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根本问题：土地、粮食和水利

二程以农为本的思想，主现表现在关于土地、粮食及水利等方面。这都是农业的根本问题，表明二程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广大农民的命根子，有了土地就可以生活，没有土地就会衣食无着，没法过正常的生活。二程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深深懂得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提出“有田则有民”（《二程集》第1218 页），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会得到广大庶民的拥护。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之风的蔓延，他们提出正经界、均井田的主张。程颢在《论十事札子》一文中说：“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则荡然无法，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幸民虽多，而衣食不足者，盖无纪极。生齿日益繁，而不为之制，则衣食足蹙，转死日多，此乃治乱之机也，岂可不渐图其制之之道哉？”（《二程集》第453 页）这里不仅指出了土地兼并之风的严重性，而且提出了正经界、均井田的办法。如果土地问题不解决，庶民就会日益增多，而衣食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能否解决土地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的大问题。

二程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兼并问题，抬出“亚圣孟子”均井田的主张来，因为孟子最先提出“正经界、均井田”的主张。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卷3）孟子提出正经界、均田地、均谷禄的思想，是为了防止暴君污吏破坏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从孟子提出均田地的主张到二程生活的年代已有一千多年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孟子的主张能否在北宋复现，连提出这种思想的二程也感到担忧。他们和张载在洛阳议论井田能否实现时，就表现出这种忧虑。首先，富户占田太多，让他们把多占的全都退出或者是退出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其次，复井田、均贫富的主张，受到广大庶民的欢迎，但富室贵族反对，仍难以实现。程颐还认为要正经界，只凭眼力也难把土地界限划清楚，最根本的是在土地私有制已实现一千多年以后，再去恢复封建的土地国有制是不可能的。所以，程颐说：“不行于当时，行于后世，一也。”（《二程集》第111 页）这种期望于后世能复现井田制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

《汉书·郦食其传》卷43 中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二程继承了这种思想观点，强调粮食生产，以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程颐说：“民以食为天。”（《二程集》第1098 页）程颢在《南庙试九叙惟歌论》中说：“然谷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无之，此六府所以兼谷也。”（《二程集》第464 页）府是古人藏财之所，古人把木、金、水、火、土、谷列为六府必藏之物。所以，他们的共同观点是“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二程集》第520 页）。

因为广大的庶民百姓只有依靠粮食生产才可以生活，所以他们强调“民以食为天”。要有粮食吃，必须强调粮食的生产。程颐说：“有土地，要之耕而种粟以养人，乃宜。今以种果实，只做果子吃了，种糯，使之化为水饮之，皆不济事，不稳当。”（《二程集》第151 页）这就是说，有了土地，要种粮食作物。而种果实，种糯造酒吃了，是不稳当的。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程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渔，皆因其顺利而道之。”（《二程集》第390 页）凡是有利于庶民的吃饭、制陶和打鱼等，因与农民的生活关系密切，都要努力生产。

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二程也强调粮食储备的必要性。程颢说：“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无三年之食者，以为国非其国。臣观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众，地力不尽，人工不勤，虽富室强宗，鲜有余积，况其贫弱者乎？或一州一县有年岁之凶，即盗贼纵横，饥羸满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灾，或连年之歉，则未知朝廷以何道处之，则其患不可胜言矣。岂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为可恃也哉？固宜渐从古制，均田务农，公私交为储粟之法，以为之备。”（《二程集》第453—454 页）这里强调了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有九年的储备粮，如果没有储备，如果遇到一州一县遭荒，甚至二三千里之地歉收，或连年的荒旱，朝廷以何道处之？他们认为应该公私互相储备粮食，才可以防止“饥羸满路”或庶民造反问题。程颐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中说：“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今自京师至于天下，计平时之用，率无三年之蓄，民间空匮，则又甚焉。以万室之邑观之，有厚蓄者百无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统而较之，天下虚竭可知矣。丰年乐岁，饥寒见于道路，一谷不稔，便致流转，卒有方数千里连数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奸盗蜂起于内，夷狄乘隙于外，虽欲为之，未如何矣？”（《二程集》第520 页）程颐从国家安全出发，从庶民吃饭的角度强调了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但是从北宋的首都开封到一般的州县，计平时所用，无三年之储备粮，如果遇到大范围的水旱灾害，庶民蜂起造反于内，夷狄乘隙于外，要粮食没有，要兵也征不上来，将何以解决燃眉之急呢？所以，程颐非常强调粮食的储备问题，也是为了备战备荒。他们认识到必须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才可以保证国泰民安。(www.xing528.com)

二程关心农业生产，也必然关心水利事业。程颢为扶沟县令时，曾计划在扶沟县兴修水利。他说：“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间，以开其端。后之人知其利，必有继之者矣。夫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二程集》第429 页）这是程颢为县令时的一种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也表达了他对水利事业的关心。程颐在《代人上宰相论郑白渠书》中说，秦汉之际，在陕西修了郑国渠和白渠，使关中人民获了利，也带来了富饶。宋神宗熙宁年间皇帝曾计划再修这两条渠，因故未动工，使程颐感到非常遗憾。他说：“陕右之人，至今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兴之意，与先祖尽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尝不愤叹至于流涕也。”（《二程集》第610 页）

不误农时，这是二程重视农业思想的重要表现。所谓不误农时，主要是不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爱惜民力两方面。程颐说：“为国之道，武备不可废，必于农隙讲肆，保民守国之道也。盛夏大阅，妨农害人，失政之甚。”（《二程集》第1105 页）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搞军事训练是必要的，但必须于农业生产的空隙间进行，如果在夏天的六月和秋天的八月的大忙季节进行军事训练，就会妨碍农业的生产，这是害农，也是失政的表现。程颐说：“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二程集》第1095 页）使用民力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不能随意使用。“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用心也。”（《二程集》第1096 页）使民以时，以爱惜民力为重，这是人君所必须注意的。

二程认为四民（农、工、兵、士）之中，“农者十居八九”。这就是说在庶民之中农民占大多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出现了“耕之者少，食之者众”的地力不尽、人工不勤的现象。所以他们认为应当教育农民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也教育那些离开农业从事其他事业的人以及游惰之人归于农业。程颢在《南庙试佚道使民赋》中说：“教本于农，虽极勤劳之事，功收于后，自无怨之因。”（《二程集》第462 页）又说：“劳而获养，则乐服其事；勤而无利，则重烦其力。惟王谨以政令，驱之稼穑。且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则从上也轻，盖丰余之自得。蠢尔农俗，陶乎教风，知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莫不勉勉以从令，于于而劝功。”（《二程集》第462 页）这是说，作为一国之王者，要教育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并向他们说明农业是生存之本，当他们认识到“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的时候，就会心甘情愿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没有怨言。

同时，对于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游惰之民，强迫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程颢说：“游食之徒烦，则在禁其末而驱之农。”（《二程集》第470页）就是要禁止游惰之人经商，强迫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但遇到荒年，这些游食之民没有饭吃的时候，也同其他灾民一样予以救济。程颐说：“不给浮浪游手，无是理也。平日当禁游惰，至其饥饿，则哀矜之一也。”（《二程集》第586 页）这就是说，当那些游惰之人遇到饥荒时，同样给予救济，但不能继续游惰，必须使其归于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