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世纪大争论的真实情景

如果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吵架，一个骂另一个是猩猩的后代，另一个会愿意吗？一般来说都会不乐意，反唇相讥，甚至大打出手进行报复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就出现过一场盛大的论战，一方不以自己身为猩猩的后代为忤（Wǔ，逆，不顺从），反而以此为荣。这就是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1]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2]之间的著名争论。

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的争论，已经被后世描述成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代表：赫胥黎代表科学，是科学真理的捍卫者；威尔伯福斯代表宗教，成为宗教迷信的代表。甚至有人把这场“大争论”认为是“除了滑铁卢战役以外，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战争”。

但1860年的这场“大争论”，真的如某些史学家所形容的是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吗？真的有后来人所描述的那样惊心动魄吗？真的是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科学完胜吗？真实的历史可能并非如此。

赫胥黎是英国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最坚定的追随者。但赫胥黎并非全盘迷信崇拜达尔文，他在有些方面还是有自己的看法与想法。赫胥黎最早为中国人所熟识是由于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3]在1896年翻译了他的著作《天演论》，并于1897年正式在中国出版，一时轰动中国知识界，《天演论》也一时“洛阳纸贵”。

赫胥黎　威尔伯福斯

《天演论》

严复

攻击达尔文的漫画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是集达尔文多年考察、几十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达尔文认为，生命只有一个祖先，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而来的，生物在进化中不断进行着生存斗争，进行着自然选择。虽然受制于当时西方宗教强大的压力，达尔文并没有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但已经处处充满这样的暗示。这个理论犹如一枚巨型炸弹，在英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物种起源》第一次印刷的1250本很快被抢购一空，两个月后又重印了3000多本。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文学界和神学界蔓延，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当时并没有多少支持者，更多的是强烈反对者。在当时的欧洲，人们普遍相信《圣经》的记述，凡是与《圣经》说法不符的，都是离经叛道。无疑，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与《圣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进化论思想可能会直接动摇教会统治人们思想的根基。所以欧洲主流思想界和宗教界人士组织攻击达尔文的理论，说它是对上帝的叛逆，因为物种是上帝创造的，是永恒不变的，怎么可以是“进化”的？达尔文的学说简直是“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在这些严厉的批评声中，就有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阅读了《物种起源》后，认为这本书是他读过的最缺乏哲学基础的书。威尔伯福斯所说的缺乏“哲学基础”，指的是该书结论的形成，不是基于严密的科学推理方法。英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也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塞奇威克^[4]也不能接受达尔文的理论，塞奇威克在阅读了《物种起源》后，马上写信给达尔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他甚至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毫无理性可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同时，塞奇威克在《观察家》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批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更糟糕的是，达尔文20年的好友欧文^[5]也在《爱丁堡评论》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文章；而且在那次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大争论”之前，欧文就与赫胥黎来了一场“小争论”。此外，像布劳迪^[6]、斯托克斯^[7]、开尔文爵士^[8]和麦克斯韦等著名科学家也都是反对“生物进化论”的代表。

当时，达尔文的支持者的确很少，但他们个个来头不小，也大多是达尔文多年的好友，也熟知达尔文的研究工作。他们之中就有达尔文密友赖尔^[9]、著名植物学家胡克^[10]以及德国著名的科学家海克尔^[11]等，当然还有博物学家赫胥黎。赫胥黎已经成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最忠实的拥趸（dǔn）。早在1860年2月初，赫胥黎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就公开支持达尔文，并曾公开宣布他是“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还曾写信给达尔文，慷慨激昂地说：“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也要支持”，颇有些为真理随时准备献身的意味。

赫胥黎颇有殉道者意味的豪言壮语并不代表当时的这场争论是科学与宗教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当时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信念，认为研究科学与信奉上帝非但不矛盾，而且还能互为促进。比如达尔文本人，他的父亲当时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神学时，想让他成为一名牧师，而达尔文对博物学的爱好，被认为是有助于更真实地抵达上帝。与威伯尔福斯同时代的著名神学家纽曼^[12]认为，侍奉上帝的那种“虔诚和献身精神”则是研究自然时所必需的。也就在赫胥黎与威伯尔福斯之间进行大争论的前几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第30届年会的大会主席沃罗特斯利二世男爵^[13]在开幕式上说：“我们的科学研究进行得越出色，就越接近于上帝。”

人脑和大猩猩脑的区别

但在这样科学与宗教非常融洽的环境中，发生了赫胥黎与威伯尔福斯之间的大争论。

1860年6月27日到7月4日，英国科学促进会第30届年会在牛津召开。因为身体原因，达尔文缺席了这次会议。在28日的动植物组分会上，赫胥黎与欧文针对达尔文的生物进行化进行了一场意料之中的激烈争论。欧文坚持认为，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比大猩猩与相对低级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欧文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赫胥黎的，因为赫胥黎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差别不大。当时赫胥黎被欧文的态度给激怒了，他以略带开玩笑的口吻说：“即使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保守的科学家和教士）也不会感到害怕。”

在赫胥黎与欧文之间发生了争论之后，为什么威尔伯福斯也会卷入这场争论？到目前为止，史学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丹皮尔^[14]认为，威尔伯福斯反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就是为了“维护正统的教义”。丹皮尔的观点，也就成为后来科学界的主流看法，就是暗示这位威尔伯福斯是以主教的身份，代表宗教界来压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也就是说以外行的讽刺和谩骂来代替学术讨论。这样的观点影响深远，包括现在的中小学教科书，都持这种论调。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威尔伯福斯当时兼任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除了精通数学外，对地质学和鸟类也有一定的研究，他并非只是一位宗教界人士，他也是科学家。后世在渲染两者之间的冲突时，无限地放大了威尔伯福斯的主教身份，而刻意抹去了他科学家的身份，这明显是片面的。从当时的几家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之类的耸人听闻的过度“渲染”。前文提到过，威尔伯福斯批评《物种起源》是“最缺乏哲学基础的书”，这批评出自一篇长达40多页的文章，写于“大辩论”发生前五周，后来发表在1860年7月的《评论季刊》上。在这篇批评文章里，威尔伯福斯列举了达尔文的主要论点，然后利用他的归纳哲学方法，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反驳。威尔伯福斯表示，他不会因为面对“荒诞的结论”而退缩。在威尔伯福斯看来，科学是立足于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比如牛顿发现牛顿三大定律，既有前人发现的事实，又有严密的数学推理。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根本没有严密的推理。所以威尔伯福斯说：“如果达尔文先生能以同样正确的推理方式，向我们阐明我们的血缘与动物的联系，我们将从心里摒弃我们的自豪感，并且怀着哲学上特有的谦恭承认我们与动物之间的确定无疑的亲缘关系。”也确实，《物种起源》里的结论，不可能有这些严密的推理，毕竟研究历经亿万年的生物发展史，达尔文不可能有那么多可靠的证据供他作为推理的依据。这样，威尔伯福斯当然不干了，他要求认真审查达尔文得到“人与其他生物来自同一祖先”这个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强烈反对达尔文以“不受约束的假设”代替“耐心的观察”，或者用“异想天开的幻想”代替“经由严格的逻辑推理获得的严肃结论”。威尔伯福斯还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事例来说明物种的不变性，由此得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由一些最大胆的假设为基础的纯粹假说，并罗列了10处最具有猜测性的段落。从威尔伯福斯的文章可以看出，威尔伯福斯还真不是利用他的主教身份，并不是代表宗教来压制“生物进化论”的，他的文章是在严肃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反驳的。

正是基于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有这样的认识，威尔伯福斯借这次会议的机会来提出“异议”，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

亨斯洛

所以，赫胥黎与欧文之间的争论，才仅仅为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间的旷世之争拉开了序幕。6月30日，动植物组分会的讨论继续进行，主持这场会议的是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亨斯洛^[15]，他也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时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人们已经预想到，此次会议的主题肯定绕不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大家都对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很感兴趣，原来小小的会场一下子来了700人，远远超过预计的人数，这样，会议不得不转移到新落成的牛津博物馆进行。来听这场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辩论的听众，都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非常感兴趣的人。他们之中有科学家、宗教界人士、牛津大学的师生，还有一些普通民众。会议开始时，按照预定的计划，先由六位科学家进行简短的发言；其后是美国科学家德拉坡^[16]做了“关于欧洲人的智力发展”的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其中就涉及达尔文早期的关于环境与适应的研究成果。德拉坡的观点在反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者看来，正是可以进行反驳的最好良机。这样，就引发了被无数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著名大论战。

在德拉坡报告结束后，威尔伯福斯主教站起来发言。其实他已经对前两天赫胥黎和欧文的辩论“窝了一肚子火”，正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寻找合适的机会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行严厉的抨击。威尔伯福斯有了前面分析的从科学研究方法上去反驳“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结论形成的“荒谬性”之外，他也从信仰的角度去反驳，大意是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能让人们相信上帝的意志对万物干预的存在，因为在基督教世界里，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如今达尔文说生物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生物是可以进化的，这就背叛了正统的宗教教义。所以威尔伯福斯认为，如果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人类是从其他生物进化而来，那么，要么人类缺少一个不朽的灵魂，要么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威尔伯福斯还不无揶揄（yé yú，戏弄）地推论道：“如果是这么回事，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后，就谁也别打算能吃下一份烤牛肉了！”即使现在来看威尔伯福斯的这段话，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份强大的感染力，何况在当时的英国，辩论双方和所有听众都是基督教信仰者。或者说，威尔伯福斯充分利用了人类对基督教信仰的热情，加上他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几乎让人无可辩驳。

进化论

但赫胥黎并非泛泛之辈，他早就有了应对之策。在赫胥黎看来，人类的高贵身份并不会由于和人猿同祖而降低，因为人猿同祖不代表现代人与猿具有同样的智力水平。况且，也只有进化之后的人，才能创造可理解的和合理的语言文字。人类就是凭着这种特殊的语言文字，来积累生存的经验，从而有了文化的继承。而这些经验对其他动物来说，当动物的个体生命结束了，经验也就完全丧失了。赫胥黎也利用他富有煽动性的感性语言不无得意地告诉威尔伯福斯现状：人类现在好像站在大山顶上一样，远远高出于他卑贱的伙伴的水平，改变了他粗野的本性，发射出真理和智慧的光芒！

威尔伯福斯肯定不吃赫胥黎的这一套，于是以轻蔑的语气和华丽的词藻，以及他惯用的流利口才“娓娓道来”，让观众们相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是根本不存在的，野鸽总是野鸽，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乌鸦不可能变成凤凰。然后，威尔伯福斯用非常傲慢的神情转向他的对手们，故带侮辱的口气问道：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从猴子变来的？面对这样的公开挑衅，赫胥黎沉着冷静地站起来，以他的理性去“应战”。赫胥黎的应答，被后人时常引用，被认为是科学的“严正声明”。赫胥黎说，他对有一个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并不感到羞耻；但让他感到羞耻的是，他与利用自己的才能来混淆真理的人站在一起。在场谁会听不懂赫胥黎话中有话？赫胥黎的针锋相对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甚至在场的一位女士当场晕了过去。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这场大争论，其实辩论双方并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赫胥黎应该是很清楚《物种起源》的不足之处在哪里的，所以他是有意回避威尔伯福斯的正面攻击，往往以生物进化是“既成的事实”来说事。这样，赫胥黎的辩论虽然很有感染力，但缺乏理性的力量，谈不上精彩。而威尔伯福斯在攻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时，已经找到了它的软肋，即“生物进化论”结果的形成缺乏严密的推理，往往是假设的前提代替事实。但威尔伯福斯也“犯了一个错误”，即他最后问“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从猴子变来的？”这就形成了人身攻击的事实，给别人造成侮辱对方“大人”的感觉。全世界都一样，“为尊者讳”（古代避讳的一种，是指古人在取名或者说话时，避开能代表尊者的字或号），这个道理都不懂，难怪会被后人揪住小辫子不放。

这样的一场似乎是科学界内部的争论，为什么会被传说成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且许多科学史学家都把它作为科学与宗教之争的典型案例？

原来，这场争论发生的现场，流传下来的说法大都来自“进化论”的同情者或支持者的传记、回忆录及相关材料，所以事件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比如当时在现场的听众格林^[17]就是“进化论”的支持者，他在三天后写给友人的信中，就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威尔伯福斯猛烈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支持达尔文的人，特别是赫胥黎教授；当然格林也描述了赫胥黎是如何义正严词地给予反击的。一直支持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当时并没有在现场，但他在几天后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这位牛津的主教问，是赫胥黎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与大猩猩有关系”。而就在辩论发生前两天刚刚宣布支持“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胡克当时就在现场，他还对威尔伯福斯的诘难进行了反驳，甚至他自认为在当时比赫胥黎更有力地反击了威伯尔福斯的诘难。胡克在大争论的第二天就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威尔伯福斯在言论上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而赫胥黎勇敢地应战了，认为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但胡克并没有对当时具体的争论细节进行描述。多年过去了，胡克认为著名的1860年牛津会议，在赫胥黎科学生涯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自那以后，赫胥黎就一直战斗在最容易遭致攻击的最前沿位置。显然，这样评价赫胥黎，也算是公允的，毕竟当时能够接受生物进化论的只有极少数人。此外，托马斯·赫胥黎的儿子，作家列奥纳多·赫胥黎^[18]在给父亲编写传记和书信集《赫胥黎的生平和书信》一书时，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细节。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弗兰西斯·达尔文^[19]为父亲编写传记和书信集《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平与通信》时，也有类似的详细情节描述。而当时在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大争论之前发言的美国科学家德拉坡在后来撰写的专著《科学与宗教冲突史》中，把以此事件作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典型案例。同样，美国历史学家怀特^[20]在历史学著作《基督教国家的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史》中也详细记叙了此事。至此，此事就以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为主题广为流传了。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一些史学家对这场“伟大的争论”作“是否能代表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赫胥黎完胜威尔伯福斯了吗”“这场冲突有后来形容的那么大影响力吗”之类的怀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场可能会造成万人空巷的争论，人们怎么可能不关注？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伦敦没有一家日报对这场著名的争论进行报道，甚至连《雅典娜》《杰克逊牛津杂志》等周刊上在提及这场争论时，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几篇评论。而评价的内容也大同小异，但并没有像如上提到的信件、回忆录以及传记等中表现出来的“赫胥黎的反驳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然而，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雅典娜》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这是一场知识界内部的争论。争论的主角威尔伯福斯主教本人已经是名人了，所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威尔伯福斯非常值得“攻击”，因为威尔伯福斯获得了当时牛津大多数著名博物学家的支持，这样，能够与威尔伯福斯进行争辩，无疑能更快速地传播“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而且更奇怪的是，《雅典娜》把更多报道此事的篇幅给予了刚刚宣布支持“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没几天的胡克，而不是赫胥黎。无疑，文章是在暗示胡克才是那场争论的关键人物，而不是赫胥黎。《雅典娜》的这个观点，在胡克后来写给达尔文的信中得到印证。胡克在信中说：“赫胥黎令人敬佩地应战了，他转向桌子，但他面对如此众多的听众说不出话，也不能驾驭听众，他没有抓住塞缪尔的弱点，也没能说一些得体的话赢得听众。争论变得白热化，布劳斯特太太昏倒了……我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胡克所指的塞缪尔就是威尔伯福斯，是他抓住了威尔伯福斯的弱点，给予致命一击。达尔文给胡克的回信也是热情洋溢的：“如果当时我的身体足够好的话，同你一起漫步牛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更令我喜欢的是能听你击败主教。”

《雅典娜》的评价文章当然也不能作为确证，毕竟每一个刊物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我们还是从这些文字里发现了对“大争论”的性质、主角和效果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大争论”中赫胥黎的“大胜”只能保有谨慎态度，因为威尔伯福斯提出用归纳科学的原则检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的结论确实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质疑就非常具有震撼力。所以当时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认为，从科学研究的因果逻辑上看，达尔文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这个结论既违背科学精神，又使人们很难在情感上接受“人与其他低等动物同祖”的结果。甚至在达尔文1860年7月给胡克的回信中，也不得不承认，威尔伯福斯发表在《每季评论》上的那篇文章写得异常巧妙。达尔文认为威尔伯福斯以老练的手法挑出了所有最带有推测性的部分，并把所有的难题都很好地提了出来，这正是当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理论上最薄弱的环节，是连达尔文自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www.xing528.com)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的插图

1860年8月，当达尔文康复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被威尔伯福斯挑选出来的“弱点”给一一“弥补”上来。当然，有些弱点是无法直接弥补的。这也充分说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呈现的证据与结论，还存在“漏洞”，这些漏洞连达尔文自己也已经重视起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达尔文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并于1868年写出了《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该书也成为达尔文一生中第二重要的巨著，用来完善进化理论。这个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威尔伯福斯主教对达尔文的批评尽管用了伦理、宗教和情感的因素，但他主要的进攻武器还是科学，“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所以这场争论并非后世以讹（é）传讹地认为，是以讥讽和谩骂代替科学讨论的，也并非仅靠《圣经》权威来压制科学真理的。

对《物种起源》结论的质疑，最主要的不是利用宗教来压制科学，而是对科学方法的讨论与质疑。在19世纪，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假设—演绎”法，而传统的科学方法采用的是“归纳—演绎”法，当时前者的地位远远不及后者，甚至有人并不把前者当作科学方法。这样《物种起源》中结论的形成，才成为威尔伯福斯眼中的软肋。所以，不管赫胥黎和胡克在理论上怎样为“生物进化论”进行辩护，结果都不可能令反对者满意。

但为什么赫胥黎一方在当时处于劣势的大争论中，会被演绎为一场科学胜利的大狂欢？除了“生物进化论”支持者和同情者的“拉偏架”，以及赫胥黎、达尔文的后辈们给自己的父辈贴金式的吹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在《物种起源》发表十几年以后，支持“生物进化论”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反对“进化论”者提出的种种诘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从被斥责为“毫无根据的假说”变成了引导人们发现许多新科学事实的理论。这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严肃的科学研究，并不仅仅只是“归纳—演绎”式的，除此之外还有“假说—演绎”式。这样，到19世纪末，“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支持者从原来1860年的极少数，队伍慢慢壮大。“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它的拥趸们当然会“忆往昔”，想起为这个理论充当急先锋的先辈们的远见卓识和丰功伟绩，当然也会相信赫胥黎、胡克等在那次著名的争论中也是胜利的。

同时，科学在19世纪英国的职业化发展，也给这个“大争论”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在19世纪上半叶，科学研究在英国只局限于极少数的人。一般研究科学的人都是业余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有时也会获得贵族的赞助，但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到了19世纪中叶，科学在英国发展成一种职业。这时的科学已经建立起一套评价规范，并且也有了选择和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标准。这种科学发展的转变，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教会组织，因为科学迅猛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圣经》或宗教教义内容相背，所以也就有可能引发教会组织与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冲突。任何领域内的改革，都会影响到当权者或者既得利益者^[21]的权利，他们奋起反对也就成为必然。所以，面对科学的发展，教会组织出来干预，避免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科学界为了维护科学自身的利益（比如科学界的自治），也会想方设法地排除外来干扰，如排除非职业科学家对科学的“评头论足”。这样，经过数十年艰难的斗争，英国科学发展的职业化取得成功，科学界获得了非常大的自治权。有数据为证：在1831年至1865年间，代表英国科学家群体组织的英国科学促进会共有五个专业委员会，它们分别是数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力学，担任这些专业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其中有41位是教会的牧师；而在1865至1900年间，则只有3位了。

在科学发展取得如此“成就”的前提下，即使赫胥黎在当年的争论中并未取得胜利，把这次“大争论”渲染成“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也会受到科学界和普通民众的欢迎。

【注释】

[1]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教育家，是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进化论和伦理学》等。

[2]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是英国教会主教。

[3]严复（1854～1921）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

[4]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1785～1873）是英国地质学家，现代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

[5]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1804～1892）是英国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欧文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他是最早采集和研究恐龙的主要学者之一，“恐龙”（Dinosaur，意为“可怕的蜥蝎”）一词就是他在1842年创造的。

[6]本杰明·柯林斯·布劳迪（Benjamin Collins Brodie，1817～1880）是英国化学家。

[7]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George Gabriel Stokes，1819-1903）是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8]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1824～1907），即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开尔文温标，独立发现绝对零度。

[9]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是英国律师，现代地质学之父。

[10]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是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

[11]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是德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12]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是英国圣公会牧师、诗人和神学家，后来成为天主教的红衣主教，是19世纪英国宗教史上非常重要且有争议的人物。

[13]约翰·沃罗特斯利二世男爵（John Wrottesley，1798～1867）是英国天文学家。

[14]威廉·塞西尔·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1867～1952）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家。

[15]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1796～1861）是英国牧师、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

[16]约翰·威廉·德拉坡（John Wiliam Draper，1811～1882）是美国哲学家、医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摄影师。

[17]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1837～1883）是英国历史学家。

[18]列奥纳多·赫胥黎（Leonard Huxley，1860～1933）是英国教师、作家和编辑。

[19]弗兰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1848～1925）是英国植物学家。

[20]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1832～1918）是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21]既得利益者就是指原有的上层建筑中拥有广泛利益的群体，他们通过统治者的政策和政权本身的性质获取较大的利益，甚至大大获取对被压迫者极不公平的权利。既得利益者一般倾向于维护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希望当前制度被显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