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兼备，重视人才选拔

二程认为人才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特别是宋兴百余年来，就存在着“官虽冗而材不足”的情况。所以他们常常考虑如何求得人才的问题。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二程集》第513 页）这就是说，有了人才，国家就会得到治理，没有人才，国家就难以得到治理。他们把人才质量的高低、好坏看成是关系国家治理的大问题。程颢说：“人贤不肖，国家治乱，不可以言命。”（《二程集》第120 页）在相信天命和神的社会里，他们认识到国家的治乱不是神造成的，而是人才，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培养人才是一项紧急的任务。他们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也。”（《二程集》第1210页）这是说任何事情都要依靠人才去干，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法令及各种制度都要由人去执行。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再好的法也只能落个“徒有善法”罢了。

二程批评了那种认为人才难求的思想，指出不是求人才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求人才的决心问题。如果有求珍禽异兽的决心，就一定会得到人才。程颐说：“夫以人主之势，心之所向，天下风靡景从。设若珍禽异兽瑰宝奇玩之物，虽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无不可致。盖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贤之心如是，则何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笃尔。”（《二程集》第525 页）这是对皇帝求贤决心不大的批评，这种批评应当说是很深刻的。只要有了求贤若渴的决心，有求珍禽异兽、瑰宝奇玩的决心和行动，无论隐藏于何山崖之人，何深山之人，没有得不到的。所以没有得到真正的贤人，是因为皇帝和各级官吏的决心不大、行动不坚决的结果。

二程认为有求贤的决心，还要有一个求人才的标准问题。有了求人才的标准，才可以求得真正的贤才。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说：“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二程集》第449 页）这个标准包括德行和学业两个方面，行为端正，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是道德的标准；通明学业，晓达治道是学业的目标。在德与才这两个标准中，二程历来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把才能放在第二位。程颢和张载曾讨论过这两个标准。程颢说：“才而不诚，犹不是也。若非至诚，虽有忠义功业，亦出于事为，浮气几何时而不尽也！”（《二程集》第110 页）这里讲的诚，是诚实，属于道德方面，才是才能，就是把诚放在第一位，即把道德放在第一位。程颐说：“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之与长。”（《二程集》第320 页）由此可见，程颐也认为才能超过道德是不祥之兆，可见他们始终把道德放在第一的位置。

按照德和才这两个标准选出的人才，要经过皇帝亲自考问，“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才，然后辩论其等差而命之秩”（《二程集》第449 页）。这就是说，皇帝要亲自考察一下选出的人才的学问与治国理政的能力，然后分别等差给予职务和俸禄。

二程认为世界很大，人才很多，但人才不会自然产生出来，要经过一定的方法，才能选出人才。这就是求才有道。程颐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中说：“何以得贤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二程集》第524 页）什么才是程颐说的求才有道呢？从二程的言论中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他们说的求才的方法。

其一，要博谋群才。鉴于世不乏贤的情况，他们提出“博谋群才”的主张。程颐说：“陛下诚能专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贤为事，常恐天下有遗弃之才，朝廷之上，推贤援能者登进之，蔽贤自任者疏远之，自然天下向风。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为善行，荐达为急务？搜罗既广，虽小才片善，无所隐晦。如此则士益贵而守益坚，廉耻格而风教厚矣。天下之贤，其有遗乎？既得天下之贤，则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二程集》第526 页）这里说的广求法，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从纵向方面讲，从皇帝开始孜孜不倦地求贤，常恐有遗弃之才，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吏都要以荐贤为急务，逐级推荐；从横向方面看，要博取群才和广泛搜罗，有小才片善的人也不放过，这样自然会效果更好。

其二，要由官吏推荐和学校推荐。官吏推荐，就是各部门和各级官吏皆可以向上一级的部门推荐人才。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说：“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百事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二程集》第448 页）他还认为各州县之吏到任不足半年者，没权推荐人才。凡是各级官吏推荐的人才不合格者，要追查推荐官吏的责任，要看责任轻重受到降职或撤职的处罚。学校推荐，主要由各乡、县、州之学及太学向上一级的学校及上一级的衙门推荐人才。这是由学校的师长及地方的官吏联合向上级推荐人才。县令及学校之师长及州郡之官，每年可以把那些德明行修、学业优秀的学生推荐给各州级学校，州郡之长及官吏可以把优秀的学生推荐给太学。而太学每年又把这些优秀的学生推荐给朝廷，由朝廷考问之后，决定其去留。各学校推荐的人才，若有不合格或有私心怀奸罔上者，要追查其推荐责任，以其罪行大小，分别给予处分。凡是推荐的优秀人才，各级官吏及朝廷要给予奖励。程颢说：“凡公论推荐及岩穴之贤，必招致优礼，视品给俸，而不可遽进以官，止以应诏命名。”（《二程集》第455 页）这就是说，凡是公论推荐上来的人才，要视品给官，给予俸禄。

其三，要访贤求能。就是说，州县的官吏在其任职之地除完成政事以外，还要私访所在地的优秀人才。二程的父亲程珦在其任职地就访问过当地的人才。程颐在代父《再书》中说：“珦至郡之初，延见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忧念远方，爱养元元之意；既则询州郡之贤人，足以取则为治者，于是闻执事之名于众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二程集》第595 页）就是说，程珦每到一地，首先向各级官吏及士民传达皇帝对元元庶民的关心之意，其次是访问此地有否可用之贤才。凡能推荐者皆推荐之，不能推荐的也可让他们教育本郡之人，再不行也可让他们独善其身，也可为乡民之楷模令乡民学习。

其四，要礼贤下士。程颢提出“尊贤取士”，程颐说要有“至诚降屈”或“至诚降礼”的求贤方法。程颐说：“四海之大，未始乏贤，诚能广聪明，扬侧陋，至诚降礼，求之以道，虽皋、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贤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二程集》第524 页）这就是说，只要皇帝及各级官吏有降礼求贤的决心和行动，即使有皋陶、夔、伊尹和周公那样的人才都可以得到，更何况一般的人才呢。(www.xing528.com)

二程在提出“求贤有道”的同时，也批评了那些不正确的求贤方法。一是以合乎己心为标准。“大率以言事合于己心，则谓之才而可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实，如前之云。伤明害政，不亦宜乎？”（《二程集》第523—524 页）就是说不以道德和学业为准，而以自己的口味为准。这种批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二是投名自荐。二程认为这种自荐上来的人，只会“记诵声律”，而没有实际本领。这里对自荐上来的人，一概否定也不全面，应该看到自荐上来的人有的也有真才实学。三是批评科举取士的弊病。一年只有一次科举取士，选出的人太少，而且通过科举录取的人，只是以“辞赋声律为工”，也就是说只有书本的死知识，没有治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实际本领。二程批评的这几种不正确的选人才的方法，自古以来就存在，他们的批评是合理的，有些还是深刻的。

用人的方法，二程认为用人就像木工用木材一样。木工可以根据木材的大小、曲直情况，可以做轮辕，可以为栋梁，可以做榱桷。人也一样，“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二程集》第249 页）。这就是说，人人有用，就看用人者会用不会用，是否用人有法。程颐说：“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于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业者，使为宰相；有卿大夫事业者，使为卿大夫；有为郡之术者，使为刺史；有治县之政者，使为县令。各得其任，则无职不举，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二程集》第513 页）这是对用人的总的要求，根据不同人的才能，安排不同的岗位，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各称其职，各得所用。用人的具体方法有以下几条。

首先是用人不疑。程颢在《上殿札子》中提出“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二程集》第447 页）。程颐说：“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邪？疑则己德内损，人怨外生。故不疑则两得之矣，疑则两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为君子者也。”（《二程集》第326 页）用人不疑，这是尊贤、尊敬人的表现。要用人，就要知人，要以慎择为本。对那些德不同道不合的人，自然不会选用。既然选用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就不要怀疑。“不疑则两得之，疑则两失之。”既然用了，就要以至诚之心，信之笃，用之专。程颐说：“信贤不笃，任贤不终，安能吉也？”（《二程集》第938—939 页）至诚任人，待人有道，这是用人不疑的原则，至今还闪烁着其光辉。

其次，用人用其长。人才不是全才，也不是万能的，只有用其所长，才可以发挥其作用。程颐说：“人各有所长，能取其长，皆可用也。”（《二程集》第1141页）他在回答学生问的如何是人才的问题时说：“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为轮辕，可以为梁栋，可以为榱桷者才也。”（《二程集》第292 页）这种比喻很生动形象地说明用人的妙处。用人确实像木工用木材一样，根据木材的大小、曲直做不同的东西。用人也要根据人才力大小、学业高低安排在不同岗位上，以发挥其作用。孔子的弟子仲弓、子贡和冉有皆有从政的能力，可令其从事行政工作，而颜渊、闵子骞德行好，却不能从政。所以，用人要用其所长。

再次，不要求全责备。人才没有全才，所以用人时也不能求全责备。正像人们饮用井水时，只能把井水打出来才可以饮用，如果不用力去打井水，只怨井水不出来是没用的。程颐说：“明王用人，岂求备也？故王明则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济用，如井之清洁，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则当用之而得其效。贤才见用，则己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泽，上下并受其福也。”（《二程集》第949 页）这就是说，要依靠明王对人才的正确态度，若才能不足，不能广施济物也可以自守；用人需要培养人才，正像用井水一样，井壁要常修，用人也要培养人。二程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去看待人的。他们认为韩愈是近世的豪杰之士，“《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二程集》第5 页）。对张载的评价甚高，但只肯定《西铭》，而对其代表作《正蒙》一书则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变法竭力反对，但对王安石的学问则予以肯定。

最后，促其上升。这也是用人的方法之一。一个人的学业、道德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一个人的地位也需要不断变化，才会促使其尽职尽责。这里说的“升”有两层含义：一是升其下的贤人。程颐说：“然在下之贤，皆用升之阶也，能用贤则汇升矣。”（《二程集》第939 页）这就是说，要根据下臣的能力大小，不断晋升。但近君之位的大臣不能复升，官位不能升，但道德可以升。二是指君王借助于贤才，“君道之升，患无贤才之助尔，有助则获自阶而升也”（《二程集》第939 页）。促其上升的方法，对一般官吏来说，是一种鼓励，但对于贪求上升的小人，不能晋升他们，而且也不能用他们。

总之，二程人才思想的许多内容至今还有借鉴和启发作用。在现代事业中，适当借鉴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的有益的部分，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管理科学都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