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程看来，既然义重于利，就应当为义舍利，甚至舍生取义。要做到舍生取义，首先，要有至公之心。像大禹那样以治水为己任，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非具至公之心，能舍己从人，尽天下之议，则不能成其功”（《二程集》第1039 页）。其次，当自己处于危难之时，不失其正，不动其心。“当为国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矣，而犹不免，则命也。苟能致其命，安其然，则危塞险难无足以动其心者，行吾义而已，斯可谓之君子。”（《二程集》第1245 页）这就是说，当一个人为了国家，各种防虑之道已用尽了，仍不能免去灾难的话，那就在危难之际不动其心，以行我义了。最后，要为义尽责任。程颐说：“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其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二程集》第866 页）这就是说，像孔、孟那样圣贤的人，明知道将废，岂肯坐视不管，必须尽区区之力，以挽救其灭亡。不能像那些执干戈不为社稷的人，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却见死不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二程反对见利忘义、只求私利的人。程颐说：“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圣贤之深戒也。”（《二程集》第917 页）这就是说求利是众人的共同愿望，但不能专欲利己，如果专欲利己，则危害很大，轻则致怨恨，重则引起争夺。所以二程反对专欲利己，提倡损己利人。程颐说：“凡损之义有三：损己从人也，自损以益于人也，行损道以损于人也。损己从人，徙于义也；自损益人，及于物也；行损道以损于人，行其义也；各因其时，取大者言之。”（《二程集》第911 页）这里讲的是损己以益于人的三种情况，但不论哪种情况，“在上能不损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从？”（《二程集》第911 页）因为“君子之志，唯在益于人而已”（《二程集》第912 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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