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先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探析

嵇文甫先生是我省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古代史、政治史和哲学史进行研究，给我们留下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仅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嵇文甫文集》而言，共收入论著175 篇（部）。几乎每一篇（部）都运用了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其中专门论述史学方法论的有30 余篇（部），如《关于历史评价的问题》《关于历史教学中几个重要问题》《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等。我们这里不能全面地论及，只能就史学方法论的总原则和具体的方法作些简述，以期待同行们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

一

嵇文甫的史学方法论的总原则和理论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说：“研究历史就需要有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嵇文甫文集》下册，第741 页，下引此书只注《文集》上、中或下和页码）这就是说，在历史领域内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以活的事实，总结过去，预示未来，给人们指出应走的道路。他常用王船山的“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文集》下，第558 页），还用鲁迅的话说：“读史是查陈帐，而查陈帐是为了照出现在，预示将来。”（《文集》下，第138 页）

首先，在历史领域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历史和分析历史。他说：“研究思想史我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和这个观念连带而起的，又是一个观念。就是：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孕育着。从两个观念又引起第三个观念，就是：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其群众因生活方式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宗派，各有它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文集》上，第271页）这里是说，一切思想都是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各种伟大学说在成为体系以前，总是先在群众中孕育着。思想的不同派别正是不同社会基础的反映，这是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得出的结论。

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才子佳人的历史。所以每当我们说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总不会忘记他的背后有无数的人民群众。无论多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他就失去了个人的任何作用。早在1931年他在《北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一文。此文虽不长，却阐明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个别人物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原理。因此，他说：“无论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群众为之先驱，伟人是出不来。”（《文集》上，第56 页）历史唯物主义讲个别人物和人民群众关系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说的。嵇先生除从政治上说明外，还从思想、学术上说明一个伟大学说形成以前，早已在群众中孕育着。

研究历史，就是要把一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说：“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某一种思潮，某一家的学说，都应该从它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找出它的来龙去脉，以秦汉还秦汉，以宋明还宋明，以儒还儒，以墨还墨。”（《文集》下，第712页）这里说的以秦汉还秦汉，以宋明还宋明，不是历史复古主义，而是尊重历史，研究秦汉史、宋明史，总是要把它放在秦汉、宋明那个历史环境之中去研究，而不是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去指责它。

其次，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就是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呢？1951年2月18日，他在新史学会河南分会上讲了三个标准：“第一是对人民要有贡献，有利的；第二是在一定的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第三是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合乎这三个条件的就是好的吗，相反都是坏的。”（《文集》中，第553 页）1956年他又在《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以人民性和进步性为历史评价的基本尺度。他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与否为标准”（《文集》下，第114页）。历史上凡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或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喊的人，都应当予以肯定。有些人虽不是劳动人民，但他做的事对人民有好处，如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以及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等，符合人民利益，或者说对人民有好处，都应予以肯定。总之，“历史上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只要对人民有贡献，都是应该表扬的”（《文集》下，第116 页）。

历史上的人和事，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不能以我们的主观而定，也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而只能以是否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为标准。他说：“合乎历史发展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就叫做好。违犯历史发展规律，阻碍历史前进的，就叫做坏。”（《文集》下，第118 页）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尽管今天看起来很反动落后，但它作为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若没有古代的奴隶社会，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社会。秦始皇创立了封建大帝国，结束了封建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进步的。汉武帝、唐太宗开疆拓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不能抹杀他们的贡献。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 卷，第154 页）

最后，关于评价历史的立场问题。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人们的立场不同，即使同一个问题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在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时，一定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替人民大众说话办事。他说：“我们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永远站在各进步阶级的最前列，一直把革命向前推进。”（《文集》下，第124 页）所以，我们只有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各个时期进步人民的方面，才能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做出客观的、公正的和科学的评价。反之，就不能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二

嵇文甫先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史学领域内，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史学方法论。(www.xing528.com)

1．系统的方法。嵇先生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人和事，不能割断历史。只有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质和规律。他常引毛泽东的一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历史是一个系统，我们应当从各个系统、各个方面去研究，政治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等，一旦成为一门学科，就有系统性，又有其独立性。他说：“每种学科都有它一定的系统性。”（《文集》下，第443 页）又说：“要系统地研究，而不要断章取义。”（《文集》下，第710 页）以中国思想史为例，嵇先生对从先秦诸子、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的各个学派及其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的研究时间最长，出的成果也最多。1931年，他写了《船山哲学》一书，对其性理哲学和历史哲学都作了系统的研究。1962年，他又把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集为《王船山学术论丛》，对其哲学、政治学、史学、易学和诗歌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在《嵇文甫文集》中共收入论著175 篇（部），共有141．1 万字，其中王船山研究的论著22 篇（部），有29．76 万字之多。他的《仁的观念之社会史的观察》一文，从孔孟论仁一直到清末谭嗣同论仁，不能不谓之系统而深刻也。

2．具体分析的方法。嵇先生常说：“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迂回曲折和充满矛盾。”此话概括地说明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矛盾性。所以，我们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和人事，都不能简单地说好与坏、进步与反动，而是要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区分是与非。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上，无数的对外战争，哪些是自卫性的战争，哪些是侵略性的战争呢？嵇先生认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战争是自卫性的战争。因为当时匈奴和东突厥经常对汉、唐的边境进行干扰和破坏，所以对它发动战争是为了自卫。但汉武帝远征大宛，唐太宗远征高丽，唐玄宗远征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则是侵略性的战争。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工程，如修长城和修运河，应如何评价呢？秦始皇修长城确实浪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使许多劳动人民丧失了生命，至今还流传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但修长城是防御性的工程，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长城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所以不能因为秦始皇是暴君，就否定它的历史价值。隋炀帝修了南北大运河，除了供他享乐，在客观上也便利于人民的交往，所以运河是交通发达的标志，不能因为隋炀帝的昏庸，就否定运河的历史价值。

我们常说，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要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精华和糟粕并不像黑与白那样明摆着，使我们容易辨认，正像黑格尔的辩证法常常被神秘的体系所包围那样，我们精确分辨，并非易事。他说：“民主性和封建性，精华和糟粕，纠结在一起。我们的分析批判工作，所以必须具体、深入而细致，其理由也就在这里。”（《文集》下，第38 页）例如孟子讲仁，“仁也者，人也”，“仁，人心”。这里讲的人心、人性是封建贵族的人心、人性，当然是糟粕无疑。但他们毕竟把人的价值强调出来了，孔子又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这又不能不说是民主性的精华。

再如大家都说爱国主义，但又不能一提爱国主义，就应当肯定，嵇先生认为爱国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古代的、现代的，统治阶级的和人民的，似爱国而非爱国、似反动而爱国的事是存在的。如果不分析它们的特点和内容，拿着爱国主义这顶帽子到处乱戴是不合适的。因为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祖国现在如此伟大，乃是由历史的积累”，“这是经过几千年来列祖列宗艰难缔造而成啊”（《文集》中，第571 页）。只有对祖国了解得越深，才能爱得越深。

3．通俗化的方法。通俗化不是简单化，也不是低俗化，更不是庸俗化，而是把古代那些难懂的语言文字用现代的简明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接近社会，贴近生活，以便于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方法。因此，把史学通俗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嵇先生一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他1958年写的《春秋战国史话》一书，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嵇先生认为通俗化的条件有二：一是不能旁征博引和烦琐地考证，而应把他们的思想和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剥烂揉碎，融会贯通，用现代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二是善于用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以便于人们的学习理解。

嵇文甫先生认为通俗化的好处有三：一是可以使青年人认识和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二是可以使青年人受到一次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三是可以揭露反动学者的一些神秘的说教，给青年人一个思想斗争的武器。

总之，嵇文甫先生已为史学的通俗化做出了努力，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让我们在前人已开辟道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吧！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