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道：道德标准与教师选拔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导方面，教师质量的高低关系到教育的好坏。所以，二程非常重视学校教师的选择。他们说：“师学不明，虽有受道之质，孰与成之？”（《二程集》第69 页）又说：“学者必求师，从师不可不谨也。”（《二程集》第1198 页）这说明了教师非常重要，如果教师质量不高，虽有良好的学生，也办不好学校。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人当老师，是不可不谨慎小心的。

那么，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教师呢？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提出两个标准，即道德标准和学业标准。他说：“凡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二程集》第448 页）又说：“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渐自太学及州郡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教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二程集》第448—449 页）这里讲的“德业充备”“德义可尊”，就是指教师的道德标准，可见他们把道德标准作为选择教师的第一个条件。其次是学业标准，这里讲的“笃志好学、材良行修”“学业大明”等，就是一个教师的文化水平。德和才相比，二程非常重视教师的道德标准。程颐说：“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二程集》第321 页）可见德义的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德义高的老师，才可以对学生“诲人不倦”，才可以不误后学。

按照他们规定的教师标准，二程认为北宋胡瑗、孙复、张载、邵雍等，就是明先王之道、德义可尊、学业大明的杰出教师的榜样。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说：“所谓道德之士，不必远引古者，以近时言之。如胡太常瑗、张著作载、邵推官雍之辈，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模楷。”（《二程集》第564—565 页）据说胡瑗讲《易经》时，外来听讲者多至数千人。孙复在讲《春秋》时，才半个多月，来听讲者不计其数，堂上坐不下，户外立听讲者也无数，数十年间一直传为美谈。程颢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说邵雍“在洛几三十年，始至蓬荜环堵，不蔽风雨，躬爨以养其父母，居之裕如。讲学于家，未尝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远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庐”（《二程集》第503 页）。可见邵雍在洛阳也是远近闻名的。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程颢在《乞留张载状》中说：“窃谓载经术德义，久为士人师法，近侍之臣以其学行论荐，故得召对，蒙陛下亲加延问，屡形天奖，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学，优礼贤俊，为善之人，孰不知劝？今朝廷必欲究观其学业，详试其器能，则事固有系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体者，倘使之讲求议论，则足以尽其所至。”（《二程集》第456 页）他肯定了张载在经术和德义方面久为士人师法，足以说明张载也是最杰出的教师之一。(www.xing528.com)

二程尊师的行为，也为其弟子们树立了榜样，所以，二程的弟子也对其十分尊重，程伯淳曾夸奖程颐说：“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若接引后学，随人才成就之，则不敢让。”（《二程集》第427 页）这就是说程颐也是尊师道、培养后学、成就人才的好教师。南宋时的胡安国在给宋高宗的《奏状》中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不由户也。不亦误乎？”（《二程集》第349 页）这就是说要以孔、孟为师，必须尊重二程兄弟的学行，不然就找不到师圣人之道的方法。据弟子范祖禹和邢恕的回忆，程颢退职后居洛阳十余年，与其弟讲学于洛，“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二程集》第333 页）。所以才出现了“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二程集》第332 页）的局面。

宋代的国子监设博士为师，程颐建议设博士十人，六人讲六经，其余四人讲《论语》和《孟子》，诸经轮换讲解。过去的博士不管学事，只说考校。程颐建议博士不仅要讲经典，还要参与管理学校。另设通儒之士为国子监的教导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