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崇儒重道思想的原因

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到二程从事政治活动为止，大约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二程为什么还要提出崇儒重道的思想呢？

第一，是巩固北宋政治统治的需要。北宋王朝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混乱局面。为了巩固这个封建政权，就需要一个为它服务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就是汉武帝以来的儒家学说。宋代开国以来的几个皇帝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宋太祖请王朝素在殿上讲《易经》，并命宰相赵普多读儒家之书。赵普每归私第常关门读书至深夜，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宋真宗提倡尊孔读经，景德元年（1004年）下诏修葺历代圣贤陵墓；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一月，亲自朝拜孔庙，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下诏书说：“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宋史·本纪第七》卷7）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写《崇儒术论》。宋仁宗时经常请儒师讲《论语》。其在位41年，历任宰相多为儒者。宋王朝的这些尊儒的活动为二程崇儒重道活动开辟了道路。

二程从事政治活动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看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内部十分虚弱。宋王朝的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增多，军队由于缺乏训练不善作战。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被豪强占领，有的官员占地700 顷，甚至千顷以上。程颢在《论十事札子》中说：“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二程集》第453 页）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外敌不断入侵，内部百姓“愁怨之气上冲于天”。农民不断起义，冲击宋王朝。程颐在皇祐二年（1050年）写的《上仁宗皇帝书》中说：“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者乎？”（《二程集》第511 页）这十分形象地说明宋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面临的危机。

第二，是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到了宋代，儒学面临危机，正像程颢所叹息的那样：“儒者之学几于废熄。”（《二程集》第448 页）随着佛教的传入，不仅封建官僚们为寻求“防民之术”热心支持佛教，而且“儒者其卒必入异教，其志非愿也，其势自然如此”（《二程集》第155 页），成为当时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程颐说“邪诞妖异之说竞起”，主要指当时影响较大的王安石新学和佛学。佛学，严重动摇了儒家的统治地位。正如他们所说：“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二程集》第3 页）他们像韩愈一样，认为佛教最大的害处是违反了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程颐说：“释氏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如是，容人为之而己不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绝类也。”（《二程集》第149 页）于是二程要以宋代的官方哲学（理学）来代替，说什么“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二程集》第38 页）。(www.xing528.com)

二程虽认为佛教不好，但是他们感到最坏的是王安石新学。他们说：“如介甫之学，佗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异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辩，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久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二程集》第50 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们最害怕王安石新学的原因有三：第一，王安石新学专去人主心术处加功，就是把皇帝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就出现了“一正君而国定”的可怕局面；第二，王安石的能力很大，能使很多学者跟着他跑；第三，王安石的新学化改了人心，成为一种风气，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害怕，所以他们狂叫“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二程集》第38 页）。

王安石变法时，被贬官的守旧派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富弼、吕公著等人，退居洛阳后，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宋史》称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程颐当时虽没有做官，但与这些守旧派人物往来密切。实际上已成为他们的座上客和谋士，常为吕公著和富弼等人代写奏疏。当吕公著为宰相时，“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二程集》第416 页）。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守旧派人物一上台，就把程颐推出来，司马光和吕公著向皇帝推荐说程颐是“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遗民”。

二程以孔孟之道的当然继承者自居，以兴起孔孟之道为己任。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颐为其兄写的碑文中说：“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二程集》第640 页）这样就把儒家思想抬到空前的地位，借以加强思想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