尚能唤得起故人的回眸怅望么?其中韵致上达《诗》的风雅,下系唐人的意境,用来点染这朴实自然、寻常百姓的“病”和“愁”,竟也如此自然贴切。难怪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样的味道,唐诗没有,宋词也不及。
此曲写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形象之一的“弃妇”,以前的此类作品多出于男性作家之手,未免有些隔靴搔痒,而此曲由有深切体验的朱帘秀写成,自是不同凡响。如此佳人如此才情,当时与今日有多少女作者可望其项背呢?每诵此曲,我总是不免叹息:窥一斑可知全豹,如果朱帘秀的作品能多所留存,大致不会让李清照专美于前吧!而我也总是不免想入非非:可惜当时远远没有发明录音录像技术,不然制成VCD或DVD,我们今日就不仅可以一饱眼福,而且也可以一饱耳福了。妓女制度或歌妓制度,都是旧时代的产物。唐宋元三个时代的歌妓,她们对诗词曲特别是词与曲的作用,当然不完全是正面的,例如词曲中近乎色情的描写、轻薄调笑等不健康的审美趣味之类。但如果诉之于道德法庭,责任还是应该由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男性词人与曲家来承担,何况我们今日对歌妓们在诗词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还没有能充分地“评功摆好”呢!元散曲与她们的不解之缘,我上面已经作了匆匆的历史回眸,而元曲名家张可久也早在“酸斋”即元代散曲家贯云石为他饯行的筵席之上,赞美过歌妓们的舞蹈和歌唱了,那就是他所作的〔双调·折桂令〕《酸斋学士席上》:
岸风吹裂江云,迸一缕斜阳,照我离樽。倚徙西楼,留连北海,断送东君。传酒令金杯玉笋;傲诗坛羽扇纶巾。惊起波神,唤醒梅魂,翠袖佳人,白雪阳春。
读罢这首小令,你不得不感慨郑振铎对张小山的评价如此精当:豪放而不粗率,精丽不雕琢,萧疏得不到索寞的地步,其“悟到了深浅浓淡雅俗最和谐的所在”(《中国文学史》)。
好一个“翠袖佳人,白雪阳春”啊,我已经无法征求张可久的同意了,便径行借用他漂亮的结句,作为我这篇并不漂亮的文章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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