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天理与人之身的百理

洛学是宋代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程氏兄弟及其弟子们共同创建的。这个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理”或“天理”作为他们处理问题的根据。“理”或“天理”具有二重性，即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所以，洛学的弟子们有的片面地夸大了“理”的客观性，有的片面地夸大了“理”的主观性，形成了理学和心学两个不同的学派。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发挥都是理的应有之义。

在二程的著作里，有不少地方夸大了“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他们说：“天理云者，百理具备，元无少欠。”（《二程集》第32 页）又说：“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二程集》第38 页）这个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理，天下只有一个，其他的理都从这里出来，还认为天地万物都从理生出来，这样“理”就具有先天性和绝对性，为后来的理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邵伯温说：“是故知太极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未尝亏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时不在。万物无所不禀，则谓之曰命；万物无所不本，则谓之曰性；万物无所不主，则谓之曰天；万物无所不生，则谓之曰心。其实一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下》卷10，第475 页）当尹焞的学生问他“逝者如是夫”一语如何理解时，他说：“此盖形容道之体也，天运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川流不息，物生而不穷，可窥而易见者莫如川。”（《尹和靖集》第18 页）尹焞也同邵伯温一样，夸大了理的绝对性，认为就像川流不息的河一样，永流不息。清朝的耿介把太极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盖其所谓太极者，极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纯、至粹，无以复加，故曰太极。当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唐鉴：《学案小识》卷7）由此可见，弟子们对理的夸大远远超过其师了。

“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州后学者也发挥了这一点，特别是清代的孙奇逢和冉觐祖等强调了这一观点。孙奇逢在《与魏连陆》中说：“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终身，老夫真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恒有之，持之终身，恐日月至焉亦未敢轻言也，由鸡鸣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至造次颠倒，无时无事无去欲存理之会。”冉觐祖把“去欲存理”变成“存理遏欲”。他在《袁氏立命辨上》中说：“夫学者治人之要，不外存理遏欲耳，穷理具敬以求欲之不萌，而犹患其潜滋不可禁。”他认为存天理的人，是善的君子；有人欲的人，则是恶人、小人。虽然“去人欲”变成了“遏人欲”，其字虽不同，但内容却没有变化。(www.xing528.com)

在二程的著作里，也有不少地方夸大了理的主观性，使其成为脱离主体的独立的存在。首先，认为“理与心一”（《二程集》第76 页）。又说：“心是理，理是心。”（《二程集》第139 页）其次，认为一人之身，百理具备。他说：“近取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为阳，胸在下故为阴，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二程集》第54 页）最后，把心夸大到与天为一的程度。他说：“只心便是天。”（《二程集》第15 页）天人无二，把理的主观性夸大到主宰的地位。

这种片面夸大理的主观性的现象，也被其弟子们继承和发扬了。谢良佐说：“何者为我，理便是我。”又说：“心与天地同流，体与神明为一，若动若植，何物非我，有形无形，谁其间之。”（《宋元学案·上蔡学案》卷24，第922、927 页）从理便是我发展到何无非我的程度。明代的洛学后学者多持心学家的观点。何瑭说：“理出于心，心存则万理备。吾道一贯，此圣人之极致也。”（《明儒学案》卷49，第1162 页）尤时熙说：“心外无物。”（《明儒学案》卷29，第644 页）孟化鲤说：“万物皆心也。”“身自备万物，万物皆是身生。”（《续中州明贤文表》卷50，第19 页）这些夸大理的主观性的学者，就是心学派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