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洛学的背景及思想渊源比较

1．张、程所处环境异同。环境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虽不是决定因素，但也有较大的影响。张载和二程都生活在北宋时期，大的社会环境基本上是相同的。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及自然科学都有很大的发展，与五代相比，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所提高。正如程颐所说处于“百年无内乱”的时期，但是矛盾已开始暴露，作为思想家的张载和二程已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分析当时形势是：“强敌乘隙于外，奸雄生心于内，则土崩瓦解之势，深可虞也。”（《二程集》第511—512 页）又说：“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者乎？”（《二程集》第511页）由此可见，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同样潜藏着危机。

从思想上看，北宋的统治者急需一个巩固其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武器。汉以后，佛教思想的传入，以及其他各家思想的兴起，严重削弱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现“儒者之学几于废熄”（《二程集》第448 页）的状况。张载也看到了佛教传入后造成的危害。这种状况，是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的张载和二程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之一。他们的道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

张、程所处环境的不同之处。张载的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诗中云：“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病肺支离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尘。人怜旧病新年减，不道新添别病深。”（《张载集》第279 页）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张载和二程所处环境的不同，张载居住在渭水之滨，又加上肺病缠身十数年，而二程生活在达官贵人居住的洛阳城内，又是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人的座上客。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差异。

2．思想渊源的比较。张载没有专门的老师，少年时期，陕西常遭西夏的侵扰，故以谈兵为乐。虽有范仲淹劝其读儒家的《中庸》等书，也很难说是师承关系。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一文中说：“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张载集》第381 页）朱熹后来说：“横渠之学，乃苦心得之，乃是致曲，与伊川先生异。”（《朱子语录》卷93）所以说，张载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的。张载虽打着孔孟的旗号，提出“为往圣继绝学”的口号，但他心目中的圣人不是孔孟。他在《自道》中说：“家有孔子真，尝欲置之左右，对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尔瞻礼皆不可。无以为容，思之不如卷而藏之，尊其道。”（《张载集》第289 页）在其著作中，除吸收孔孟的思想外，还吸收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在他著作中没有批判墨子的言论。虽批评老庄的虚无思想，但还是吸收气的聚散的思想。如“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更多吸收了《易经》的思想。(www.xing528.com)

二程的弟子们说，张载的思想渊源于二程。一是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中说，嘉祐初，张载在京师见到二程兄弟，共语道学之要，“乃尽弃异学，淳如也”（《张载集》第382 页）。二是二程的弟子记载张载在京师讲《易经》，二程到了京师后，张载撤坐归陕西去了。三是《宋史·张载传》中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程颐的学生杨时的《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中说张载的思想渊源于二程，后来朱熹基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些说法都是扬程抑张的表现。因为张载比二程大十多岁，是二程的表叔，当二程开始政治活动时，张载的著作《正蒙》已成书，所以在二程的著作里可以看到批评《正蒙》的种种说法。程颐本人也认为弟子们这些记载是肆无忌惮的行为，他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二程集》第414—415 页）可见程颐的态度是真实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二程兄弟十四五岁时，就学于湖南的周茂书，程颐后来还拜当时的名儒胡瑗为师，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二程心目中的真正的圣人是孔孟，而且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二程集》第639 页）。“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二程集》第638 页）所处环境的不同和思想渊源方面的差异，使张、程在哲学基本观点上有所不同，同时也有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