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潮：移民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

时代的变迁、动乱和生活所迫使一部分人从不安全的地方向安全的地方转移，这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我国历史上晋朝的“永嘉之乱”和唐末的“安史之乱”，使一部分人向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迁移。晋怀帝时“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卷65）。唐朝初年，因为在福建发生了反对唐朝的叛乱，朝廷委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万官兵，前往福建平乱。平乱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安家落户，娶妻生子。通过建郡县、兴学校等活动，这个地方从蛮荒之地向文明社会迈进。

北宋末年，由于北宋王朝腐败无能，当金兵大规模南侵时，无力抵抗金兵，中原大部分地区被金兵占领，连京都开封也被金兵占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也被金兵俘虏，史称“靖康之乱”。此后，皇亲国戚、各地的大臣以及庶民百姓纷纷南迁。这次迁徙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大大超过前两次的迁移。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史称宋高宗，随之南迁杭州，从此“直把杭州作汴州”，从此北宋灭亡，南宋开始。

“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宋史·食货志》卷178）这就是说，随着宋高宗的南迁，大批的官吏和庶民也随之南迁。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宋高宗下的诏书说“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官司毋得禁”（《续资治通鉴》卷150）。据说这次南迁的官民有数万人之多。在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有76%的人来自河南的洛阳和开封，真是“西北之士多在钱塘”了。宋孝宗时临安城内的人口有32 万之多。

从中原迁来的移民，自然也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水利技术，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据史书所载，大抵南渡之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绍兴五年（1135年），江东帅臣李光说：“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宋史·食货志》卷173）(www.xing528.com)

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许多文化人随之来到东南地区。这些文化人的南移，自然也给这个地方的文化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后代也迁来。程颢的儿子程端懿迁到吴门（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程颐的儿子程端中、程端辅、程端彦也迁到安徽和江苏一带居住。翁行简（1057—1123）其先京兆（今陕西西安）人，迁到福建之后，其父翁仲通“以文行为东南儒宗，学者咸师尊之”（《龟山集》卷3）。程迥，字可久，应天府宁陵（今河南宁陵）人。北宋末年迁到浙江余姚。年二十开外研究儒家文化。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先后任江苏、江西、浙江的地方官吏。他一生著作丰富，有《古易考》《论语传》《孟子章句》《淳熙杂志》《南斋小集》。朱熹在给其子程绚的信中说：“释经订史，开悟后学”，“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也足以不朽”（《宋史·程迥传》卷437）。从这些不凡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程迥的巨大影响力。

在北来文化的影响下，江南沿海出现了“闽中四先生”，他们是陈襄、郑穆、陈烈和周希孟。他们都是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当宋初的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在北方办学时，他们也在东南沿海收徒办学，其规模之大仅次于“宋初三先生”。他们大规模办学培养儒家人才，为后来儒学在东南沿海的发展和传播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