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派与理学派对太极理的理解及争议

杨东明是心学的继承人，从他对理气、性气、心性等关系的理解方面来看，足以体现他的心学派的哲学思想。

1．太极是心之体。太极是什么？理学家和心学家各持一词，莫衷一是。理学家认为太极是理，这理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心学家认为太极是理，这个理是心之体，是主观意识。

杨东明在《山居功课·理气篇》中说：“盖天地间只是一个太和元气，而气之条理即是理，理即太极也。浑然一而已，一则无圣愚之分也。”在《谏宪副陈云麓公祖》一文中说：“夫学问之道有先天，有后天，故学不学者，圣凡之所以异，而先天与后天，则圣贤所以分也。故诚聚精会神，唯与其先天者图之，则吾心之固太极之所从出，而羲卦之所由起也，又何虑日用之间，有补得其中正者哉？年来师友之间乏人自修自悟，窃见孔子无意必固我，真是夫焉有所倚。即此之求之未发之中可见，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此人心本来之体。千古圣神相传之脉，孔子发愤忘食，颜子苦孔之卓，一片精神唯求了当此件而已。”（《山居功课》卷7）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杨东明肯定太极是理，这个理是孔子发愤忘食所追求的，也是千万个圣贤一脉相传的理；这个理是先天的主观意识，是“人心本来之体”，也是“吾心所固太极所从出”。就是说太极是吾心所固从出，伏羲的八卦也是吾心所由起。至于圣人与凡人之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学与不学的问题。凡是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凡是不愿学习的人，永远是愚人。

2．理气为一。关于理气关系的问题，历来也是理学家和心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理学家认为理先气后，理气为二；心学家则认为理气为一，理即气，并以此来批判宋儒以来理气为二的观点。

杨东明在《山居功课·理气篇》中说：“天地间只是这些元气化生万物，这天地之气自然至巧至灵，千态万状，无所不有，不假安排，自然各足，是即所谓理也，气外无理也。”“阴阳之气，灵气也，唯其灵，则自有条例，故曰理也。”“气以成形，即形即理，如谷种既结而生意自存，非有二也。”（《山居功课》卷6）

在《柬杨春元湛如》一文中又说：“盖天地间，惟此一元浑沦之气，此气自有条理，故谓之理。这个物件费而不隐，其体不得不隐，微而显。其用不得不显。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斯为一元之气之全能乎？故生聚者气也，即理生聚也。散灭者气也，即理之散灭也。夫理何有散灭？而谓之散灭者，就委形而见其散灭耳，其实委形有散灭，而二元之气无散灭，故理、气终是一个也。”（《山居功课》卷7）

从杨东明的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一是理气为一，气是自然而然的，非有安排，虽然千态万状，但是“气外无理”，“理、气终是一个”。二是用理气为一的思想，批判了宋儒以来的理本论，不要泥于文词，不要拘于形式，去追求理气关系，再次说明理即气，气即理。

3．性气为一。杨东明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认为性即气，气即性。没有不善的性，批评了宋儒以来的义理之性为善，气质之性为恶的观点。他在《柬宪副陈云麓公祖》一文中说：“理、气二名浑是一物，当初先儒只为识不透此气，故添个理字以尽其妙，其实不消得气即为理，而气有清浊，虽又生性有不同之疑……来谕谓人有圣贤、凡愚之等固有性同气异之说。夫圣愚之异，异于习，非异于气，归之习则可转移，归之气异则一定而难矣。古宋儒气质之说，实为后学大害不可不知。”（《山居功课》卷7）

此段话是针对宋儒的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而发的。宋儒认为圣人与凡人、上智与下愚的不同，是生来具有的，不可改变的。由义理之性而生的，生来就是圣人，是上智；由气质之性而生的，生来就是愚人，是下愚。杨东明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认为圣人与凡人的不同，是因于习惯，而不是气质之性。他特别强调环境的影响。他说：“诚使将驳浊之人自少至长，居于善人之中，所见无非正人，所闻无非正道，所行无非正事，耳提面命，涵育熏陶，即甚愚未有不可化而入者，故下愚不移，只为缺了修道之教，补一教字，而人性一矣。”（《山居功课》卷5）这就是说，环境可以改变人的好坏。在一个好的环境内，即使很坏的人，经过耳濡目染，也可以使他成为好人。杨东明人性善的积极意义是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批评了宋儒的命定论的错误。

4．心性为一。心性为一也是心学家与理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杨东明从心学的思想出发，认为心性为一，批评了理学家心性为二的观点。(www.xing528.com)

心性为一，也是心学家们的一贯思想。王阳明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者，只是理也。”（《传习录》中）即心性为一。杨东明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说：“盖性者，浑沦之体。而心则性之所出，以效灵明只用者也。故专以心言，则心自有体用，以性对心言，则性其体，而心其用也。性主静，心主动，心有出入，性无存亡。性者心之合，心者性之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山居功课》卷5）又说：“心者，性之浮廓。为浑然无为者，性也。惺然有为者，心也。性无心无以见，心非性无以灵。性其海乎？心其海水之波乎！此其体用、分合之间，当必有辨矣。盖心性理微，异同难析。”（《山居功课》卷8）杨东明的思想是心性为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性为体，主静，心为用，主动，性是大海，心是大海之波，性生心。理学家则认为心为体，性为用。程颐与朱熹都认为“心统性情”，统是兼的意思。即心兼性情，或曰心包括性情。心是性、情的总体，可见心大性小。

与此相连的还有一个道心与人心的问题，也是心学家与理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理学家认为人心是由气质之性而生，是私心，故人心为危；道心是由义理之性而生，是公心，故曰道心唯微。就是说，人心与道心是二，而不是一。心学家杨东明认为道心与人心为一，但又有区别。他说：“问：人心、道心果二乎？曰：二之则不是。果一乎？曰：一之则无别也。道心者，属于人而不移于人者也，其枢纽造化纲维人物者乎！此个虽体物不遗，实闻睹具寂。故曰唯微。若为人心，即道心之著于形气者也，乘气出入，视夫寂然不动者殊矣。故称惟危也。”（《山居功课》卷5）杨东明认为人心与道心既是一又是有区别的。人心是道心之著于形气，有感觉。“有耳则思听，有目则思视，有口则思味，有四肢则思安逸。”人心只有在发而为意，或发而为流弊时，才惟危。并不是只要是人心都是惟危。道心属于人，而不移于人，是“枢纽造化纲维人物者”，没有感觉，“实闻睹具寂”。所以他认为人心与道心的关系，正像澄浊水求清一样，都是水，只有清水与浊水之不同罢了。

5．认识论。杨东明是心学家，他的认识对象和认识方法，都是依据心学的角度形成的。

杨东明的认识对象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主观意识“心之体”。他在《义塾条约》中说：“明读书之旨，盖圣贤垂世立教，只是欲人明善复初，学做好人。今之读书者，上借为梯，营谋利之具。此宇宙间一大舛也。”（《山居功课》卷2）不能把读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和谋利的工具，无疑是对的，但读书的目的是“明善复初”，就令人费解。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只是后来由于私欲和环境的影响，善性被障碍物所蒙蔽。读书就是要去掉这些障碍物，使人心恢复原来的善性。他的善性，显然也是意识。他还说：“天下万事万化不外吾心之天则，天则，礼也，即所谓道也，圣人教人只是欲人复此礼。”（《山居功课》卷5）这里说的“天则”“礼”与“道”，与上边说的善性一样，都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主观意识。

杨东明的认识方法，以“尊德性”为主，以“道学问”为辅，把尊德性与道学问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认识方法。

所谓尊德性的方法，就是谋道的方法，也叫易简的方法，即明心与发明本心的方法。这是杨东明一生下功夫最大的方法。他说：“万古圣学正脉，只要立天下之大本，世儒不知务本，而唯末是图，闻见愈多，支离愈碎甚。象山所谓‘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阳明所谓‘舍却自家无尽藏，枝枝叶叶外头寻’，皆所以标揭本原，妨闲外务，可谓学问之正宗矣。”（《山居功课》卷5）这里肯定易简的方法是万古圣学的正脉，立天下大本的方法。批评闻见的方法是支离破碎的方法，闻见愈多，就愈支离破碎。

杨东明批判“闻见之知”，是为他的“良知良能”作辩护。他说：“先儒曰生而可知者，义理耳。夫义理也安能尽知哉？故曰良知不资闻见，并不废闻见，植木者，不以天然生机而废灌溉之功，则学可知也。”（《山居功课》卷6）这里不难看出杨东明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承认良知良能是生而知之，不依靠闻见之知，另一方面又说，良知良能不废闻见之知，正像种树需要灌溉水一样，适当的灌溉可以使植物更好地生长。这就是说，闻见之知对良知良能有辅助作用，可以促使良知良能的更好发展。

道学问的方法，就是多闻多见和读书的方法，也是格物的方法。他说：“举凡多闻多见，学、问、思、辩皆是格的功夫，皆是为这一个至善。如此为学是有头脑，方是学圣正道。不然即读尽五车书，曾何了得性分上的事。”（《山居功课》卷7）这里又承认闻见之知是学圣正道，是有头脑的好方法。由此可见，道学问的方法，乃是依靠感觉积累知识。

把尊德性与道学问结合起来，即把博闻和约礼结合起来。他说：“此礼变化无方，与时推移，所谓仰、钻、瞻、忽不可企及者，即此物也。故夫子教于文处求之。凡事之可见者为文，视、听、言、动皆是也。无往非事，无往非文，故谓之博。礼吾心之天则，节文万事唯此一个，故谓之约。无在非文，即无在不求归于礼。如视、听、言、动，文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即约礼也。可见者为文，不可见者为礼，无内外也。于此为博文，于此为约礼，无先后也。先儒有谓随处体认天理者，即善括博约之训者也。”（《山居功课》卷5）这段话是说，要具体认识“礼”“天则”或曰“道”，必须把博文与约礼结合起来。博文，是看得见的如视、听、言、动，往事往文，凡可见者为文。约礼，是看不见的事，非视、听、言、动的事。孔子的学生曾子和颜子，就是能用两个方法的代表，曾子自外求之，颜子的仰、钻、瞻、忽等，是自内求之。自外求之者，昏而无得；自内求之者，殆而不安。所以只有把博文与约礼结合起来，才是完善的认识方法，即“善括博约之训者也”。虽博文与约礼无先后、内外之分，但有主次之异。杨东明说：“学问以约礼为宗，博文为约礼实地耳。”（《山居功课》卷5）即以约礼为主，而博文辅之。就是说约礼为主，而博文是实现约礼的手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