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廉洁廉政的典范

在我国漫长历史长河中，产生过不少名垂青史的廉吏，而且正是这些廉吏为廉政做出贡献。我们就廉吏和廉政问题的主要内容作些探讨，这对于我们目前的廉政建设以及纠正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的不正之风，是会有裨益的。

一

廉，本来是堂隅，即屋角也。后引申为棱角、高洁、清白、公正、节俭和明察等方面的内容。史书中有关廉吏和廉政的记载，比较客观、全面的要算是《周礼》一书了。在《周礼·天官·小宰》的论述中，认为廉有六个方面的含义，“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古今注》第20 页）。这里说的“听”，是平治之意，“弊”是考察和判断，即以六条廉洁的标准，来考察和判断官吏是否廉洁。廉善，是善于行事；廉能，是推行政令的行为；廉敬，是不懈于职务，勤政爱民；廉正，是不倾斜，行为方正；廉法，是依法行事，执法不失；廉辨，是分清是非，抑恶扬善。这六廉的内容概括起来，是强调官吏的自身廉洁，忠于职位，勤政为民，依法行事，不贪赃枉法。这可以是对廉吏和廉政的主要要求，这些都做到了，就可以说达到了廉吏和廉政的主要标准。

廉吏是廉政的基础，只有廉吏，才可以廉政。一个廉洁的官吏，必须砥身砺行，保持自身的廉洁，才能在人与己、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中起到表率作用。孔子作为我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他最早倡导己不正不能正人的思想。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种可贵的思想，为后来的政治家们继承和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在贞观年间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思想。贞观初年，他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1）他就正确地表达了在自身与政府的行为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强调了自身与上级的重要性和主导性，只有身正，政府的行为才能正，上级的政府廉洁，下级的政府必然也不敢乱来。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中，从早期到后期，一些开明的君主和政治家已经认识到自身廉洁的重要性，要正确处理己与人、上级与下级、官与民的关系的关键，是先抓住自身的廉洁不放。

作为一个廉吏必须以不贪为宝。为了做到不贪污、不受贿，有的明拒贿，也有暗拒贿的，有的写楹联拒贿，有的写诗赋拒贿，还有人写了禁止馈送的檄文。例如我国战国时期的宋国的司空子罕（字乐毅），有人送他一块宝石，请他收下，他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以不贪为宝，是历来廉吏的一个标志。东汉时的杨震，曾为荆州、东莱郡的太守，当其路过昌邑县时，县令王密为了感谢他的荐举之恩，夜送金十斤。“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汉书·杨震列传》）这个故事表现了杨震暗夜拒贿的可贵精神。还有廉吏在涉外关系中也不接受馈赠。汉代的李恂是持节出使西域的副校尉，西域的官吏和商人向他馈送奴婢、宛马、金银和毛呢等贵重物品，但他一概拒收。

洁身自好的廉吏，在住宅方面不特殊，仅以遮风避雨为满足，并不要求豪华、阔绰。晏婴是齐景公时的宰相，其家临街，潮湿、低下、吵闹，出入常坐一辆破车，与宰相的地位极不相称。齐景公多次提出给他换一个干净、干燥、安静、宽敞的地方去住，他总以“君子之先臣容焉，臣不以嗣之，于臣侈也”为由，不予搬迁。有一次晏婴出使晋国，齐景公派人把晏婴其家搬进新宅。晏婴回国后，仍旧搬回旧宅居住。像晏婴这样身居相位，仍然居住在陋巷的，还有汉代的萧何、唐代的魏征等人。

为政清廉的官吏不仅自己不贪不占，而且教育其家属及子女为政清廉。东汉时的杨秉受父亲杨震的影响，曾任豫州、荆州、徐州和兖州的刺史，均为廉吏。他常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后汉书·杨震列传》）宋仁宗时的包拯，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等官，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铁包公”。不仅他自己为政清廉，而且还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入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宋史·包拯传》）

历史上的清官和廉吏尽管是凤毛麟角，因为他们为人民做了好事，所以数千年来不为人们所忘，我们也从中受到启迪，领悟到从廉吏到廉政的必然之理。

二

廉吏为廉政创造了条件，那么，怎样在廉吏的基础上搞好廉政呢？根据史料，廉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廉犹俭也。廉也包括有俭的内容，我国历来有以节俭为德的传统。孔子曰：“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说节财应成为各级政府的美德。宋仁宗时的宋祁曾向皇帝建议去掉“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尼）和“三费”（即每日道场的浪费太多、京师的寺观费太多、边境节度使的费用太多）。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一级政府抓不住大事，只抓一些小事，那么，造成的浪费是会很多的。

薄葬也是节俭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虽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倡薄葬，但是没有真正实行。汉光武帝刘秀坐了皇帝宝座以后，充分认识到厚葬所带来的危害。建武七年正月下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刘秀不仅认识到厚葬的危害，而且力图实行。他临死时留下遗诏，葬礼“务从约省”，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不离开岗位。唐太宗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的口号。在贞观元年和十一年，两次下诏书：“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贞观政要》卷6）尽管实行薄葬者寥寥无几，王公贵族更难实行节俭、薄葬，但提倡节俭薄葬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www.xing528.com)

（二）提倡廉政，反对贪官污吏。贪官污吏是廉政的对立物，要廉政，必须反对贪官污吏。我国何时开始惩办贪官污吏尚难查清，但《韩非子·外储说下》一文中提出“主卖官爵”的说法，这说明此时已有贪赃枉法的现象了。在东汉的桓帝、灵帝时已公开地卖官鬻爵。汉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而且从这一年开始，不仅下了卖官的诏书，而且有人开始了卖官的行动。此后封建社会里各级政府程度不同地都有卖官鬻爵的行为。

我国封建社会里的各级政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朝代，政令虽千差万别，但在公开的诏书中都有禁止卖官鬻爵的规定，有严惩贪官污吏的规定。《汉书·刑法志》中规定，伤人及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等，皆处以死刑。北魏高祖太和元年规定：“盗及吏受赇各绞刑。”太和八年还规定：“枉法无论多少皆死。”（《魏书·刑罚志》）宋太宗雍熙二年及端拱元年规定：“除十恶，官吏犯赃及杀人者不赦外”（《宋史·太宗纪》），其余的罪可以减降。比较开明的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贞观政要》卷1）唐德宗时的吏部尚书李义府，与其母、妻、女婿等卖官鬻状，门庭若市，倾动朝野，后被撤职查办。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贪官污吏历来都在查办之列，无论是哪一级的政府在法律上都不允许贪官污吏的存在。

（三）依法办事，不畏权贵。廉政与严格执法为一体，不依法办事，就做不到廉政，要廉政必须做到依法办事。权贵是执法的障碍，他们往往以特权人物自居，逍遥法外。要严格执法，就必须反对各类特权人物。汉武帝时的田仁曾任益州丞相长史，多次上书指出河东、河内、河南的太守，依仗他们是三公的后代，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实为天下奸吏之最，只有把他们除掉，才可以惊动其他官吏。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除掉“三河”的太守。东汉时的董宣，是小小的洛阳县令，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杀人，依靠公主的庇护，逍遥法外。董宣等公主外出时以刀画地，强迫公主将杀人犯交出来杀掉。公主大发雷霆，找皇帝告状，董宣据理力争，汉光武帝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奖励他。此事轰动了整个京师。明代的海瑞，任云南户部主事时，在他写的《治安疏》中引用民谣：“嘉靖者，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作为一个小吏，敢如实地向皇帝反映真实的情况，让皇帝亲览。他任浙江淳安县令时，曾把胡作非为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痛打一顿。在任江西兴国县令时，严惩了原兵部尚书的两个侄子。像田仁、董宣和海瑞这样的小吏，敢于不畏权贵，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表现了严格执法的精神，而且也表现了他们的廉政精神。

（四）勤政为民，不尸位素餐。廉政，就包含有不懈于职位，勤政为民的精神。不贪赃，不枉法，只是对一般官吏的最低要求，仅有此行为还不能算是廉吏和廉政，必须不舍昼夜，躬亲庶政，急国家之急。据史书记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官吏都是这样做的。周文王常常是“日中仄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贤人。由于他们的勤政，才赢得周朝的长期统治。秦孝公时的商鞅，除了劝民归心于农，还日夜不停地工作。他说：“日治者王，夜治者强，宿治者削。”就是说一天的事情全干完了，就可以为王，如果延长到夜里完成，还可以强盛一时，如果过了一夜才完成，那就会日益削弱自己的力量。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四次到宋朝的宫中工作，四次被权贵们赶出京城，在其任地方小吏时，兴水利，办教育，赈济灾民，最后死在赴任的路上，表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明成祖时的况钟，任苏州知府时，着重整顿吏治，清理了大量的积案。他认为“不正乎吏，民昌由安之”。当时的苏州共管7个县，他整顿吏治时就撤了4 个县令。刚任常州知县的徐亮，仅仅两个月，就以“阘茸无为”被免职。清乾隆年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的郑板桥以关心民间疾苦闻名，当山东巡抚向他索求书画时，他题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表现了他时刻关心民情的心思。卸任时，仅以三头毛驴驮人载书而去，表现了他一生勤政为民、两袖清风的廉洁风尚。

（五）提倡犯颜直谏，反对阿谀奉迎。廉政自身，就包含有不倾斜，品行方正，不察言观色，不阿谀奉迎。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反对察言观色、阿谀奉迎的人，他视谗佞之臣为国之蟊贼，正像兰欲茂而被秋风扫叶一样，国家却会被谗佞之臣破坏了。所以，他一向反对“阿旨顺情”，提倡大臣和下级的官吏敢于把不同的意见反映出来，他对阿谀奉迎的人严惩不贷。贞观七年，唐太宗巡视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取得皇帝的欢心，让老百姓穿上黄纱的单衣站在路边迎接，装饰官署，修建门楼，饲羊养鱼等。他满以为这样可以取得皇帝的欢心，但他万万没想到唐太宗却指责他说：“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贞观政要》卷6）赵元楷本是隋朝的旧臣，这一指责，使他十分害怕，几天后得病而死。唐太宗反对阿谀奉迎，而对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却大加赞扬，他曾高兴地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旧唐书·魏征传》当魏征病死时，唐太宗痛哭流涕，为失掉一面镜子而伤心。

三

廉吏和廉政是密不可分的，廉吏是廉政的基础，没有廉吏就没有廉政，而廉政又是廉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正像任何事情都要人去完成一样，没有一批廉吏的努力和耕耘，廉政是形不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廉吏在廉政基础上的形成和发展中有三个作用：首先，廉吏有榜样的作用。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一个政府如果行德政，就会像北斗星一样，影响其他星星向它看齐。汉文帝曾下诏书曰：“廉吏，民之表也。”（《汉书·文帝纪》）廉吏不仅是一般民众的表率，而且也是其他官吏的榜样。如果某个地方和部门，由于廉吏的作用，采取廉政措施，利国安民，也是其他地方和部门效仿的榜样。其次，廉吏对廉政有主导的作用。汉代的刘向提出“用贤人而行善政”（《汉书·刘向传》），充分体现了廉吏的作用。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新法奉行20年，使“秦民大悦”，出现了“道不拾遗，家给人足”的可喜局面。如果没有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唐玄宗统治的前期，用姚崇、宋璟等廉吏为相，出现了廉政清明的局面。后期出现了安史之乱，除外部原因外，从内部来讲也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这些奸相有关系。所以，唐代的政治家魏征在《隋书·循吏传》评语中说：“易风移俗，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藉于循吏也。”此语应当说是中肯的，有道理的。最后，廉吏有遏恶扬善的作用。在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要找出一个廉洁的政府，肯定是徒劳的。但也不可否认在这样的社会中确有开明的君主和廉吏的存在，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不了决定作用，但他们出于长期统治的考虑，所采取的廉政措施，对遏恶扬善确有作用，也对廉政的发展有所帮助。

廉政是廉吏成长的条件和环境，虽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没有一个廉政的政府，但有开明君主和廉吏所采取的廉政措施和行为，对廉吏的成长有一定影响。在以往的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和政治家曾提倡重义轻利，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政为民，反对蠹政虐民，等等。这些廉政的措施是廉吏成长的基础。有个别君主的廉政措施，也促使了廉吏的成长。若没有秦孝公实行变法的主张和环境，就不会有商鞅这样的政治家成长起来；若没有唐太宗谠言直谏当作师友的环境和条件，就没有魏征这样犯颜直谏的名臣。另外，有些郡太守和县令的廉政措施，也会对小范围内的廉吏的成长有所帮助。

廉政与否，并不仅仅是官吏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的问题。历史上一些杰出的政治家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先秦时的政治家商鞅认为，贪官就像国家的蠹虫一样，迟早会失败的。他说：“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商君书·修权》）商鞅不仅把贪官比喻为蠹虫，而且还认为他们是“虱子”。只有去掉“虱官”，一个政权才可以巩固和发展。贞观二年，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贞观政要》卷6）总之，官吏的好坏，是否廉洁，是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命运的问题。所以，汉宣帝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这些政治家的不朽言论，不仅说明了廉政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而且也是我国古代文化放出的灿烂光芒。

（原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