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与教条主义者的光辉斗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和我国的主要缔造人之一。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同教条主义者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教条主义者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斗争的实践中，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如果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那它就丧失了生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他们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再声明：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就告诉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科学来学习，当作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去运用它、发展它。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胜利的理论。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们这种错误的态度。他认真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绝对不平衡的规律，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中得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所有的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不仅批评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都是同教条主义者斗争的光辉篇章。

首先，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同教条主义者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么，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32 页）这就是说，如果“五四”时期不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就不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话，那么，延安整风不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就不能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下解放出来，就不能清除教条主义的恶习，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其次，不批判教条主义，就不能清除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制定正确的政策，以指导工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91页）要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就要认真调查研究，使主观符合客观，对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作出正确的估计，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以指导革命达到胜利。再次，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种主观主义“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0 页）延安整风，集中反对了主观主义，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也批评过机械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的错误。他说：“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 页）这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也必然还会遇到主观主义的东西，不彻底清除主观主义的错误，就不能夺取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处理了“本本”与现实、政策与实际、外国经验同本国实际的关系，还从世界观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

第一，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列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学习的。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去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他提出了“有的放矢”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而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无的放矢”“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而是当作宗教教义；不是去学习马、恩、列、斯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寻章摘句，机械地照抄照转，割裂马列主义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阉割它的革命性，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像李白讽刺的鲁儒那样：“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太白全集》第1157 页）

第二，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我国现实的关系。在文化落后的旧中国，一些人以为上了“本本”的，就好似“圣经上载的”一样，就是绝对正确的。有些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总是张口闭口拿出“本本”来。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我们党是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伟大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指导我国的革命。如果不能指导我国的革命，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无用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11—112 页）毛泽东同志是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我国现实相结合的光辉榜样。(www.xing528.com)

第三，把执行上级政策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国是大国，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要依靠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政策和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懂得党的策略的战士。在对待党的政策的态度上有两种人的态度是错误的，一种人是不执行上级政策，不管上级如何说，我行我素；另一种人是追求表面上的一致，以为“凡是”上级来的，上了“本本”的，就表面地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样，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这不是执行上级政策，而是对上级政策怠工的一种表现，其结果和第一种人一样，同样是不执行上级政策。我们需要的是把上级政策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要领会精神实质，从实际出发，能拿出切合实际的办法，这就不是盲目地执行上级政策，而是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表面上、口头上的一致，而是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全党只有形成这样的一致，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第四，正确地处理了外国经验同我国实际的关系，把外国经验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 页）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方法，无论是干革命或搞建设都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办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百分之百地忠于共产国际的路线”，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和教条化，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幻想有像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圣彼得堡那样的城市起义，去带动全国的胜利，指责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是“极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机械搬运的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不仅反对我们照搬别国经验，还奉劝其他国家也不要照抄中国的经验。1956年9月，他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谈话时，曾劝他们不要照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可当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同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也不能照套别国的模式。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也有机械照搬的缺点，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批评过我们这些缺点。列宁和斯大林都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强调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有些同志不知道学习资方人员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陈云同志曾批评这种人是“傻瓜”，是不懂政治的一种表现。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同法国一位记者谈话时，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经验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同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时，不能学习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

第五，从世界观上彻底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就是这样的光辉篇章。首先，毛泽东同志指出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的错误。教条主义者完全不懂以科学的实践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识从实践中来，并受实践所检验，所以，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教条主义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他们片面地强调理性的重要，忘记了理性是从感性来的；他们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重要，但是不知道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行动，他们重复了哲学史上“唯理派”的错误。其次，教条主义者违反了人们认识的正常秩序。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教条主义是懒汉，“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10 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揭露和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教条主义者不仅违反了这个认识的正常秩序，而且割裂了一般和特殊的联系，只要一般，不要或者忘记特殊，只知生吞活剥地照抄国外的经验，从来不认真地调查我国的国情，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作为行动的向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到处乱摸一气，就会包医百病，结果是什么病也不治的。再次，教条主义者违反人们认识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13 页）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复杂的，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的，我们要客观地、全面地和深刻地认识世界上的客观事物，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如果只凭主观想象片面地了解，就去作决定，就去做，是没有不失败的。

由上观之，毛泽东同志从各个方面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概括起来，就是正确地解决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总是强调实事求是，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首先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指导工作的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16 页），这是最先提出的思想路线。《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还提出要反对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代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魄。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集中地反对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并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实事求是就成了我党思想路线的通俗概括。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些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实质上就是继续坚持过去的“左”倾错误，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阻碍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有的人又煽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开展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际结合起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75 页）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同志，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话或写的文章是不准动的，如果像林彪那样“句句照办”“字字照办”，那就不得了了，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发展了。邓小平同志重申了我党一贯的思想路线，完整地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思想路线。并认为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只有党的思想路线端正，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在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71—372 页）过去，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现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指明了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可以预言，我们必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原载《河南省社联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 周年专辑》，198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