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界限：法律、权益和纪律

自由，这个美好的字眼，在我国几乎是妇孺皆知。但是，要正确地理解自由的科学含义，并按正确的规范去行动，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人认为自由就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就不是自由了。在这种错误论调的指引下，做出一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我们平常所说的自由有两种含义：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在政治上是指人们所应当享受的某些权利。

从政治上讲，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控制和羁绊，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以及人身自由和人格的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等。但自由是有限制的，在阶级社会里，有统治者的自由，就没有被统治者的自由。所以，历来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人们，无不在争取自由，将能真正享有上述的民主权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这铿锵有力的诗句，曾激励多少人为反抗阶级压迫、为争取自由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

那么，自由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为所欲为呢？当然不是。我国旧民主主义思想家严复曾经说过，就自由的字义而言，“本为最宽，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群己权界论》）。普列汉诺夫也曾说过：“一个人的无条件的自由就意味着他对周围一切人的无条件的奴役，即是说把自由变成自由本身的对立物。”如果摆脱任何限制，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放荡无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人都想自由，结果是大家都得不到自由的悲剧。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阶级受剥削、受压迫，自由很少，而统治阶级却享受着劳动人民无可比拟的自由，但他们也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受统治阶级内部利害矛盾、相互制约的限制，也受劳动人民不断反抗的威胁，使他们感到有“覆舟”的危险。我国有一位女作家说得好，自由和限制同时存在，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

自由受到哪些限制？或者换句话说，自由的界限是什么？

在政治领域内，自由受到法律的限制。马克思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法律决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437 页）在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看来，在国外自由是不受限制的。这不仅缺乏常识，而且也违反历史事实。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都是以法律为界限，只是自由的内容有本质的区别。举世闻名的法国的《人权宣言》规定：“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世界历史资料选辑》（近代）上册，第124 页］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即使当今自诩为“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各国所规定的各项自由，也都有种种限制。《日本东京都集会、集体游行和集体示威条例》规定：公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但在集体集会前的72 小时必须向当地的警察署提出申请，把主办人的姓名、地址、参加集会的组织、人数、经过的路线、时间和目的等项写清楚，待当地的公安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行。否则被视为非法集会。美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但也有种种限制。在美国的首都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就有许多具体的规定。在白宫的人行道上游行，人数不得超过750 人，不准使用音响设备。在拉菲特广场游行，人数不准超过3000 人。在国会前的东广场游行、示威、静坐或发表演说，人数不得超过300 人，但在西广场可以。在使馆区游行、示威，不得在离使馆区500 英尺以内举行。所有的游行、示威和集会都必须在两周或十天前向警察局提出书面申请，不批准不得进行，不听劝阻，警察有权制止或逮捕组织者。1954年美国颁布了《共产党管制法》，其中规定“共产党不能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应享有的任何权利、特权和豁免权”。1980年美国一地方法院还规定，对参加罢工的人要罚款，每个工人参加罢工一天，要罚两天的工资，国家职工参加罢工的立即开除并禁止三年内担任国家的行政职务。由此可见，说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享受自由的多寡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承认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受法律限制的，应以法律为准绳。罗马尼亚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但接着规定公民在享受这些自由时，不能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的利益，法律禁止任何法西斯或反民主性质的组织，参加这些协会或反民主性质的宣传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劳动、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还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人身自由，有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等自由。这些自由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同时又规定公民在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时，不能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应当享受各项自由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又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某些人为所欲为，甚至无法无天地煽动捣乱，那就无法保证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就无法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https://www.xing528.com)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产中，自由又受到纪律的约束。自由和纪律是互相矛盾的，同时又是互相制约和统一的。毛泽东同志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 页）为了大多人民能够正常进行生产、生活和工作，制定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统一多数人的行动，限制少数人的不规矩的行动，正是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的行动的自由。这同说服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又受到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约束。有人把法律当作“框框”“绳索”，企图突破必要的限制是不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已是人们的常识了，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村庄，如果没有统一的纪律，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

自由受到客观必然性的限制，客观世界的必然性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性。人们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越充分，就越主动，就会成为掌握规律的人，否则就会成为客观规律的奴隶。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就是说，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认识得越深刻，掌握得越熟练，获得的自由就越多，自由的程度就越大。人们掌握了游泳的规律，就可以畅游大江大海；认识和掌握了航天的必然性，就可以遨游太空，实现千百年来人们希望的梦想；掌握了生物遗传的奥秘，就可以改变农作物的品种，提高作物产量，使其符合人们的愿望……反之，如果不顾客观规律，硬着头皮去办那些根本办不到的事，是没有不碰壁的，这方面的教训够多了。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认为人活到七十，就可以从心所欲，其实如果不尊重规律，要达到从心所欲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上的自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约的。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都不高，各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较大的不平衡性，城乡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我国公民虽有劳动权，但还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居民虽有迁徙的自由，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从法律上固定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实现还有一个过程，这方面公民能够享受的自由还是有限的。

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懂得要享受自由的各种权利，就会遵守法律，就会养成遵守各种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习惯，就会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态度。火车按着轨道和时刻表行驶，它就获得最大的自由，否则，就会出事故，失去自由。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严格遵守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就能畅所欲言，直抒胸怀。只有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才会处处感到受限制和不自由，而且这种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少的。

（原载《同青年朋友谈民主自由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