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的研究认为,政策的效用并不是一致不变的,会与某些特定的市场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或有损政策效用的发挥(Haveman et al.,2007;Marquis和Huang,2009)[221,303],或产生某种互补效应(Malik和Kotabe,2009)[117]。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的原则是促进某个行业或地区企业整体的发展,目标是为了满足不断变化并增长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在高强度竞争的情况下,企业的目标是为了打败同行业同区域内的其它竞争企业,为自己博得生存空间,这两个规则之间因此出现不兼容性,会影响政策支持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出台对企业支持政策的目的又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而又变化的市场需求,因此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波动呈现出互补效应。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政策支持与竞争强度与市场需求波动两种市场力量之间发挥出不同的交互效应。
不同于非正式制度是企业与官员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从而仅有利于建立关系的企业个体。政府一般不会针对于某个企业制定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政府提供的政策针对某个行业、某种类别或某一区域的所有企业。政府会在政策制定上选择一些标杆企业而对大部分企业保持相对公平(Oliver和Holzinger,2008)[198],企业的竞争往往发生于同行同区域之间,而这些企业所得到的政策支持又基本相同,因此竞争强度不会与政府政策之间产生互补效应,反而会呈现出一种不匹配的现象。
波特竞争力观点认为激烈的竞争会减少企业边际收益,威胁企业的生存(Porter,1980)[269]。基于资源的理论认为,拥有稀缺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或替代的资源才是有价值的资源,拥有这种资源才会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帮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打败竞争者(Barney,1991)[33]。面对企业间激烈的竞争,企业如果想求得一席之地,必须拥有一些与同行其他企业相异质的资源。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同样的战略,那这种战略不太可能会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而企业对这种战略的兴趣会降低(Barney,1986)[304]。基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竞争会压制企业利用政策支持的战略行为。
首先,在不考虑企业自身因素的情况下,公开正式的政策支持为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所提供的资源是同质的,因而不能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因此会降低对政策支持的依赖,转而去寻找一些异质于竞争者的资源。企业的这一行为会降低政策支持对专利产出的效用。其次,当考虑企业自身因素时,政策支持与少数标杆企业在高强度的竞争中可能有互补优势,而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政策支持在高强度的同行竞争中所带来的优势会下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选择一些标杆企业来制定对某种类型企业的公共政策,Oliver和Holzinger(2008)[198]认为这类标杆企业是对政府影响力较大的企业。基于这样的逻辑,政府制定的支持政策虽然是针对整个行业或整个地区的所有企业,但理论上会与那些标杆企业更匹配,使这些企业在同行竞争中更有优势,而与那些非标杆企业匹配性相对稍差,使这些企业在同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同于西方发达市场,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市场发展处于初中级阶段,大部分行业内非标杆的中小企业占主体。因而虽然政策支持有可能会有利于高强度竞争中的某些标杆企业的发展,但整体来看,高强度竞争会使政策支持对大部分企业的正向作用减弱。
在实证研究方面,Marquis和Huang(2009)[221]的研究也证明了银行间激烈的竞争会使政府在成立银行分行方面的政策效用降低。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政策支持与竞争强度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正向效应呈现出一种不匹配的现象,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政策支持与竞争强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专利产出有负向影响(www.xing528.com)
新制度理论中斯蒂格利兹等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有利于市场运转,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来引导市场需求(Stiglitz,1999;2011;2013)[22,23,305]。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政策发挥了比在发达国家中更为重要的作用(Li和Peng,2008;Li等,2013)[100,102]。这会使政府政策在市场需求变化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政府政策会成为引起市场需求化的一个重要前因。这样,市场需求变化会与政府政策产生一种同源现象,有可能发挥出一种互补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指出,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在直接目的上是为了企业发展的需要,间接目的则是为了进而满足日益增长变化的市场需求。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上讲,政府会对市场需要进行相应的预测来制定针对企业的政策。因此,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需求有引导、预测的功能,政策支持容易与市场需求波动形成有机互补的作用。
基于政府政策与市场需求波动的关联性,我们从政府制定政策的动机和能力两方面来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效应。从动机上讲,政府更愿意看到企业申请的专利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变化,同时政府出台支持政策时也势必着眼于市场需求。像中国政府近些年在家电产业上推出家电下乡政策,着眼于城镇居民对家电的需求日渐饱和、市场萎缩,同时广大农村市场对家电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绿色政策着眼于市场对环境保护的需要和消费者对有机无害食品的需要。从能力上讲,相对企业而言,掌握各方资源的政府更有能力预测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可以制定与之相互补的政策。企业作为市场的一部分,正如苏轼诗中所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经常会当局者迷,意识不到市场需求未来的变化趋势。企业因为追逐利益的本质,对需求存在短视行为,更容易只关注市场当前的、近期的需求,而忽视了市场未来的、长远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中“倾倒牛奶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市场上的牛奶企业无视市场需求大量生产牛奶,结果产品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企业只好将牛奶倒入河中来达到需求平衡。20世纪90年代,陕西咸阳彩虹集团在彩管行业内市场份额、产品工艺等综合实力超过三星、北京松下等,在国内市场份额达到了20%以上,彩虹集团的事业走上顶峰。然而20世纪末,随着液晶电视等新技术的发展,家电市场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彩电产品的需求量开始下降,液晶电视等产品需求量开始上升。彩虹集团却没有意识到市场需求的变化,终于在21世纪初走了下坡路。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急切需要政策的引导。
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在假设3里面,我们认为市场需求波动对企业专利产出存在倒U形的影响。其中下降部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波动过强时,因为风险过大,研发出的新专利会很快过时从而不利于商业化,企业因而不愿意开展技术创新进行专利申请。政府政策支持可以帮助企业预测未来的市场变化,降低市场需求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中进行专利申请。从与市场结合的角度上讲,具备更多资源和权力的政府具有专门的市场分析机构和专家,相对于企业更能预测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通过政策支持在企业技术创新方向上提供引导;从风险角度上讲,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企业提高了抗风险能力,也会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从而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承受能力也会变得更强,企业的政策支持有利于规避短视行为。
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方面的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变化在本质方面的一致性,政府出台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了满足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政府也有能力预测到市场需求的变化。政府着眼于大局的前瞻性能力会减少企业的短视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波动会形成一种有机互补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的专利产出。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波动的交互作用对企业专利产出有正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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