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人的诗文和司马迁的《史记》里,我就认识了贾谊。犹记幼时在乡间的学校,一位前清秀才教我们读王勃的《滕王阁序》,在摆头晃脑如醉如痴半明半懵地长吟与背诵之余,“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令我这个长沙少年不禁怦然心动;同时初习近似启蒙读物的《唐诗三百首》,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的“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也使年幼的我凄然久之,也心向往之:我何时也能在长沙的巷尾街头,去寻觅西汉贾谊的故宅,敲响他门上的铜环,听回声从两千年前隐隐传来?
刘长卿之“秋草”二句,以秋草、寒林、日斜等景物营造凄凉冷落的氛围,以“独寻”、“空见”描写诗人内心的仰慕和怅惘。
及至年岁既长,贾谊的名字在我心中更是挥之不去。我祖籍长沙,生于河南洛阳,和洛阳人的贾谊也算半个同乡了;贾谊贬谪湘楚三年,人称“贾长沙”,与我的故里结下不解之缘。然而,青少年时代结束我已去北京求学,弱冠之年更远赴西北,在边地度过的是短促生命中饥寒交迫的漫长岁月,对远在长沙的贾谊已无暇顾及了。后来回到湖南的一个县城,“文革”前欲来的山雨满楼的风,荡洗了我怀古的幽情,“文革”中的风刀霜剑,更使我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自顾之不暇,贾谊在我心中已完全隐迹潜踪。等到“文革”终于收场,我也调到长沙工作,贾谊才又在我的心中出场,我仿佛是要偿还一笔积欠半生的债务,念念不忘去寻访他的旧居。
贾谊与周勃、灌婴之间是改革与守旧的矛盾;贾谊与邓通之间是有才干的能臣与承意邀宠的弄臣的矛盾。汉文帝明于楚怀王,非不分忠奸、不明治乱之理,但他即位不久,条件不成熟,无法立刻执行贾谊的建议。贾谊的悲剧固有人为因素,但也有形势所逼的必然因素。贾谊,只是未得公卿之位而已,与三闾大夫比,幸运得多了。
出生于河南洛阳孟津县的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说他18岁就以博学能文闻名于河南郡,也就是全省知名。吴公当时为河南太守,是河南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今日的省长,而且政声极佳,“治平为天下第一”,求贤爱才的他立即将贾谊招致门下,有如好铁在炉火中与铁砧上淬炼成为精钢。当精钢冶炼为雪光四射的宝剑,汉文帝即位之年就召他为“博士”(备皇帝咨询之官)。在七十多位博士之中,贾谊最为年轻,可谓博士人中最少年。同年,他即在博士群中脱颖而出,被年轻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汉文帝提升为大中大夫(专司议政的高官)。贾谊锐意进取革新的惊才绝艳,文韬武略,极为文帝所欣赏,他拟破格提拔,任命贾谊为汉朝立国至文帝之时二十年中只有开国元勋才能担任的公卿。但文帝的幸臣上大夫邓通暗中作梗,一批守旧的大臣与老臣如周勃、灌婴之流强烈反对,因为贾谊的改革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且后生小子怎么能平地飞升,与扶持文帝上台的功臣平起平坐?至于小人邓通,贾谊多次在朝堂上讽刺他,他当然就此仇不报非“君子”了。于是,权臣的排斥,奸臣的诬陷,庸臣的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到头来,以宝座为重的文帝当然只好牺牲他人,贬贾谊去偏远的长沙国,为年幼的国王吴著的太傅,大约相当于今日的特任家庭教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贾谊空怀经邦济世之才,强国拯民之志,24岁就从中原腹地的中心,放逐到南方蛮楚这一少人而多石的边缘,从指顾风云的政治舞台,下岗转向到幼王之师的讲台,从重要演员变换角色为无关大局的看客,他心中的悲愁苦闷可想而知。以前,他曾将总结历史教训的论文《过秦论》写成了千古美文,而南贬途中路过汨罗江时,他又作了传诵千古的《吊屈原赋》,吊人亦以自吊。在长沙客居三年,民俗认为不祥之物的猫头鹰曾飞进室内,他又由物及人,写下情辞悱恻而又颇具哲理的《鹏鸟赋》。两千多年来,屈贾并称,长沙的贾谊故宅虽屡经兴废,却长期是历代官员春秋祭扫之地,骚人墨客留连凭吊高歌低咏之场。
长沙被誉为“屈贾之乡”,贾谊故居是现存最早的名人故居,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
“文革”之后我曾两度去寻访贾谊故居。故居所在地原名濯锦坊,在长沙城之西,濒临湘水,面对岳麓山。山形依旧枕着江流,但人世却不知多少回伤怀往事了,时间潮水的冲刷淘洗,刀兵水火的侵袭肆虐,贾谊宅也经历了数不尽的兴废盛衰。1938年,在国民党执行焦土政策而放火焚城的“文夕大火”中,贾谊宅也可怜一炬,顿成焦土,只剩下烧残的太傅殿和烧不残的古井与井旁贾谊坐卧的石床。当我前来寻访,那火光又遥隔了几近半个世纪。我从人烟稠密的西牌楼左拐入狭长的江宁里,在江宁里与太平里的转角处,一堵诉说着沧桑之感的敝旧的墙上,凄凉地立着一块“贾谊故居”的小木牌,门洞黝黑,右边两间厢房大约是劫后的余灰,左边新建的两间则成了街道的幼儿园。在巷道低徊,有多少人知道这里两千年前曾响起过一位国士的足音?唐诗人贾岛就自称是贾谊的后代,这位出生在范阳(今北京附近)的诗人,在《送李余往湖南》的诗中就曾说“苦寻吾祖宅,寂寞在潇湘”,我来寻访时离贾岛又已一千多年,但当时除了感叹故居的伧寒、人世的沧桑、历史的苍茫,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世事变化无穷,沧海变为桑田。
扩大时间段看,“有”皆来于“无”,皆归于“无”。
以前不堪回首的岁月毕竟已经远去了,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杰出人物重新得到尊重,贾谊故居也已重修,在今日太平街与解放西路的交汇之处,虽然尚不及往日的规模——据说还要全面修复,但也差堪告慰于前贤了。故宅新光,我曾经几度前往瞻仰,有一回是陪同渡过一湾浅浅的海峡而西来的台湾名作家余光中,而最近一次的独寻,却是在一个秋晴之日的早晨。
睹井思人,足以涌起思古之幽情。
和朝阳一起进得故居,只见大门左侧为“古碑亭”。1988年6月,在原旧墙中发现清代前期有关故宅的碑刻三通,当年重修故宅时,在基地又发现古碑址,故于原地建碑嵌护,亭联是:“岳峻江清长怀太傅,地灵人杰并驾三闾。”右侧为新亭翼护之“长怀井”,那是贾谊所疏凿的古井,也是贾谊宅历两千余年岁月而不磨的唯一证明。大门内的庭院之后,依次是贾太傅祠、太傅殿与寻秋草堂,陈列有关贾谊的文字和图片。在唐代诗人中,最早具体写到贾谊故宅的是盛唐的杜甫,而最早的完整的名篇,则是中唐时刘长卿之《长沙过贾谊宅》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现在的庭院里铺的都是大理石方砖,已不见一根昔日的秋草,当年贾谊来时长沙只有二万五千户,故宅的周围都是蔓草茂林,而今长沙已是通都大邑,人口早过百万,喧嚣的市声从四面八方将故宅重重包围。我来游时,金黄的秋阳从高空泻下,斟满了整个庭院,而李商隐的《贾生》一诗也从千年前飞来,那深情远韵洋溢在我的心头: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历来的诗人文士提到贾谊,除了同情悲悼,就是慨叹他才高沦落。唐诗人戴叔伦《过贾谊旧居》也是说“漫有长书忧汉室,空将哀些吊沅湘”。王安石反调所及,应该包括刘长卿与戴叔伦在内。刘长卿说“恩犹薄”,王安石则反问“谁道君王薄贾生”,因为贾谊的治国方略汉文帝也有所采纳而汉武帝则都采用实行了,何况自古以来许多身居要职者,不是尸位素餐、无所建言与建树,就是真知洞见往往弃而不用,比起衮衮诸公的他们,君王对贾谊不薄,贾谊也称是有幸。王安石此诗还有弦外之音,就是他隐然以贾谊自喻,表现了对曾重用他的宋神宗的君臣遇合之感。短短一首绝句,虽情韵不及李商隐之作,但独出己见的议论则又过之,这就难怪诗史要记录在案而读者要传唱在口了。
贾谊与王安石比,虽建言被用,但身不在位,只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关心者;而王安石能得到君王信任实施变法——论君臣遇合,王幸于贾也。
在“可怜夜半虚前席”之后,汉文帝“乃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最宠爱的幼子,梁国又地处中原腹心,时年仅28岁的贾谊也许还会触底反弹,时来运转吧?不料数年之后怀王上朝时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于贾谊的早逝,晚唐的罗隐《湘南春日怀古》说“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兼有文”,王安石的看法是“怀王自坠马,贾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职,岂敢苟然为”(《即事》)。毛泽东对此也曾发表过“最高指示”,见之于《贾谊》一诗: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www.xing528.com)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一生经历过多少悲欢离合,甚至于本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大悲大恸,如发妻杨开慧之被杀,爱子毛岸英之牺牲,但他是何等怀抱,仍然坚持到了八十余岁的高龄。贾谊如此哀伤而致英年早逝,的确未免太不值得了。但是,有谁能知道,贾谊其时承受了多少来自汉文帝与皇室的指责和压力呢?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出了问题,学校与有关的教师都难辞其咎,何况是封建极权时代的汉文帝心疼的幼子梁怀王!在贾谊故居中追昔抚今,虽然史书为帝王讳,但我始终怀疑因丧爱子而耿耿于怀的汉文帝,是令贾谊忧伤恐惧致死的元凶。
虽然就生命质量而言,古往今来无法与贾谊相比的人如恒河沙数,贾谊岂止是千人之英,万人之杰,但他毕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年,这对于一个极具才华与抱负的人,毕竟太过于短促了,而且在有生之年,他终究怀才不遇,同时代的卫绾仅凭擅玩车技侍奉汉文帝,就被提升为中郎将,景帝时其宠愈隆,为御史大夫,拜丞相,封建陵侯。中唐刘禹锡在《咏史二首》里,早就发过“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帝,何人居贵位”的不平之鸣了。贾谊的短促一生,犹如一支名贵非凡的玉笛,才吹奏了几支乐曲就崩裂了,又如一本传世的经典,只有薄薄的三十三页,才写了序言和最初的几章,便没有了下文。然而,他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那些治国的远谋大略,根本上是为封建统治者所用的,而且时至今日也大都时过境迁,但贾谊大大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他系统的“以民为本”的理论,拂去历史的尘埃,他的民本思想与忧国忧民的精神,仍然像百琲明珠一样,今日仍然闪耀着不可逼视的光芒:
汉文帝虽一代英主,但也有一些个人嗜好,如玩车技、男宠。自古以来帝王身边投其所好、平步青云者数不胜数。刘禹锡看似咏史,实则讽今。
故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其国必亡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
“故自古及今,凡与民为仇者,或迟或速,民必胜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民心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官员的忠心,不是对任何个人或偶像,而是至高无上的人民)
夫忧民之忧,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人民同忧共乐,而不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
以上举述的贾谊的这些言论,时至今日,不仍然是令人深长思之的吗?贾谊忧国忧民的精神与民本思想,才是今日仍然值得而且应该着重继承的精华,具有永远的生命力,如同故居中他亲自开凿的水井,至今没有干涸而润泽众生的心田。
日影已中,时已近午,前后只见到寥寥的二三游客。我独自在故居凭吊一番后,特意去瞻望贾谊井。此井与古碑亭相对,在大门天井之左侧,其上有小亭翼护,其旁绿竹森然。亭楣之上大书“长怀井”,井名与亭联均取自杜甫的诗句:“不见定王台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这不仅是长沙保存最完好的古井,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井,北魏的郦道元早在《水经注》中就详细记载和描写过了,他说贾谊宅“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旁有一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流俗相传,云谊宿所坐床”。历代维修与重建故宅,均以此井为坐标。“石床”大跃进时还在井旁,后来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井旁所立的“太傅古井”碑,是明代遗物,1999年重建故宅时出土。该年9月洗井时,表层是战乱中和“文革”时遗弃的枪支弹药,清理至十二米深的清代中叶地层,即取出金砖、玉饰等珍品及大量银元与铜钱,因井太深担心井壁坍塌而停工,不知其下还埋藏着一些什么秘密?这口井,杜甫来瞻望过,韩愈来低首过,戴叔伦来凭吊过,黄遵宪和秋瑾来朝拜过,当代的余光中应故居管理人员之请,在宣纸上题写“《过秦》哀苍生,《鹏赋》惊鬼神”之句后,也在井旁久久低徊过。秋晴之日旧地重来,绕井徘徊,我不禁想起清人周有声《贾傅井》的诗句:
它穿越了历史的重重风尘,接待了无数杰出文人,传承下以民为本、以天下兴衰为己任的文化因子。这口井是故居的精神所在、灵魂所在。
大西门近古城边,太傅居邻旧井传。
不与人间共濯锦,甃寒心恻忆当年!
我手抚井栏,凝望井水而怀想当年。井旁有一木桶,上系绳索。短短的绳索,能否吊得起井中沉淀了两千多年的长长岁月?清清的水镜,能否再照映当年的那位凿井之人?
工整的句式,质朴的文字,痴痴的遐想,作者深情绵长。
临出大门,重新回到红尘滚滚的当代,我蓦然回首而忽发奇想。故宅新光,在某一个月白风清之夜,说不定贾谊会吱呀一声推门回来,新建的故居他当然已经纵使相逢应不识了,一泓井水依然无恙啊,他会临镜照影而如对故人吗?
这个问题留待后人去思索了。但愿在轰轰烈烈向前发展的路上,我们不要丢失了源自屈原、贾谊的千年未断的优秀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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