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杭州诗坛之遗踪：剑气与箫声

龚自珍，这位敲响了中国近代史门环的杰出思想家，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天宇上最后、也最为灿烂的一颗星辰。我在人间仰望他的星辉，也有几十年岁月了。然而，以前多次杭州匆匆来去，竟然不知城东的马坡巷就是他的诞生之地，1990年元旦于马坡巷建成“龚自珍纪念馆”的消息，我也一无所闻，真是愧对前贤。不仅是我，大约连许多杭州人对此都懵然不知吧，难怪至今未曾谋面的广东番禺友人何永沂君，在其《点灯集》中有写于1999年的《杭州行》，其一就是感慨系之的《寻访龚自珍纪念馆》：“大街横巷觅多时，十问途人九不知。市井已真忘国士？我来倾倒定公诗。”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更名挚祚，又名易简，字伯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从外祖父段玉裁治《说文》，28岁从刘逢禄治公羊学。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历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乞养归。二十一年，“一夕暴卒”于丹阳。

时至不久前的一个春日，我重到杭州，才得以请杭州的诗人董培伦作导游，带我穿过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闹市红尘，在马坡巷那一条小巷里去寻觅大诗人的遗踪，重温他冠绝当时也名传后世的奇丽瑰伟的诗句，隔着二百年的苍茫岁月，观赏那依然横空的凛凛剑气，倾听那依然悱恻的袅袅箫声。

一

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千古文章未尽才，龚自珍享年只有短短的五十岁，而且“一夕暴卒”，死因至今成谜。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横空出世在历史的晨昏线上，站在送旧迎新的新旧时代之交，回眸以往，“才”无旁贷地充当了中国古代诗人才华横溢的殿军，书写了中国古代诗史辉煌的最后一页；瞻望未来，也“责”无他让地担当了近代思想启蒙者的先锋，预言了虽然朦胧却已遥遥在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西方一位哲人在论意大利诗人但丁时，曾说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中国的龚自珍，不也正是如此吗？

贪赃枉法是清朝衰亡的内在原因，早在乾隆年间便已种下了这个因子。

龚自珍生当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经成了徒供追怀与自慰的梦幻泡影，清王朝此时所唱的，已是江河日下的哀歌。外有列强联合入侵，内有吏治极端腐败，贫富极端不均，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龚自珍逝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爆发，清代历时二百七十年，列强以鸦片的芬芳与炮火的硝烟，共同为清代的后七十年、也为中国自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赠送了其心叵测的贺礼。吏风与士风腐败，现实百孔千疮，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华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满清统治集团却仍然只贪图眼前的逸乐享受，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如一列老态龙钟破旧颓败的马车，在弄权与腐败的年久失修的道路上加速向寿终正寝的终点奔驰。

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时代的思想家与政论家，但时代的思想家与政论家，一定是时代最清醒、最先进、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他们才真正是时代的慧眼与良心、铁肩与号角。龚自珍就是这样，他出生于由学者而官宦的清华门第，父亲龚丽正精通史学与经学，著有《国语补注》，在龚自珍八岁时就授之以《文选》；母亲段驯是诗人，著有《绿华吟谢诗草》，在儿子幼时即教他习诵吴梅村等人的诗作，那深宵不寐的星光与灯光，就是龚自珍诗兴与诗才最早的源头。“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32岁时母亲逝世，他写的《三别好诗》追怀旧事，情见乎辞。外祖父段玉裁是乾嘉之世著名的文字学家，其注释的《说文解字》誉满当时，他不仅为龚自珍传道授业解惑，在79岁的高龄还勉励时年22岁的龚自珍说，要“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用之事”，“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与外孙龚自珍札》）。龚自珍年少时即才华焕发，12岁作《水仙花赋》，雄奇而哀艳，他的业师宋璠十分赞赏，认为比古代的神童如唐代的李邺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具有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与不世出的才华，龚自珍却屡试不第，仕途蹭蹬。心怀拯世济民之想，目击天下四方之忧，他幸而未能成为给帝王效劳的名臣，也未能成为完全的名儒与名士，而却成了名震当时与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星斗其文，光辉不灭，至今都令人追怀与仰望。

龚自珍同时代的许多文士浑浑噩噩，大唱其“四海晏清，天下升平”的赞歌，充当“颂诗班”的角色而仍然洋洋自得，而一般的学者，也纷纷钻进故纸堆中考订“虫鱼”，为“文治武功”的清朝“盛世”装潢门面，而具家学渊源又深受前辈思想家包世臣、刘逢禄等人影响的龚自珍，却心系苍生，情寄安危，忧心民瘼国是。他的《咏史》诗说：“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上层人物追金逐粉，钩心斗角，官僚权贵与幸臣门客把持财政，贵族子弟们高居要津，统治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实行高压，一般文人都战战兢兢，著书立说不关国计民生，更不敢指陈时弊。“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这，就是龚自珍对现实的深长叹息，对时局的深邃观照，对弊端的深刻批判。在他的《己亥杂诗》中，有两首诗反映的正是世上疮痍，民生疾苦，仁者心肠，志士怀抱，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为之热：

清朝自康熙、雍正、乾隆以来大兴文字狱，指点江山、揭露时弊的创作几成绝响；微言大义，又怕担上借古讽今的罪名，诗人们大抵“著书都为稻粱谋”。最后两句用反诘语气，嘲笑今日已无田横五百壮士般宁自刎也不愿臣服的铮铮铁骨了。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清在京城有太仓，每年从南方各省船运四百万粮食贮之，称为“漕粮”。龚自珍曾在京为官。“邪许”是纤夫的号子声。

字里行间，抒发的是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揭露的是统治者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榨取，更令人心血如沸的，是受纳税人之赐而享受俸禄的龚自珍的自惭与自责。“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韦应物），古往今来的官员，有多少人有这种反省意识和忏悔心理呢？

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今日十分热门的“改革”一词，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出现在龚自珍的如椽之笔下了。风起于青苹之末，山雨欲来，他见微知著，预言“改革”是当局唯一的出路，否则必然被历史所淘汰，被后起者所取代。1815年（乙亥）和1816年（丙子），龚自珍年过弱冠不久，在北京写了一系列共十一篇政论文章，统称《乙丙之际著议》，宣传他革新变法的主张，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吏治等方面的丑恶黑暗，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以天下为己任，纵论国家兴亡之计，警告当局要革新时政，“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警钟为谁而鸣？早在近二百年前即倡议“改革”，这岂止是空谷的足音，更是时代的号角、警世的洪钟。

在写作《乙丙之际著议》之后三年，龚自珍和友人游览北京陶然亭，题诗于亭之粉壁。此诗收录在《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中，序列为十一：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陶然亭，在京师城南右安门内，先农坛西侧，今日陶然亭人民公园内。此亭系清工部郎中江藻于1695年所建，取白居易“更待菊花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名为“陶然亭”，京中人称“江亭”。亭前一望的水草丛生的低洼之地，名“南下洼”。由午后至黄昏，龚自珍游览临眺，诗的前两句写陶然亭近处具体的小景色，后两句却宕开一笔，表现出的却是时代的大忧患。黄昏与夕阳，在中国诗歌中大体上是象征没落的原型意象，龚自珍也十分喜欢以此象征江河日下的国势，如“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梦中作》），均是如此。有人说，诗人都是寓言家，如英国诗人雪莱在他的名作《西风颂》中，写下了“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的名句，后人称之为“天才的预言家”。当然，在这样的“诗人”之前，应该加上“真正的”或“杰出的”字样，正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所说“真正的诗人有责任唤醒世人”。生当末世，许多人还懵然昏然甚至怡然陶然之时，“忽忽中原暮霭生”，龚自珍就已经发出国将不国的预言，预见到满清王朝日落西山的必然命运了，这时他才27岁，这是何等洞烛机先的慧眼和无与伦比的胆识！《清稗类抄》中说及他的相貌，其中有句是“目炯炯如岩下电”，龚自珍，真是目光如炬亦如电啊！

还有《己亥杂诗》（五）：“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出现黄昏意象的诗词在每个朝代末期会频繁地出现，像汉魏之际、晚唐、南宋、晚清等。黄昏易引发诗人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的忧愁，而且夕阳残照也易使诗人从中获得历史的昭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求学，也曾和不识愁滋味的同学少年一游陶然亭。当时，对龚自珍在此所题的上述之诗茫然不知，所以更无追怀之情，凭吊之想。而今识尽愁滋味，熟谙自珍诗，不仅前贤已杳，自己也早已人在江南，不知何时有缘再到京华，专程去陶然亭捡拾起少年的足印和龚自珍遗落在那里的诗句。

二

龚自珍乃不可多得的天纵之才，加之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教养，品、才、学、识四者俱备，年轻时即名满东南，是他那个时代的顶尖级人物。同时代的李慈铭就称他为“霸才”，而同是清代思想家、改革家的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就称其“自成宇宙”。赢得生前身后名，在他们之后，黄遵宪、梁启超、柳亚子等人，对龚自珍的评价都极高。近现代之交的“南社”诗人柳亚子，推崇他“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而唐弢也曾追忆鲁迅生前“特好定庵诗”，沈尹默的《追忆鲁迅先生六绝句》，也特别提出鲁迅“喜学定庵诗”。我曾在冰心的客厅见到梁启超为她手书的条幅，“世事沧桑心事定，心中海岳梦中飞”，也是集龚自珍之句，由此可见龚自珍的深远影响。其人虽已殁，但犹如夕阳虽然已经落山，霞光却仍久久燃烧于天际。

这两句诗是冰心先生自己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里挑选出的，分别是第149、33首。前一句言自己身受挫折而不改初衷，后一句言自己虽已辞官但关心黎民心系天下的理想没变。

作为时代的第一流人物，本应该有宽广的天地让他一展宏图，有宽阔的舞台让他大展身手，然而，就像骏马羁于厩下，没有原野可以一骋千里之足，就像雄鹰囚于笼中，没有长天可以一搏万里风云。科举这条羊肠小道，几乎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仕进和施展抱负的唯一途径，龚自珍19岁进入科场，历经四次考试，十年后才得中举人，此后连考六次，才于又十年后得中进士，然而却是三甲的第十九名，并非名列前茅，而是差一点又名落孙山。是主考者的有眼无珠呢，还是素有狂名的龚自珍放言高论，触犯时忌，早已令人侧目？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总之，闲曹冷署，七品京官，相当于现在多如牛毛的处级干部，根本无法施展他的栋梁之才。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论及丰才啬遇的诗人舒位和彭兆荪，说他们“如此高材胜高第，头衔追赠薄三唐”，大约也包含了自己无穷的身世之感吧？

前面我已说过，龚自珍是他的时代的预言家。在官场，他也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于时代，他却是无人可以比肩的强者。他没有弱者的自卑，只有强者的自信。在《明良论》这组文章中，他针对吏治的腐败，指出“士不知耻”是“国家之大耻”，抨击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认为君主制度是所有社会弊病的根源，锋芒所向，直指封建帝王。在48岁辞官南归途中，他在《己亥杂诗》中就曾经写道：

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

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漈，岸边。此二句以鄱阳湖壮阔的波澜比喻自己的文章，并希望当局者不要止于观看，更需采纳实行文中的思想。

位卑未敢忘忧国，诗人目光如炬，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东方沙俄帝国侵略中国忧心忡忡，怀有高度的警惕，写有《西域置行省议》与《东南罢番舶议》二文。这不是一般的地理纪闻和历史考证，而是时代的先觉和预言，但当局却不予采纳，五十年后，龚自珍的纸上预见都一一成了中国土地上的现实。骏马嘶鸣，有谁知道那志在千里的雄心与壮志？警钟长鸣，有谁愿意听并听得懂预言者的钟声？

龚自珍能突破家学和时代风气的局限，冲出正统考据学的藩篱，主张经世致用。首先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清帝国的严重危机；其次他不仅意识到了，而且设法挽救。他是时代的清醒者，民族的先觉者，勇敢的行动者。

龚自珍呼吁和主张改革，他的医国之方包括伸张士气，保持天下之士的羞耻之心；平均财富，勿使贫富过于悬殊；改革科举选拔制度，破格录用人才等等。他从对官场的认识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提出要培养和重用真正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早在《上大学士书》中，他就提出了他的“人才学”的根本观点：“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才必不绝于世而已。”当时的科举制度弊病丛生，大批有识有志之士都进不了官场，而官场讲究论资排辈与人身依附，品格刚直之士更难以脱颖而出，往往是庸物奴才身居高位，发号施令，而英才俊士则沉沦下僚，噤口吞声。如同龚自珍在《咏史》二首之一中所说：“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在《己亥杂诗》中，他更是慨乎言之：

这首著名的诗是以青词的面目出现的。按说，给道士写青词，其内容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而这位清朝奇男子，是借鬼神问苍生。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诗人南归时途经镇江，见到上万人祷告祭祀向神求福祈雨，道士请他撰写设坛祭祀之文，别有怀抱的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大气磅礴、渴求变革的诗篇。“风雷”本指自然现象，这里却指雷厉风行的政治变革与摧枯拉朽的变革激情。龚自珍的诗多次咏赞了“风雷”，如“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如“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将心”，如“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上述诗章抨击极权制度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扼杀人才，导致社会死气沉沉，呼唤社会变革，呼唤进行社会变革的各种有用之才。“狂言重起廿年喑”，“人材毕竟恃宗工”，这种时代的最强音，不仅如鼓角震撼当时，也如潮音传扬后世。

栋梁才，最怕被“闲杀”。舒位是乾隆年间诗人，富有才气和学识，怀才不遇，潦倒坎坷。

“可怜闲杀栋梁才”，这是龚自珍所欣赏赞扬的前辈诗人舒位的诗句。舒位是自咏，不也可以视为对龚自珍这种无双国士的他咏？林则徐与龚自珍可称世交，因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和林则徐在道光二年（1822）同时被召见问对，有同官之谊。林则徐应是龚自珍的前辈，但因龚自珍仅小他七岁，又多有往还，所以他们又是好友。林则徐衔命出都南下禁烟，龚自珍赠他一方石砚，砚背刻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龚自珍又以“快雪时晴”为主旨作砚铭相赠，勉励林则徐禁烟风发雷厉，大功告成，扫除阴霾，还中华的朗朗乾坤。此砚一直追随林则徐左右，林则徐贬往新疆时也一路随行。砚石上刻有他的亲笔绝句：

定庵贻我时晴砚，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

小小的石砚，深深的友谊。其实，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东禁烟，龚自珍就曾欲随行。次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天南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此诗为怀林则徐而作，全诗以“惜”为魂。首句言林拜钦差大臣负责虎门销烟。“横海”二字用典，并突出林的英雄形象。第二句，述销烟事业虽有所成，却未竟，功勋未建。第三、四句暗示虽有“我”的阴符、雄文，虽林公有彻底销烟的决心，但因另有掣肘牵制，故有“难寄”之浩叹。

对故友的拳拳之意，对民族的殷殷之心，报国无门的苦闷，怀才不遇的抑郁，尽在寥寥的二十八字之中。林则徐离京时，龚自珍就曾写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表达他关于禁烟和抵御外国侵略的意见。林则徐南下途中细读此文，其激情、挚谊与胆识令他感动无已。他在复信中说道：“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至于龚自珍欲随其南下参与禁烟大计受阻的原因，复信中也隐约透露了消息：“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这里的所谓“事势”，大约是龚自珍惊世骇俗的狂放言行，伤时之语，骂座之言，得罪了当朝掌权的达官贵人，满朝文武大臣，除少数比较开明者外，不是他的反对派，就是他的镇压者。友人魏源担心他为锋芒毕露的诗文所累，他的回答是虎豹去其爪牙，何异于绵羊？宝剑折其锋刃，与破铜烂铁何异？宁无榜上功名，也不变节易志。从他留传至今的三百多篇文章中，篇篇可见其铮铮风骨。友人庄绶甲曾去信劝他修改《乙丙之际著议》，以免得罪当道，遭人诬陷，他回以一诗：“诗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如何？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自嘲亦以自励。龚自珍不仅报国无门，而且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最终在京城无法立足，为免遭更大的迫害，匆匆辞官南归，连家属都来不及携带。生不逢时，明珠投暗，古往今来许多怀有大才而又特立独行者，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大都如此呢？

三

有如名牌产品的注册商标，“剑”与“箫”，大约是龚自珍的至爱，在他的诗作中，是联袂出镜频率最高的两个原型意象。读龚自珍的诗词，你的眼前，会飞舞勇者的寒芒四射的闪闪剑光，令人联想到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你的耳畔，会传来情者缠绵悱恻的箫声，令人联想到他怀才不遇的悲怨和柔情似水的惆怅。

在大自然中，暴风雨之后有清明的晴霁，崇山峻岭中有柔婉的清溪。在人类生活中，有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也有花前月下的柔情旖旎。一位杰出之士往往也是如此，作为时代先驱，他当然禀赋了天地间的烈火狂飙风云叱咤，作为多情种子，他当然也有柔肠百转菩萨低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阳刚之气与豪放之势，幽怨之情与哀婉之意，剑气与箫心，构成了龚自珍诗作的二重奏。“剑气”，是思想家、政治家凌厉无前的批判锋芒，是热烈奇瑰的浪漫主义精神气魄；“箫心”则是才人名士出自肺腑的哀艳痴情，是如泣如诉的个人天地的感情体验。龚自珍大半生从14岁到40岁的诗作，他曾手编“勒成二十七卷”，大都毁失，不复可寻，幸而流传至今的诗作大约还有六百首左右，包括后期的大型绝句组诗《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在内，均显示了他自己所说的“亦狂亦侠亦温文”的风标。(www.xing528.com)

龚自珍诗作中的“剑气”，我已在前文中略事涉及。他的“箫心”呢？“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湘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在龚自珍的诗词中，除了“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说江南”（《吴山人文征·沈书记锡东饯之虎邱》）和《长相思》中说“箫一枝，笛一枝，吹得春空月堕林，月中人未归”之外，往往是“剑”“箫”对举。龚自珍诗中的“箫”，那痴意柔情与婉约风格，与他的爱情密切相关。古往今来的大诗人，有几个没有写过自恋与他恋的情诗的呢？

从作者所引用的这些句子来看，剑，表明了他的狂，他的未被世人理解的壮志抱负；箫，表明了他的怨，这怨里既有爱情的哀怨，更多的还是理想未能实现、才能未能施展的怅恨。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龚自珍是一位感情真淳、强烈而外向的诗人，他的烈烈的阳刚之气，在他所倾心的异性面前往往转化为婉婉的儿女之情。按现代医学的观点，他的“里比多”极强，“里比多”一词源于拉丁文，狭义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欲与精力，广义则指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己亥杂诗》，原是龚自珍48岁时从北京返回江南故乡途中的自传式组诗，时间为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由当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起笔，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得诗共三百一十五首，平均一天一首有余，而且多是佳作。这种原始生命力与艺术创造力，本就十分惊人了，在这一大型组诗中，情诗就占了六十二首，约五分之一。其中编号为一八二至一九七的十六首，作者注明“以下十有六首，杭州有所追悼而作”，悼念的是一位杭州女子，据说是他青梅竹马的潘姓表妹，青年时代的恋人，心中永远的伤痛。这一段罗曼史的正式发生，是在道光六年（1826），当时龚自珍有一首《梦中述愿作》：“湖西一曲坠明珰，猎猎纱裙荷叶香。乞貌风鬟陪我坐，他身来作水仙王。”然而，由于长年在外漂泊，错过了归期，“秋风张翰计蹉跎，红豆年年掷逝波”，待到有一年回到杭州，所恋的人已经因病去世，但“艺是针神貌洛神”的恋人，遗赠他以亲手绣制的“汗巾钞袋枕头衣”，这些都是贴身之物，其深情远意可想而知。龚自珍当时就已经痛彻心脾了，十三年后南归家乡，此情可待成追忆，他更情难自已地写下了十六首哀感顽艳的挽歌，有如献祭在表妹坟头的十六个花环。其中之一是：

前两句交代地点、环境和幽会之人。后两句诗人述愿：但愿能描摹她陪坐在“我”身边时那被风吹散的头发，希望自己来生做个水仙花王，能永驻西湖。

昔年诗卷驻精魂，强续狂游拭涕痕。

拉得藕花衫子婢，篮舆仍出涌金门。

往事如烟，诗人强拭啼痕，想重温昔日同游的温馨旧梦，但伊人已杳，他只得拉着恋人的小婢，坐着轿子一同穿过涌金门，前去曾与恋人游赏过的西湖。不必因为悼亡，但这种重游旧地凭吊当年的人生感慨，想必许多读者都曾经体验过吧？在这十六首诗中，最后的几首也十分深婉感人：

小婢口齿蛮复蛮，秋衫红泪潸复潸。

眉痕约略弯复弯，婢如夫人难复难。

女儿魂魄完复完，湖山秀气还复还。

炉香瓶卉残复残，他生重见艰复艰。

一十三度溪花红，一百八下西溪钟。

卿家沧桑卿命短，渠侬不关关我侬。

一百八下西溪钟，一十三度溪花红。

是恩是怨无性相，《冥祥记》里魂朦胧。

“字字双”，词牌名。因每句五七叠字而得名。

睹物思人，诗人睹逝者的婢女而思逝者，更见情何以堪。写恋人的灵魂完美，秀气钟灵，表达的是天长地久此恨绵绵的死别之情。前两首诗的格式，《全唐诗》归入词类，名《字字双》，而北宋李昉等人编辑的《太平广记》引《灵怪集》，也引用了此集所载的“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一诗。龚自珍之作，是深情与才力并具的再创造，而后两首中的“溪花红”与“西溪钟”的重言复唱，“钟”之凄凉与“花”之红艳的强烈对照与反衬，更是荡气回肠地抒发了他心灵深处的剧痛沉哀。

年轻的欢愉与痛苦依然在心头萦回，如同绮丽却不免凄然的早霞；十三年前的伤逝有如昨日，好像没有痊愈的伤口。多感多情的龚自珍在南归途中，又遭遇了一场热烈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乙亥之年，龚自珍从北京回杭州的中途经过清江浦（即袁浦），该地清代为清河县治，即今日之江苏省清江市，在一次宴会上邂逅了一位绝世佳人，今江苏吴县人氏的灵箫。席间限韵赋诗，抽签定韵，龚自珍竟然无巧不成书也不成诗地抽到“箫”字。“箫”，关乎他年少时就喜爱的箫，也巧合眼前的意中人灵箫，于是他灵思泉涌，即席作绝句三首，以记其惊艳之逢：

大宙南东久寂寥，甄陀罗出一枝箫。

箫声容与渡淮去，淮上魂须七日招。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天花拂袂着难销，始愧声闻力未超。

青史他年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箫。

甄陀罗：佛教传说中的乐神、歌神。龚诗想象独特奇丽、气势磅礴壮伟的审美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回到杭州不久，龚自珍于当年九月启程北上迎归居京的眷属。用今日的语言，48岁的他已经“坠入爱河”，无法泅泳而出，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六日在袁浦逗留十天，如痴如醉地与灵箫共度朝朝暮暮。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薄伽丘写有赞美生命而抗议禁欲主义的名著《十日谈》，龚自珍在袁浦十天中写下二十七首《寱词》。“寱”是“呓”的本字，“寱词”也即梦中呓语，因为他自云这十天“大抵醉梦时多醒时少”，加上分手后在离清江浦三十五里的“渔沟镇”写的二首，十月十日在“顺河道中”写的一首，以及重返杭州后写的六首，他总共为灵箫写了三十九首情诗。作为男性诗人，龚自珍对灵箫的一见倾心，当然首先在于她的美丽与气质：

云英化水景光新，略似骖鸾缥缈身。

一队画师齐敛手，只容心里贮秾春。

绝色呼她心未安，品题天女本来难。

梅魂菊影商量遍，忍作人间花草看？

“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是南宋词人姜夔《翠楼吟》中的名句，龚自珍对此语颇为喜爱，曾请篆刻家丁龙泓刻印。灵箫虽然是风尘女子，但却有英锐之概，也许是她美貌而具英气令龚自珍分外钟情，而龚自珍在对她的赞美之中，也表现了自己的风云之气与壮志未磨的豪情。这种爱情诗，当然就飞动一股豪气侠情，而不至于沦为庸脂俗粉：

定公在灵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真正的爱情不仅是两性相吸，更是内心、灵魂的契合。

眉痕英绝语谡谡，指挥小婢带韬略。

幸汝生逢清宴时，不然剑底桃花落。

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

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

谡谡：劲挺有力貌。此诗从外貌、语言、动作处刻画灵箫飒爽英气。

除了以上种种，他们大约还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彼此的灵魂得以交流，不然就难以“谁分江湖摇落后，小屏红烛话冬心”，在冬日之夜作倾心之谈了。下面的引诗可以作证：

身世闲商酒半醺，美人胸有北山文。

平交百辈悠悠口，揖罢还期将相勋。

平日众人之间的交往，多是虚与委蛇，投其所好，或是功名利禄，庸俗不堪，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也。南齐孔稚珪有名文《北山移文》，讽刺原来隐居后来出山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之徒，而龚自珍与灵箫互诉生平，灵箫居然也熟知孔稚珪之文，同样鄙视官场，同情隐逸，和龚自珍同一怀抱，使得龚自珍更加视她为红颜知己。

孔稚珪（447—501），南朝齐骈文家。一作孔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最有名的骈文是《北山移文》。北山钟山，即今天的紫金山。移文，一种批评他人的文体。

然一朝邂逅再度相聚之后，龚自珍终于北上去迎接亲眷，他预想南归之时仍然要重经旧地，将情何以堪，何况这是他平生所未有的感情遭际，并非现代的爱情快餐，逢场作戏。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渡过黄河，在泗阳县最大的市集“众兴集”赋诗再寄灵箫：

明知此浦定经过，其奈尊前百感何？

亦是平生未曾有，满襟清泪过黄河！

这首诗，是墨汁和着泪水写成的。两个月后他从北方南归，“重到袁浦，问讯其人，已归苏州闭门谢客矣。其出处心迹亦有不可测者”。灵箫的出红尘而归隐，也可见她对这一番情缘的看重。

龚自珍的情诗，感情真挚而强烈，是灵魂与生命的投入，非一般的泛情与滥情可比。它与以前文人爱情诗的大不相同之处，是有浓烈的自白与自传的色彩，而非虚拟、隐晦或代他人立言。现代英美诗宗艾略特认为，情诗“乃是公开向你吐露的私语”，龚自珍的情诗正是如此。同时，在摧残人性压抑个性的封建社会中，在壮志难伸令人窒息的境遇里，正如龚自珍自己所说，“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这，差不多也是他唯一可以表现自己活力的方式，也是他摆脱精神孤独的方式。他后来终于去吴县为灵箫脱籍，迎归自己的羽山馆。台湾诗人余光中在《龚自珍与雪莱》的比较文学长文中，曾辟有“柔肠篇”专论龚自珍的恋爱与情诗，他说：“一位大作家的心灵有很多面，私己的一面犹见其真。我们要认识的定庵，不仅是魏源的畏友，也是段驯的儿子，灵箫的情人。”在其散文近作《山东甘旅》中的“黄河一掬”一节中，写自己初见黄河的百感交集，也曾引用龚自珍“亦是平生未曾有，满襟清泪过黄河”之句。诗人知音，知音诗人，龚自珍有知，也该为百余年后有这样的知己而抚髯一笑吧？

龚自珍的情诗和他的其他所有诗歌一样，都反映了他追求个性解放的意志。他的政治生涯和他的私人感情生活都可用他的一句诗来形容，即“少年哀艳杂雄奇”。

今日杭州城东马坡巷内，有一座具有江南风格的建筑，曲院回廊，小桥水榭，人道是龚自珍的故居，现辟为“龚自珍纪念馆”。龚自珍在世之时，此巷虽仍沿南宋既有之名曰“马婆巷”，但故宅已经易主，他回杭州时曾来此凭吊，有“从此与谁谈古处，马婆巷外立斜阳”之句。一百多年后我远道而来，凭吊龚自珍的凭吊，但纪念馆已借给某单位作美院高考复习班暂用，只有耳房里还有一星半点的展品可供观看，即使立尽斜阳，整个下午参观的游客也只有董培伦和我两人，据说平日也是门庭冷落，与娱乐和休闲场所的热闹天差地别。这种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况，似乎各地皆然，我去过浙江金华的艾青纪念馆，湖南浏阳的谭嗣同故居，长沙的贾谊故居和黄兴故居等等，都莫不如此。一个民族没有杰出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人物而不知尊敬和珍惜，也同样或者说更加可悲。这一警语是谁说过的呢？我一时无法确记却重到心头，久久挥之不去，在春雨霏霏之中，在一代先贤的故居的庭院，在他击剑吹箫的不朽诗句的遗韵里。

李元洛先生在这本书中，一再咏叹的是这深沉的振聋发聩的话语，一再表示希望国人不要忽略甚至遗忘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发出绝唱的先人。其语铮铮，其思悠悠，其心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