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冤诉屈：冤屈的恨曲与悲歌

一

古往今来，世界就像一个万象纷呈而永不落幕的舞台，不知演出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又不知演绎过多少喜怒哀乐的情感。而在“悲事”与“哀情”之中，最摇人心旌而使人一洒同情之泪的，则莫过于身蒙奇冤大屈而又难以昭雪的了。

相传仓颉造字，先依类象形，创制出“文”，再“形声相益”，造出字。

中国汉字的构字原则，有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等“六书”，而汉字中的“冤”字，应该是由“象形”之法所构成的吧，如果传说中的“仓颉造字”情况属实，那么，“冤”。意为冤枉冤屈的“冤”字，由两部分构成，其上的“冖”，是一个常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形符，表示覆盖、笼罩之意，其下则是任人宰割肉味鲜美的“兔”，除了被剥皮食肉，善良无助的兔还能有什么美好的前途呢？且不要说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了，厄运来时，他们就如任强权恶政或强人恶者践踏的蝼蚁草芥，即使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不可一世的豪杰，鱼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一旦沦为笼中待宰字就应该是他老先生别有会心的创造之兔，也只有长叹悠悠苍天彼何人哉而徒唤奈何。“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该是我们民族英雄中的英雄了，连南下而牧马的剽悍的金兵对之都闻风丧胆，但这位比山更难撼动的英雄人物却屈死在风波亭上，轰然倒下时胸中倒海翻江的是天日何时昭昭的冤情；明末的袁崇焕，可说是抗御外侮的豪杰中的豪杰了，他抗拒上司弃城入关的命令而死守关外的孤城宁远（今辽宁兴城），攻城的努尔哈赤负伤败退旋即身亡，这是明朝对后金作战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随后袁崇焕收复锦州等失地，予围攻锦州的皇太极以重创，史称“宁锦大捷”。然而，多疑的崇祯却自毁长城，内听权臣的诬陷之言，外惑强敌的反间之计，竟然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传首九边。袁崇焕临刑受戮之时，他心中燃烧的该是较肌肤之痛更惨烈的悲愤吧？

大约是人世间的冤屈太多，需要有相应的文字表达，所以汉语中与“冤”相应的词语也颇多，为冤枉、冤屈、冤情、冤魂、冤仇、冤祟、冤狱、含冤负屈、冤沉海底、鸣冤叫屈、沉冤莫白等，不一而足。颠之倒之，又有衔冤、鸣冤、申冤、雪冤、不白之冤、覆盆之冤、千古奇冤等，不胜枚举。这些平日习见常用的词语，如果能一一倾诉它们的由来和派上的用场，那该是怎样令人心悸而魄动的血泊恨海？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压迫深重的时代，是一个以强凌弱的时代，是一个芸芸众生特别是汉人南人沦为弱势群体的时代，有良知的敢怒也敢言的文人终于发出了不平之鸣，他们在戏剧和散曲中歌颂过去的英雄，咏唱复仇的故事，抒写时代和人民的巨痛沉哀。其中，以“冤”为题目中的关键词的，就有关汉卿的剧作《窦娥冤》，有姚守中的〔中吕·粉蝶儿〕《牛诉冤》，曾瑞的〔般涉调·哨遍〕《羊诉冤》和刘时中的〔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在前代的唐诗宋词中，写到“冤”的如杜牧《闻开江相国下世》的“位极乾坤三事贵，谤兴华夏一夫冤”，如李商隐《哭刘蒉》的“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等，都没有像元曲这样集中而强烈，这样为一个普通的弱女子而击鼓，为马牛羊实际上是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升斗小民而鸣冤。

二

还是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大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们集体编写《中国戏曲文学史》，我才得以初次诵读关汉卿的《窦娥冤》，虽然其时少不更事，也未能更多地亲历人间的种种不平与冤屈，但是，善良悲苦而倔强刚烈的窦娥却如同不速之客，远从元代前来闯进我的心房，伴随了我的半生岁月。

“文革”前夕，“四清”运动不是山雨欲来而是狂风暴雨欲来风满楼，其时我在洞庭湖畔的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几次虽未达旦却时过子夜的批判会，摧毁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我的妻子会后抱着嗷嗷待哺的小儿伫立水边，差一点就跳进了咆哮的江水，家破人亡系于一念之间，虽然远比不上窦娥命运之悲惨，但我也痛切地感到什么叫做“冤屈”，什么是人间的平地风波与人心的险恶难测。虽然元代早已写进泛黄的史册，虽然肆虐一时的沙尘暴龙卷风也早已逝去，如今重读《窦娥冤》，我仍然不能不敬重关汉卿作为真正的作家所具有的良心、胆识与勇气，不能不向窦娥遥寄我年轻时即已心中藏之的同情和慰问。

作者通过自己的命运理解窦娥的冤屈。在“文革”中，还有人直接以“窦娥”这一文化符号为斗争的武器。有遭遇政治迫害的女子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仿窦娥的装束，自制了一套囚服，并写上了一个大大的“冤”字在胸前，以示抗议。民族的精神、不屈的人格，这些都不是理论家的空言，它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历史中。

关汉卿是绝不亚于莎士比亚的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哈姆雷特》中曾经说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此语一出，风传至今。对于过去的历史，希腊神话有所谓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之说，元代，就是一个强权加暴力的“黑铁时代”。窦娥，就是黑铁时代的一位弱者，她受到无赖恶棍张驴儿的陷害，又不忍心衙役给抚养她成人的无辜的蔡婆婆用刑，只得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毒死了张驴儿之父。楚州知府姚杌的为官之道是“我作官来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他收受张驴儿的贿赂，判窦娥处斩。据《元史》记载，大德七年（1320）一次就查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元代官员总数为二万六千，约占三分之二，官场黑暗如漆，关汉卿笔下的姚杌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法场问斩时，窦娥满腔的悲愤化为血泪交迸的呐喊：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冤，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窦娥的“冤”之所以能震撼人心，还在于她的呼告再动人，却只能寄托于“天”这样一个主宰，在现实中，竟然是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让这样善良的女子栖身。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熟铁在命运的铁砧上也锤炼成了精钢，弱女子变成了女强人，她质问最高权威的天地鬼神，就是对整个封建统治的控诉和整个封建秩序的否定，这是血的呼声、泪的呐喊，是从柔弱的胸膛里迸发的雷声。在血与泪的哭诉与控诉之后，窦娥在刑场与婆婆诀别，以三支曲发出了三重毒誓，即：血不溅地、六月飞雪和大旱三年。“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做什么三年不肯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按照常理常情，这些誓愿绝无实现的可能，但因为窦娥之冤感天动地，绝无可能的誓愿却一一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从感冤到诉冤，这是一种精神飞跃。这里是长长的遗憾、怅恨、无奈。而元代的文人，能够以泣血之姿、誓言之威控诉冤屈的制造者，这是时代、身世造就的幸运。这是用血来书的文学。

每读窦娥的三誓，我总是不免想到汉乐府的爱情诗《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热恋者向其情人表忠心的誓词，他或她不是一般性地重复什么海枯石烂地久天长的陈腔滥调，而是层层递进地列举许多绝不可能发生之事以反衬情爱之坚贞，其中就有与“六月雪”相同的“夏雨雪”。然而，《上邪》是爱的绝唱，《窦娥冤》是冤之悲歌，《上邪》是含泪的笑，《窦娥冤》是呕血的哭，它们是烈火与严冰，是南极与北极，是九天之上与地狱之下。“夏雨雪”与“六月雪”誓愿旨归不一而誓词相同，关汉卿啊，他谱写窦娥指天誓日的恨曲之时，是否想到过汉魏六朝那位多情种子的誓词呢？

三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食。恩斯勤斯，鬻子之阂斯。……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时至今日，只要你翻开比汉乐府更古老的《诗经》，那被猫头鹰夺其爱子而又在凄风苦雨侵袭下悲苦无告的鸟儿的哀鸣之声，便会穿过两千多年的岁月，从《风·鸱鸮》篇中隐隐传来，这是《诗经》中一首新颖独特而具有强烈悲剧感的作品，许多研究者称之为“禽言诗”，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则称之为“鸟言诗”。上引此诗的首尾两节，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抓走我的娃，不要再毁我的家，日以继夜多辛劳，为养孩子苦又乏。……我的羽毛已干焦，我的尾巴像枯草，我的巢窝危又高，雨打风吹晃又摇，我只得哀哭又长嚎！”这首鸟儿的悲歌，歌咏的是初民在人祸天灾夹攻中的苦难与悲哀。它是否引起过生活在苦难时代的元曲家的强烈共鸣呢？我已经无法去拜访关汉卿、姚守中、曾瑞和刘时中诸位先生，并请他们写出甘苦寸心知的创作谈了，但他们的有关作品，我想一定远绍了《鸱鸮》篇的一脉心香。

古人赋予鸟儿的叫声以无尽的想象。选择不同的拟声词来表达不同类的鸟儿的叫声，匹配不同的心境，并且以此来类比不同身份、性别、阶层的人物。比如，仅就燕语而言，就有“劳劳”、“呢喃”等不同词汇。

借助人物来代言，在词当中就很常见了。但是只有在散曲中，代言的形象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和精彩。其中有历史人物、小市民、庄稼汉、少女、悍妇，这里甚至出现了牲畜，真可谓是众生相。

马与牛羊的影踪，早在《诗经》中也已经出现。“陟彼崔嵬，我马虺”、“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国风·卷耳》篇中所写的，就是思妇想象中的马病人疲的情景；“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是《王风·君子于役》的首章，日落西山牛羊走下山坡的时分，在家的妻子更加思念服役在外的丈夫，不知他何时才能归来？在我们民族上述最古老资深的民歌中，牛羊只是先民生活中的伴侣与配角，作者还没有赋予它们独立的更深的寓意，历史还在等待。直到唐代诗人刘叉那里，才出现了代言体的《代牛言》之诗：“渴饮颍川水，饥喘吴门月。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歇。”如果刘叉之作是他喻，喻辛苦劳作的黎民百姓，宋代抗金名将宗泽的《病牛》，则是借病牛以自况：“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悠悠旆旌，萧萧马鸣，至于常常与牛连类而及的马，在古典诗歌中更是振鬛长鸣，其奔腾的四蹄踏遍了中国诗歌的历史。在唐诗人中，杜甫与李贺是写马最多、最精彩的了，杜甫除“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的《病马》之外，还有一首“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的《瘦马行》，老杜一生坎坷不遇，写此诗正是因营救房绾而由左拾遗贬华州司功之时，他表面上似乎是写一匹良马的始用终弃，实际上是自伤身世，据说李清照读此诗后都有“少陵也是可怜人，更待明年试春草”之句。因此，以上之诗和他以前所写的“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的《房兵曹胡马》不同，也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有异。李贺现存诗约二百四十首，他的本命年是马年，又兼沉沦下僚多愁多病而时乖命短，像天宇上一闪而过的彗星。“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他写到马的诗有六十首之多，其中就有大型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上引乃组诗之二。他咏马的英风胜概，正是寄托了自己横行万里的梦想，而他组诗中的“饥卧骨查牙，粗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发断锯长麻”（其四）和“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龙。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其五），寄寓的不正是自己艰难困苦怀才不遇的悲哀吗？如果说，上述的元曲家曾远去《诗经》这中国诗歌的江河之源，捧饮源头的清清雪水，那么，唐宋时代的诗歌已是江声浩荡，那浩荡的江声一定鼓舞激扬过他们创作的灵感，那些咏牛写马的优秀篇章如同绚丽的浪花，肯定照花过他们临江而望的眼睛。

“房星”是君王的象征。其明暗昭示着皇帝的英明与昏聩。像李贺这样骨气不凡，坚强而有魄力的人才，却只能慨叹生不逢时，岁月蹉跎。

约生于公元1250年前后的姚守中，我的出生之地河南洛阳就是他的故乡。他虽然是元代高官散曲作家姚燧之侄，但也只做过小小的“平山路吏”。他所作杂剧均已不传，所作散曲也仅存〔中吕·粉蝶儿〕《牛诉冤》一套。今日许多作家纷纷以作品高产自诩，但产量高并不等于高质量，更不等于可以传世，堆山积海之作，究竟有多少能经得起时间这位冷面杀手的淘汰？多数作家的作品如旋开旋谢的昙花，甫一问世即告消亡，姚守中虽然只此一篇，别无分什，但仅存的却是不朽的硕果，在中国散曲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大作与大名，他也可以聊以自慰了。(www.xing528.com)

作品贵精不贵多。有多少人能有这种魄力，写出自己的“压棺材底”的作品来，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这样的精神毅力首先不能少。

〔中吕·粉蝶儿〕《牛诉冤》套曲，共由十六支曲子组成，以牛自云的“衔冤负屈”贯穿全篇，叙写了牛劳碌的一生与最后被宰割的悲剧结局，且听全套的尾声：

〔六〕筋儿铺了弓，皮儿靴做鼓，骨头儿卖与钗环铺。黑角儿做就鸟犀带，花蹄儿开成玳瑁梳。无一件抛残物，好材儿卖与靴匠，碎皮儿回与田夫。

〔尾〕我元阳寿未终，死得真个屈苦。告你个阎罗王正直无私曲，诉不尽平生受过苦。

这一套曲题为“牛诉冤”，实际上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曲家是为自己，更是为挣扎在那个黑暗时代中的下层群众包括落魄知识分子和穷苦农民，倾诉他们无可告诉也无处申雪的冤屈。

接踵而来的是曾瑞。这位籍贯北京移居杭州的作家，终身不仕。他比姚守中幸运多了，还有一出杂剧17套套曲和95首小令传世，不过他最杰出的作品还是数〔般涉调·哨遍〕《羊诉冤》。有如共同铸造一座千古不磨的散曲的宝鼎，在姚守中铸成一足之后，他的《羊诉冤》一曲铸成另一足。全套共由7支曲子组成，它赞美了羊的善良温和的本性与诸多优长及贡献，是“享天地济民饥，据云山水陆无敌。尽之矣”，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与之比并。然而，羊族的命运却是极其悲惨的，作者抒写了它们从北方被驱赶到南方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最后被宰杀的情景，为古典诗词中所仅见，如同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

〔耍孩儿〕从黑河边赶我到东吴内，我也则望前程万里。想道是物离乡贵有此峥嵘，撞着个主人公少东没西。无料喂把肠胃都抛做粪，无水饮将脂膏尽化做尿，便似养虎豹牢监系。从朝至暮，坐守行随。

〔一煞〕把我蹄指甲要舒做晃窗，头上角要锯做解锥，瞅着领下须紧要挝笔，待生挦我毛裔铺毡袜，待活剥我监儿踏磹皮。眼见的难回避。多应早晚，不保朝夕。

明线是写羊的不幸，暗中却引出主人的凶残、冷酷、贪婪。

〔二〕火里赤磨了快刀，忙古歹烧下热水。若客都来抵九千鸿门会。先许下神鬼了前膊，再请下相知揣了后腿，围我在垓心内。便休想一刀两段，必然是万剐凌迟。

封建时代有许多酷刑，“凌迟”即其中最为残酷的一种，又名“剐刑”。此刑始于五代，至元朝正式列为国家刑法。曾瑞细微地描绘了羊之被剐的惨状，表现的是善良无告的草芥小民的悲惨命运。蒙古贵族在征灭金朝的过程中，曾大量掳掠牲口为奴，“驱口”，就是金元之际被俘的汉人的特殊称谓，后来忽必烈听从了汉臣的建议，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禁止继续掳掠牲口为奴，但派遣与驻戍在南方的军将官员们，便从北方带去众多的驱口供其奴役。曾瑞由北之南，目击身经，他自然有许多第一现场的体验。曲中写到“从黑河边赶我到东吴内”。“黑河”泛指北方，“东吴”泛指江南，写的正是驱口们当年被遣南行的基本路线。全曲不仅具有同情底层大众的普遍意义，而且义有特指，让后世的读者看到的是一幅半奴隶半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生活图景，我无以名之，借用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著名小说之名，就是“悲惨世界”。

鼎足而三。在姚守中的《牛诉冤》和曾瑞的《羊诉冤》之后，刘时中以他的〔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完成了元散曲的“三冤工程”，在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之外。刘时中何许人也？我们只道他是洪都（今江西南昌）人，元天历至顺时在世，落魄潦倒，生平不详。他还有两个重要作品，即〔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前套）和《上高监司》（后套）。“高监司”，即当时担任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的高防，他以宣抚使的身份负责江西的救灾工作，是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而一时传颂的清官，刘时中写《上高监司二首》给他，一开篇就是“众生灵遭魔障，正值着时岁饥荒”，全曲反映的是大旱之年民不聊生的悲苦情景，揭露的是奸商、富户和权势在握者骄奢淫逸的本性，以及他们趁火打劫敲骨吸髓的丑恶行径，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之为“元代散曲里的白氏《新乐府》”。刘守中能写出这种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在姚守中与曾瑞之后，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地写出《代马诉冤》，就绝不是偶然的了。血管里如果只有冷血，笔管里会有奔进的热血吗？

《上高监司》长一千多言，由十五套曲组成。其中由《滚绣球》和《倘秀才》两腔交替往复构成，形制有趣，颇具感染力。

唐代的韩愈在《杂说》中有一番论千里马的名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止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韩愈所写的是“不识人才”的问题，刘时中之作以此开篇领起：“世无伯乐怨他谁？干送了挽盐车骐骥。空骥伏枥心，徒负化龙威。索甚伤悲，用之行舍之弃。”然而，刘时中却更进一步，写的是“扼杀人才”的问题，犹如登山，刘时中在韩愈止步的地方继续攀登，他就有了新的高度，比如开掘，刘时中在韩愈开挖的矿床上继续拓进，他就有了新的深度。他表现的不是个别而是普遍，不是偶然而是规律，不是应该如此的正常而是不该如此的反常：

〔雁儿落〕谁知我汗血功，谁想我垂僵义，谁怜我千里才，谁识我千钧力。

〔得胜令〕谁念我当日跳檀溪，救先主出重围？谁念我单刀会随着关羽？谁念我美良川扶持敬德？若论着今日，索输与这驴群队！果必有征敌，这驴每怎用的？

个体化身为群体英雄的代表，将现实融入历史，这些事迹正呼应了上文的功、义、才、力。

〔甜水令〕为这等乍富儿曹，无知小辈，一概地把人欺。一地里快蹿轻踮，乱走胡奔，紧先行不识尊卑。

看到这里，不免想到李广的“冤屈”。英雄一世，战功卓著有何用？一旦不被重用，到头还是要被“驴每儿”陷害，面对卑贱的刀笔吏，遭受屈辱。

“驴群队”与“驴每”，喻指的就是那些成事无能的庸人和谄媚有术的小人，他们往往受到赏识重用，窃据要津而春风得意，“骏马”则喻指贤者能人，它们往往“埋没在蓬蒿，失陷在污泥”，甚至还被“刑法凌迟”，不得善终。之所以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就是那些“逞雄心屠夫”和“咽馋涎豪客”“贪微利”、“思佳味”所造成，也就是贪官污吏横行政治黑暗腐败的结果。这固然是元代社会现实的写照，不也是古往今来极权社会的一个缩影吗？

姚守中、曾瑞和刘时中，他们突破了元曲多写个人失意与隐逸之情的藩篱，将一支正义的健笔伸向社会现实的广阔天地，伸向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而这种写动物实为写人的拟人寓意的“代言体”写法，在元散曲中也可以说是空谷足音。牛的哀调，羊的怨曲，马的悲歌，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之后，他们三人的联唱，至今仍令我心弦震颤，仍让我们怆然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