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管理科学，无疑是以现代文明、现代科技和现代管理为基础。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也同其他文化一样，离不开本民族自己的文化。那么，企业文化为什么要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搞清楚的问题。

一

企业文化离不开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特点，这是企业文化本身所要求的。企业文化作为观念文化，总是要由一些具体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创立。美国人威廉·大内在其著作《Z 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日本人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巧妙地把西方的管理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运用于日本，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企业的增长率是美国的4 倍。美国的企业增长率不仅比日本慢，而且还比缓慢增长的欧洲各国都低。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的企业家如何结合美国的特点，向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学习，把日本的企业管理理论运用于美国的环境，形成自己的管理理论？

日本的企业家把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孙子兵法》以及《三国演义》中的某些观点运用于企业管理，强调各雇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亲密性。而美国人则认为这种亲密性只有在家庭、俱乐部里、邻里以及教堂内才能找到。在他们看来，“个人的感情在工作中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我们却面对一个反常现象，在日本人的事例中我们发现，在一个成功的工业社会里，亲密性既存在于工作单位，也存在于其他环境里”（《Z 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第8页）。这就是说日、美企业之间的差别，也就是美国企业家要向日本企业家学习的一点。由此可知，企业文化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同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历来就有一种融合力。过去融合外来的文化，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今天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同样要消化、吸收古代文化的精华，才能使中国的企业文化有中国的作风和气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先人们不断地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东汉末年以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其具体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译经、传经，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和知识层中传播；二是通俗化、民间化传播方式。古代有文化的中国人是少数，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能读懂经书的人更少。所以传经的人，必须把佛经通俗化，甚至以演唱的方式传播佛经，例如“降龙伏虎”这个成语，就来自佛家的《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两书。通过这两种途经传播以后，佛教文化已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组成部分。宋儒表面上是批判佛教文化的，认为它违反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但他们内心却认为“佛亦是胡人之贤智者，安可慢也”（《二程集》第216 页）。因此消化吸收了一部分的佛教文化，形成了新儒学，也叫理学。明朝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也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如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传授宗教理论的同时，也把自然科学传到中国。他曾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理》一书。清朝的乾隆皇帝曾下诏，令我国边境的苗、黎、瑶、侗等少数民族收集服饰和图像，呈上御览。清乾隆时的钱大昕、阮元和赵翼等人，一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的技术，不能靠“钟律卦气之说”过日子；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盲目地崇拜和照搬西方的技术。钱大昕说：“西土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习其术而为其所愚弄，不可也。”（《潜研堂文集》卷33）

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同样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一方面，要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又不能盲目地崇拜，为外来的文化所愚弄。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待西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是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二是要区分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中国的企业，只有将西方的企业文化同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相结合，西方的先进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只有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的企业文化才能具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点和气魄，才能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

二

从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出发，我们应当把企业文化同优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广招贤才、进取精神、经营之道和提高管理素质等方面汲取营养，以促进我们的企业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一）广招贤才

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哪个企业能及时地造就和使用一大批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哪个企业忽视了使用和造就一大批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甚至处于破产的境地。因此，造就人才的多少和素质的高低，是关系到企业命运的一件大事。我国古代虽没有什么企业，但在古籍中有关人才的重要、人才的识别和使用等方面的一些原则，是可供我们借鉴的。

关于人才的重要，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论述过。齐国的宰相管仲在其著作中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霸言》第142 页）此话虽是数千年前讲的，但它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战国时的商鞅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史记·商君书列传注引》）三国时的诸葛亮认为人才是“社稷之器”。明朝的朱元璋说：“贤才，国之宝也。”（《明史·选举三》）总之，我们的先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比喻来说明人才的重要。他们常常拿土地、人才的多少与得金银财宝的多少相比较，若有了人才，金银财宝可以有；若没有了人才，即使得到了土地和金银财宝，也会得而复失。

关于识别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标准，据史料记载，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不能要才不要德。考验一个人才的功过成败，不论是德多高，才多好，都要以在具体职位中的实绩为主，这是识别和使用人才的主要标准和方法，没有这一条，就会被那些花言巧语之人钻我们的空子。

（二）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进取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而且也是我们建设企业文化所要发扬的精神。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革旧图新和自强不息的精神。(www.xing528.com)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革旧图新的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常把变旧法为新政的活动叫维新活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革旧图新的例子。管仲的改革，使齐桓公能“九会诸侯，一匡天下”，保持了霸主的地位；秦孝公通过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七雄之中最强的一个，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魏孝文帝的改革，达到了“四方无事，国富民康”的境地；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使北宋的经济有了生机和活力；清末的康梁变法，虽失败了，但它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过程。所以革旧图新，就如宋代的思想家程颐所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二程集》第953、952 页）

临危不惧，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也是要发扬的民族精神。在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有无数可歌可泣的典范。殷纣王的叔父比干，看到殷纣王荒淫无度，犯颜直谏，受到剖心的处罚。周文王被囚在羑里监狱，作《周易》。孔丘在困苦厄运下，写了《春秋》一书。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之后，写了不朽的诗篇《离骚》。左丘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了《左传》和《国语》。孙膑是齐国的将军，与庞涓同学兵法，受到庞涓的嫉妒，被骗受膑刑。但被齐威王聘为国师，打败了庞涓所在的魏国。汉武帝时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受到宫刑以后，忍辱负重，写了传世之作《史记》。苏武是汉武帝时的中郎将，持汉节访问匈奴时被扣留，在北海边牧羊19年，持汉节不变。南宋末年的岳飞和文天祥，勇敢地抗击金兵，至今还被人们传颂着。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和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在逆境的情况下，坚持“君子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的精神。

为了建设我们的企业文化，就要发挥我们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我们的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要“居安思危”，力求“日日新，又日新”；当我们的企业市场滞销，面临危机和破产时，我们决不能被困难吓倒，应当自强不息，有决心和信心，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振兴，为国争光。

（三）经营之道

我国古代虽是个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也积累了不少商品经营的宝贵经验，如经营谋略、经营方法和经营之道等，可供我们借鉴。

经营谋略，也叫经营战略。我们从事任何一件事情，总要有长远的打算，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也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从事经济工作，必须有人专门考虑企业的发展前景，有长远的打算，以防不测之事的发生，即使发生了意外，因为事先有准备，就不必担心了。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孙武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始计篇》）庙算，即在庙堂上的策划，也叫庙略、庙策。这里讲的虽是军事上的事，但这种谋略思想，早被国内外的企业家们用于经营之道。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要发展企业，建设我们的企业文化，同样离不开庙算，没有企业经营方面的庙算，是搞不好企业文化事业的。

经营方法更多，这里摘几种主要的方法：一是要了解市场和产品的现状。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地势》）这话本来是指打仗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天时地利，方可打胜仗，但这个道理已运用于经营管理的范围。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了解市场情况，掌握市场信息和动向，即是“知彼”，同时，又要知道自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按市场需要生产，即是“知己”。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这是我国商人的鼻祖白圭的经验之谈，这不单是贱买贵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经营方法。三是引进技术的问题。清朝末年的思想家魏源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这里讲的夷，不是指我国东部的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人才，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就可以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清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和阮元也都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但不能盲目地崇拜，为其所愚弄，要“当知则立”。这些思想发挥了不少的作用。但是，有些人对“无为而治”作了片面的理解，认为无为就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任其自然，还有人认为“无为而治”就是道家的思想，儒家则没有这种思想。其实，“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按照“道”的要求去为，违反规律的事不能为。正如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爱民治国，能无以智乎？”（《老子》第37、10 章）我们认为不仅老子有无为而治的思想，而且孔子也有这种思想。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无为而治”的人只有舜了。舜之所以能“无为而治”，是因为他“任官得其人”。有懂得农业和水利的大禹，还有掌握司法的皋陶作为舜的左右手，所以他可以“无为而治”了。

在理财方面，我们的古人提出“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的原则。在《礼记·王制》中提出：“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样“量入以为出”就成了理财的原则，长期被人们所使用。汉代的理财专家桑弘羊提出“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盐铁论·轻重篇》），即“量出为入”的原则。唐朝的杨炎也坚持“量出为入”的理财原则。总之，无论是“量入为出”或“量出为入”的原则，都要求按照财政收入的情况去使用。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这就是我们的先人们积累的宝贵的理财之道。

（四）提高管理素质

这里讲的素质，主要是指各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在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但我们可以从各王朝强调各级官吏的修养方面得到启迪，以便提高管理人员的道德、文化和自身素质。

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历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汉武帝提出“扶世导民，莫善于德”（《汉书·武帝纪》）。唐太宗选人的标准是体、言、书、刺四条，但“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新唐书·选举志》）。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仍然坚持“国家用人，以清器为本”（《康熙政要》卷9），可见强调道德标准的重要。

文化素质，是素质的核心，不论是治国还是办企业，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我国历来就有这个传统，重视文化知识的训练和提高。孔子提倡“学而优则士”，就是说，有了文化知识的人，才可以做官。其弟子子路让子羔（高柴）做费邑宰（即县令），因为子羔没有文化，孔子认为这是误人子弟。

身体素质，是搞好工作的物质基础。如果身体不好，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再高也等于零。所以我国历来选官时都非常重视身体条件，对入仕和出仕的年龄都有明确的规定。汉高祖十一年，下诏让各郡国选送官吏时，不能把“年老癃病”之人送入京师。唐太宗选拔官吏的条件之一，就是“体貌丰卫”，就是说，不但要身体好，而且要体貌雄伟。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中老间参用”的原则，他说：“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明史·选举三》）这里不仅指出管理人年轻化的问题，而且提出官吏的年龄结构问题，这样不仅保证了官吏的年轻化，而且使官吏队伍后继有人。清朝选官的标准是身、言、书、判四个标准。身，即身体好，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言，口齿伶俐，语言清晰；书，字写得好，工整漂亮；判，就是思维敏捷，审判明断。所以清乾隆年间的宰相刘墉，不可能是罗锅。但也事出有因，因为刘墉的个子高，大约在1．9 米，晚年有些驼背，乾隆皇帝叫他“刘驼子”，这大概就是“刘罗锅”的来历。

上述这些思想十分可贵。我们的企业家在选拔人才时，难道不应从这里得到启发吗？我们企业的各级班子，不但要使队伍年轻化，而且要注意班子的年龄结构，使我们各级班子都后继有人，逐步形成一个年轻化的企业干部队伍。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199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