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崇儒：追求道德至上的主旨

在二程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崇儒重道的内容。程颢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提出“崇尚儒学”。他在《论经筵第三札子》《再辞免状》《又上太皇太后疏》等奏疏中多次提到崇儒重道的重要性。根据他们的主要著作和言论。崇儒重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二程认为拜孔子为师，效法夏、商、周三代之治，是巩固和加强北宋王朝统治的主要法宝，是治理北宋王朝深沉固结之弊的长治久安之计。程颢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二程集》第127 页）这里说的理，即为天理。二程所谓的“天理”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至高无上的理，“理则极高明”（《二程集》第119 页）。就是说，这种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是百理具备，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天理，是万物之源，“万事皆出于理”。天理的另一层意思，是万物的一种本能。所谓“物有自得天理者”，如鸟类会造巢，蜜蜂、蚂蚁知卫其君，豺獭知祭祀，人生下来会吃奶等，都是不学而会的先天之本能。上述两层意思合起来，就是二程根据先王之道体贴出来的“天理”。用这种观点去观察当时的事物和社会制度，就形成了二程的天理观。他们认为封建的等级制度、伦理道德、君子和小人等，都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程颢说：“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也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二程集》第125 页）其次，二程认为儒家之道，就是治天下之道。皇祐二年（1050年），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二程集》第513 页）这就是说治天下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实现儒家之道，就要学习儒家的经典。二程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都是极高明的“圣人之完书”，是权衡事物长短、大小、轻重的一个标准。程颐在教育学生时，是非孔孟之道不教，不学。他说：“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二程集》第187 页）

二是复古守旧，反对变革。二程针对王安石变法，主张法先王。他们攻击新法是“害民之法”“大乱之道”。“新法之初，首为异端”的是程颢，他在任监察御史的短短几个月中，连续不断地上疏攻击新法。他自己供认“近累上言”。在《谏新法疏》和《再上疏》中指责王安石“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二程集》第458 页）。除此以外，还在皇帝面前直接攻击王安石本身，说他作为辅弼之臣，没有周公的盛德，只用小人，不用君子，等等。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复古的问题。王安石明确表示“后世不可复”（《王临川集》卷12 第60 页）和“祖宗不足法”的主张。二程坚持固守祖宗之法。程颢说：“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二程集》第129 页）程颢说不守先王之道是后代的罪过。他们认为“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二程集》第174 页），斥责王安石变法是“塞进善之门，绝稽古之路”（《二程集》第552 页）。王安石认为对于先王之道，要看形势和人情的变化，圣人比别人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一切复古守旧，而是“贵乎权时之变也”（《王临川集》卷67 第424 页），并说那些要把一切都归于古代的人，“非愚则巫”，是“天下之大害”。程颐针对王安石的变法指出：“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后之愚者，皆云时异事变，不可复行，此则无知之深也。”（《二程集》第514 页）究竟谁是愚者呢？历史已经作了回答，真正的聪明人，不是复古守旧的人，而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改革者。

三是三纲五常，等级观念。三纲五常是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也是二程崇儒重道的核心。程颐说：“纪纲正而天下治”，“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二程集》第510 页）。他们还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集》第77 页）在他们看来，三纲五常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只能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内，安分守己，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天下会大乱。(www.xing528.com)

二程认为，把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之首，是合乎“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二程集》第749 页）。皇帝是一国之主，是体现天理的，治理万邦的最高统治者，天下的一切都归皇帝一人所有。臣对君必须忠，“忠者天理”（《二程集》第124 页），“忠莫先于爱主”（《二程集》第527 页）。二程对皇帝确是披肝沥胆，一片忠心。程颐的学生游酢说：“先生虽不用，而未尝一日忘朝廷。”（《二程集》第336 页）父为子纲，就是儿女对父母要孝。兄要爱弟，弟要敬兄，就是孝悌。这就是为仁之本。“孝莫大于安亲。”（《二程集》第527 页）上自皇帝，下至普通的庶民百姓，都要尽孝道，并认为事父是尽忠的前提，在家尽孝的人，在外也能尽忠。夫为妻纲，就是说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在家男尊女卑，是夫妇居室之常道。看一个家庭正不正，就看女人正不正。女人正，家庭就正。二程认为丈夫死了，女人也不能改嫁，他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集》第301 页）。寡妇不能改嫁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不知害死了多少善良的妇女，所谓“以理杀人者”，盖出于此。程颐以治家推论到治国。程颐说：“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二程集》第885 页）他们强调正心、正身、正家、正朝廷百官，至治理天下，这就是他们维护封建秩序的逻辑。

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他们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二程集》第14 页）这四者虽然并提，但并不一样轻重。仁是全体，是百善之首，是统率义、礼、智、信的，其余四者是部分。义仅次于仁，仁义连在一起，就是立人之道。皇帝的仁义行得好坏，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治乱的大问题。二程对礼也非常重视，程颐把《论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当作四箴，并写了序言，是因为圣人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礼法而已”（《二程集》第211 页）。二程反复强调礼制，就是要把封建的等级制度永远地固定下来，成为束缚人们的枷锁。

二程宣扬三纲五常的目的，不仅对上要忠君、报君，而且对下要治民，以巩固封建统治。在二程的著作和言论中，有不少保民、安民和爱民的话，其目的不过是从爱民出发，达到治民的目的。这正是二程宣扬崇儒重道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