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小伙伴们之间“友谊的小船”翻了时，除了大打出手，也会彼此之间相互咒骂。记忆中咒骂对方祖宗十八代并不是最狠的，最狠的可是“你全家得霍乱”。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者，其实对“霍乱”没有丝毫印象，但是渐渐年长后，从书本里逐渐了解到它是一种传染病，曾经一家一户地夺走人类的生命，令人闻之色变。难怪“全家得霍乱”的咒语被认为是如此的恶毒！
其实，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已经很少出现大规模的流行传染病了，所以传染病的可怕之处，也仅仅局限于书本之中，或者在艺术作品的渲染之下。比如曾经让欧洲大陆人口骤减的“黑死病”，就时常出现在文艺作品或历史事件当中，牛顿年轻时就曾为逃避伦敦的瘟疫而回乡下老家，从而有了对“万有引力”的最早思考。而当时逃避的瘟疫就是流行伦敦的“黑死病”。
冠状病毒是一组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时具有光晕或冠状（冠状）外观的病毒。冠状病毒现在被认为是2003年SARS爆发的病原体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劫掠人类生命的疾病，也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进入21世纪的第3个年头，中国人遭遇了一次让人闻风丧胆的传染性疾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这就是“SARS”[1]，或者称之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笔者亲历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对SARS事件反思更是印象深刻。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是一种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的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该传染病的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人群不具有免疫力，普遍易感。SARS冠状病毒潜伏期为1～16天，常见为3～5天。这种传染病起病急，首发症状以发热为主，可伴有畏寒，体温常超过38℃，呈不规则热或弛张热[2]，稽留热[3]等，热程多为1～2周；同时伴有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乏力和腹泻等症状。起病3～7天后会出现干咳、少痰，偶有血丝痰，肺部体征不明显。病情在10～14天达到高峰，并且发热、乏力等感染中毒症状加重，出现频繁的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略有活动则会气喘、心悸，只能被迫卧床休息。病程进入2～3周后，发热渐退，其他症状与体征减轻乃至消失。肺部炎症改变的吸收和恢复则较为缓慢，体温正常后仍需要2周左右才能完全恢复正常。SARS重症患者病情重，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此病主要是冬春季发病，发病机制与机体免疫系统受损有关。病毒在侵入机体后，进行复制，可引起机体的异常免疫反应，由于机体免疫系统受破坏，导致患者的免疫缺陷。同时SARS病毒可以直接损伤免疫系统，特别是淋巴细胞。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7月31日，全球共报告SARS病例8273例，其中775例死亡，而60例SARS患者因其他原因死亡，病死率为9.6%。由于病原体是新型病毒，抗生素根本起不了作用，患者只能卧床休息，严重的患者只能借助呼吸机维持生命。
通常认为，最早大规模爆发SARS病是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顺德。而2002年12月15日，在广东河源市发现了第一例有报告的病例患者。2002年12月底，广东民间流传着可怕的“流言”：广东民间流行着一种致命的“怪病”，一些收治这些怪病的医院出现了大量的患者死亡，而煲醋和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怪病”。因此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现象，致使市场上米醋和板蓝根价格暴涨，并很快断销。许多人在广东抢购不到米醋和板蓝根，就致电在香港的亲友去购买，这样，大陆传染病流行的疫情被香港媒体曝光。政府方面，出于“稳定人心”的需要，广东省政府开始时一直没有发布SARS疫情的讯息，也没有向香港政府通报相关情况，甚至禁止媒体报道有关疫情，切断了一些来自香港的关于疫情的新闻。到12月底，“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由于大多数网民不了解内情，各种各样的猜测纷至沓来，一度舆情相当混乱。随后，国内互联网上关于SARS疫情的相关讨论全部被封杀，所有论坛上找不到“非典型肺炎”的相关消息。这样粗暴地切断一切信息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猜测与恐慌，由于官方一直没有统一而权威的说法，所以流言蜚语满天飞，人心恐慌。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邮票首日封
2003年1月2日，广东省河源市将河源的疫情报告给广东省卫生厅；随后，广东省中山市也同时出现了几起医护人员受到SARS病毒感染的病例。经过广东省卫生厅派出医疗专家调查小组的调查，认为情况相当严重，并在1月23日以省卫生厅的名义向全省各卫生医疗单位下发了调查报告，要求引起重视，认真抓好预防控制工作。
对于引起SARS的病原体，当时的人还不认识，所以一直没有找到病因，医院对此病根本没有治疗的经验。从2003年1月12日起，个别外地病危的患者也开始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到2月9日，广州市已经有2人死于该病，感染100多位患者，其中有不少是医护人员。此时，国家卫生部对广东发生的大规模传染病事件开始关注，并派出由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率领的专家组到广州协助查找病因。
2003年2月11日，在厦门淘化大同调味品公司工厂门口，一群市民购买白醋
由于疫情没有向公众通报，民间关于疫情的流言越来越烈，甚至已经传得非常恐怖，致使引发了大众的恐慌。至2月10日，市面上抢购板蓝根和米醋达到高潮，平时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蓝根可以卖到三四十元，白醋的价格也由几元飙升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2月11日，广东省的主要媒体获准报道了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情况：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广东共发现305例，死亡5例；其中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没有一例死亡；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愈出院，尚未出院的病人都得到有效治疗，情况稳定；死亡的人员中最小的是广州市一名10岁男童，最大的是佛山一名59岁的男性。2月11日上午，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认为300多人染病对于一个千万人口的广州大城市来说，是个很小的比例；这次发布会也解释了没有公布前一阶段疫情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患者很快就治愈出院了，而且非典型肺炎并不是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也在同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举行情况通报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4]表示，市民在公众场所正常的活动是不会受到感染的，并宣布广东大中小学在春节后会如期开学。值得说明的是，钟南山院士当时的发言，有“安慰”民心的意图。而钟南山院士作为中国抗击SARS的领军人物，在SARS猖獗（chāng jué）的非常时期，不但始终在医疗最前线救死扶伤，还积极奔赴各疫区指导开展医疗工作，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功勋卓著，这当然是后话了。
2003年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此时，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医学专家，还没有搞清楚非典型肺炎的病因，也没有认识到这种传染病的严重性，更没有认识到疫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中国政府在2003年2月之前也没有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广东地区的疫情。而由于疫情公布不及时，没有向大众及时、科学合理地解释疫情，谣言和恐慌弥漫在广东等疫区，各地继续出现了非常荒唐的抢购米醋、板蓝根和抗生素的风潮。此时，正值中国春节前后，由于中国特有的“春运”，大量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从而导致了疫情的扩散。此外，像有几万人到场的中国与巴西国家足球队进行的友谊赛、著名歌星罗大佑的演唱会等群体性表演活动都如期举行，这也是造成传染的重要隐患。
2月21 日，染病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时，将疾病传染给另外7名旅客，致使香港也成为疫区。刘剑伦也在2月22日前往香港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而逝（指病了治不好而逝世）。
2月下旬，一名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在途经香港到达越南河内后确认染上SARS。之后，河内当地医院的多名医疗人员也受到感染。该患者回到香港接受治疗，但依然于3月14日不治而逝。常驻越南河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武尔班尼[5]在2003年2月获得信息：一名40多岁曾前往广东省的美籍华裔男子出现肺炎症状，并在5日内恶化至需要靠机器呼吸。接诊该患者的医院医务人员被病毒所感染。武尔班尼在这些患者的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并首先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很遗憾的是，他本人也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病毒，就在前往泰国曼谷出席会议之后的3月11日，武尔班尼病发，并于同月29日在曼谷病逝，享年46岁。
3月5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广东代表提出议案，鉴于当时中国国内还无法确认这种传染病的病因，传染病预警治疗方面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寻求国际援助。
3月6日，北京报告了第一例输入性病例，至此，首都也成为SARS的疫区。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然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行了另一个健康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且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的网络来协助研究SARS疫情。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而隔离治疗的建议，成为中国最终战胜SARS的法宝之一。
3月13日，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通报了台湾第一例输入性SARS病例，这名患者是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由于处置得当，除了患者家属和同事等直接接触人员外，并没有发生其他感染者。至3月13日，香港患SARS的医务人员增至115人；3月20日，SARS病毒扩散到社区，有5名年龄在2到15岁的儿童被证实染病。此后几日，香港SARS迅速扩散，最高时日增病例60例以上。
3月15日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报告了SARS感染病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陆续出现了多起SARS病例。
为减少外出被感染的风险，生活必需品也开始被大量抢购
北京真正的“毒王”是一位从香港探亲回来的70岁的患者。3月15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这名患者。但医院方面当时还对SARS认识不到位，所以对患者没有采取相应的严格隔离措施，致使该院大量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感染。3月17日，该患者又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结果又造成该院大面积感染。仅一周时间，东直门医院救治过该患者的11名医务人员全部感染SARS，无一幸免，其中2人不幸殉职。该患者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
其后，非典型性肺炎正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向医务人员发出警告，在没有特别防护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被传染该疾病。
此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正在马不停蹄地研究这种疾病，特别是它的病原体。3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6]教授称，SARS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很可能是一种新变异的衣原体。之所以造成这种错误的推测，是因为中国研究人员没有关注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已经研究的结果：SARS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从这件事也说明，当时中国的前沿医学研究与国际上最先进机构的交流合作渠道不通。直到4月16日，中国研究人员也才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讯息中获知，SARS的病原体为一种变种的冠状病毒。
4月2日，中国政府承诺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申报了所有案例。此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对SARS病例的报导开始逐渐增多，不过一般都说疫情已经受到控制，“报喜不报忧”“安慰人心”。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7]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在解释卫生部为什么不通报前段时间的疫情时，张文康也认为非典型肺炎不属于必须报告的法定传染病；而且疫情只发生在局部地区，由疫区的地方政府公布就可以了。很多人认为，作为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的言论，对国内外的民众和政府在预防抗击SARS上存在很大的误导，造成了民众和政府在疫情的判断上失误，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疫情的蔓延。
SARS病原体结构(www.xing528.com)
而最大的争议事件就是北京对疫情的瞒报。北京的瞒报事件，还是被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8]给揭露出来的。蒋彦永从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3月31日，全国共报告SARS患者1190例，已治愈出院934人，死亡46例。但蒋彦永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推测，张文康并没有讲真话，而是隐瞒了比这个严重得多的实情。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也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同事患了肺癌，同时出现了SARS症状，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而当时解放军防治SARS中心设在309医院，所以该病患的资料被送到309医院会诊，蒋彦永从309医院获得了SARS疫情的一些内部数据：当时309医院有40名SARS病例，已死亡6例；仅过1天，增加为60个病例，死亡7例。蒋彦永还同时获知，302医院也有40个SARS病例。蒋彦永认为，从这两个医院就可以判断出张文康有意隐瞒疫情，严重缩小了疫情的严重程度，误导中国民众和卫生部门。一身正气的蒋彦永医生在4月4日将自己掌握的信息通过邮件传给了中央电视台4台和香港凤凰卫视，但信息如泥牛入海（比喻一去不返，杳无音信）。最后还是在4月8日深夜，这个信息被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于第二天在《时代》周刊的网站上揭露出来。至此，公众才了解到北京市疫情远比张文康代表官方公布的严重。这件事也使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提出了严重的旅游警告，使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同时，这也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漏洞，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呼声。
疫情继续向严重的方向发展，SARS正在爆发。
北京地坛医院，楼下和楼上分别是一病区和二病区。该院接治非典患者共有9个病区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时任总书记胡锦涛[9]同志在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此时，中国政府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SARS的严重程度和潜在威胁，开始全力以赴地积极应对，其中就包括对前段时间在应对SARS疫情上不得力的人进行相关的人事任免。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将受到严厉处分。4月20日，政府部门公布数据表明，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有所隐瞒报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紧随其后的几小时中，中共中央宣布撤消北京市市长孟学农[11]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12]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13]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吴仪[14]兼任卫生部部长。如此在关键人事上大动干戈，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中央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抗击SARS的决心，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摆在首位的体现。
从4月20日开始，中国境内开始了“疫情一日一报制”。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原定的“五一黄金周”也暂停施行；北京多所高校宣布停课。4月21日，北京确定首批6家SARS定点医院。4月22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开通10条SARS咨询热线。4月22日，鉴于SARS疫情的严重性，国家旅游局要求各旅游部门不组织旅游团到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旅游，防止疫情通过旅游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散。4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中央财政以20亿用于SARS防治。4月23日，北京市中小学从24日起停课两周，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扩散。4月下旬，铁路、民航、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对旅客实行了严格的检查制度，所以乘坐公共交通的旅客都要进行体温检测，对体温异常者，一律进行隔离观察治疗；同时不鼓励民众外出，并给已经订票的旅客全额退票处理。4月26日，民政部与卫生部要求死于SARS的遗体要及时就地火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利用遗体进行其他形式的丧葬活动。4月29日，针对流传的SARS病毒可能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生化武器攻击的传言，美国红十字会高级顾问予以否认。4月30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动用军方力量，在北京紧急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启用，北京市所有的SARS病人都进入此医院治疗。这座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SARS病人的医院，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并拥有1000张床位，只用了七天七夜，168小时就建成了，这是世界建筑史上没有先例的。一般情况下，世界上拥有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的建筑周期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没有强大的中国军方力量的介入，北京抗击SARS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重大胜利。
防治非典的医务人员
5月1日，美国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刊登了两份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论文，这是首批经过同行评议的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结果。5月3日，“钟南山谈非典防治”科教片向全国公开发行，向中国民众介绍SARS的科学预防方法，同时也普及SARS知识，揭破社会上流传已久的谣言，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经过了全社会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很快SARS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到5月29日，北京SARS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到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了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零”纪录。6月20日，小汤山非典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全国最大的SARS定点收治医院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共有672名非典患者在这里获得救治，治愈率超过98.8%。
医护人员欢送一名康复的非典病人
经过SARS事件的洗礼，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考验不但有惨痛的经验教训，也有可歌可泣的事迹。许多人在SARS事件中都能学到前所未有的知识，感悟到了不可多得的人生智慧。一件大型的社会事件的发生，依靠科技，遵循科技发展规律，这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与渠道。而单从科学角度来看，SARS病毒是个新变种的病毒，它的出现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在未来，人类还要面临许多这样的问题，这需要全人类利用集体的智慧，及时交流信息，共同对抗疾病。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有时会非常无助，这需要我们及时做好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同心协力，不要在不幸遭受天灾的同时，又添人祸。
反击非典——抗非典之家庭预防
【注释】
[1]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英文全称是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取首字母简称为“SARS”。
[2]弛张热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发热类型，又称败血症热、消耗热，是指体温常在39℃以上，波动幅度大，24小时内波动范围超过2℃，体温最低时仍高于正常。常见于败血症、化脓性炎症、重症肺结核、川畸病、晚期肿瘤、恶性组织细胞病等。由于体温过高，机体消耗比较大，甚至会对中枢神经和各系统造成损害，应及时降温处理。
[3]稽留热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热型。体温上升后即恒定地维持在39℃-40℃的高水平，达数天或数周。24小时内体温波动范围不超过1℃。多为高热，体温常在39℃以上，一般上午体温较下午低，体温可渐退或骤退，临床上常见于大叶性肺炎、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恙虫病等急性传染病的极期，也可见于急性肾盂肾炎。应及时予以药物降温。
[4]钟南山（1936～）是中国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5]卡尔娄·武尔班尼（Carlo Urbani，1956～2003）是无国界医生意大利分会会长，曾代表无国界医生领取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
[6]洪涛（1931～）是医学博士，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7]张文康（1940～）是中国医疗系统官员，后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就职。
[8]蒋彦永（1931～）是名医生，“非典”爆发时已经退休。
[9]胡锦涛（1942～）曾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温家宝（1942～）曾任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
[11]孟学农（1949～）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12]王岐山（1948～）后得到擢升，成为国家领导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3]高强（1944～）后曾任卫生部长。
[14]吴仪（1938～），女，曾任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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