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是道德的表现，那么，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节，就只能以礼义来判断。凡是合礼义的，就是正节或中正之节；凡是不合礼义的行为，就是不正之节。程颐说：“有节故有余，止乎礼义者节也。”（《二程集》第130 页）又说：“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二程集》第1202 页）这里讲的东京士人尚名节要加上礼义，才可以成贤人的德业。凡是有名节的人必须有礼义，或行或止，必须以礼义来衡量。凡是与礼义一致的就当出则出也；凡是与礼义不一致的，就当止则止也。总之，“若能自节而顺于义，则可以无过”（《二程集》第1007 页）。
程颐认为当一个人处于不正之位，失纲则近邪时，应当刚正。“若以刚中之道相合，则可以成节之功。唯其失德失时，是以凶也。”“以刚中正为节，如惩忿窒欲，损过抑有余是也。不正之节，如啬节于用，懦节于行是也。”（《二程集》第1007 页）这里把惩忿窒欲、损过抑余当中正之节。正与不正都以是否合乎礼义来判断。
程颐认为守节之士有多种，但能称得上义士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为社稷守节。那些为国家、为社稷承担大任而不畏艰险的人，才是硬脊梁汉子，才算是义士。二程认为周成王时的周公、三国时的诸葛亮等人，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怕艰难，为江山社稷勇挑重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才是大丈夫，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二程反对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临阵逃跑的叛卖行为，认为这是最大的失节。(www.xing528.com)
第二，尊上不折节。二程认为作为臣，尊上是应当的。但尊上不能阿谀奉迎，不能折节以尊上。程颐说：“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二程集》第550 页）又说：“人之随于上，而上与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虽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随于上，苟取爱说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谄趋利之为也。”（《二程集》第786 页）这两段话，把当时的不正之风揭露得很彻底，这些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是非理枉道以随上，其目的不是真正的尊主，而是“小人邪谄趋利”的行为。拍马的人，是为了骑马，这才是拍马人的目的。
第三，守贫贱之乐。二程认为处于贫贱地位的人，要求改变所处的地位是应当的，但必须符合礼义。为了求富而不要道德，是不行的。只有在义理的指导之下，才是正当的，合理的。他们说：“所处于贫贱，虽贫贱未尝不乐，不然，虽富贵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于理，莫重于义。’”（《二程集》第1184 页）如果人们的习惯不与义理结合，宁守贫贱之乐。程颢的诗曰：“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二程集》第482 页）这表达了他甘守贫贱之乐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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