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系 - 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转型经济体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制度转型（Peng，2003）[195]。随着转型的逐渐进行，企业经理们渐渐发现必须通过基于网络的战略才能弥补正式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从而获取理想的绩效。在众多的网络战略中，与政府官员建立的社会关系在中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在中国，商业运营总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Peng等，2008）[234]。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发生在西方，而在中国与之相近的概念——关系（Guanxi）——在过去的20年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逐渐在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企业管理学等的主流文献中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文化概念。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而在中国，关系的实践是一种规范。这种关注也可以归因为这样的事实，即随着西方企业开始采用关系实践如关系营销，关系实践变得越来越广泛。

（1）“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

在中国，关系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并被认为是对不完善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Peng和Heath，1996；Peng和Luo，2000）[26，114]。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源于儒家“五常”中的“义”。从春秋时孔子提出的“仁义礼”，到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发展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义”字始终是中化文化的一种重要思想。中国上下五千年，义作为一种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认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秦汉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形成的这种关系，奠定了蜀汉立国的基础；再到琅琊王氏与西晋司马氏偏支皇族的私交关系发展成“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王朝；以至近代，明清民国时期被视为中国商业成功典范的晋商所遵循的商业原则即为“义”为核心的“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时至民国时期国共争雄，蒋介石赖以维护统治的资本也是曾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培养出来的黄埔嫡系。即便是在经历了建国后的十年动乱中宗族关系等传统认知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情况下，在改革开放的商业潮流中，讲义气、看情面仍然在商业活动中屡见不鲜。关系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2）关系的内涵和分类

关系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它深深融入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自从公元前6世纪孔子将社会规则、价值和权威的层级结构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中国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宗族网络一样在发挥作用。关系在一系列同心圆中发挥作用，亲近的家庭成员位于中心位置，而亲属、同学、朋友和熟人根据关系的远近和信任的程度依次安排在外围。当个人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完成某项任务时，他就会动员关系网络来达到其想实现的目的（Redding和Ng，1982）[235]。

关系的含义丰富而复杂。许多学者试图详细说明这个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Walder（1986）[236]认为在市场受限制并且充满稀缺产品的环境下，关系替代了非个人的市场交易，因此关系是涉及互相帮助或者依赖个人联系或小的腐败来获取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管理者关系。Redding等人（1993）[237]认为关系是一种个人定义的互惠联系的网络。Davies等人（1995）[238]认为关系是指包含了互相帮助、给面子或者社会地位的个人联系，网络的概念适合于抓住关系的关键本质。Tsang（1998）[239]借用了Pye的关系的定义“暗示着连续的互相帮助的友谊”。Lovett等人（1999）[240]认为关系是支配中国和东亚商业活动的非正式联系的网络和互相帮助，它是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的古代制度。Park和Luo（2001）[241]认为关系是利用联系以在个人联系中获取帮助的概念。

Luo（2003）[115]描述了关系的几大原则。首先，关系是一种个人关系（relationship）。传统的中国社会制度是根据个人之间的二元联系定义的。人被定义为社会的和交往的生命体，而不是孤立的、分离的个体。关系的社会哲学被儒家称之为伦理：一种差异化的等级，如“君臣、父子”。Fei（1992）[242]指出中国人的联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社会空间，就像掉进水中的石子产生的波纹一样。即使现有很多研究从组织层面研究关系与企业绩效或竞争优势的关系，但是学者们明确指出“企业间关系是指不同企业经理人之间的联系，而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是指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Park和Luo，2001）[241]。其次，关系是互惠的。Gold（1985）[243]指出关系基于互惠，即传统的报答的概念，当一个人为其他人帮忙并视之为社会投资，希望得到回报。这种互相的帮助包含了从日常生活中必须的稀缺资源到工作机会、商业信息以及其他收益。欠他人一个人情使个体有义务在晚些时候作出回报，但是具体时间并没有限定，而且帮助并不一定是等价的。但是，在西方的网络中，互惠通常包含了大体等值的交换。如果一个人拒绝对帮助给以回报或者不遵循互惠的规则，那么他就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第三，关系是可以转移的。这种转移通过某个共同的连接进行（如A和C的关系通过共同的关系对象B建立）。可转移的程度依赖于A和C与B建立的关系强度。第四，关系是无形的。关系的长期生命力依赖于关系对象对关系和对方的承诺。关系不能具体指明交易帮助（Change of Favors）的范围和频率，关系双方通过看不见的、不成文的互惠和公平原则绑定在一起。不尊重这种承诺会大大损害一个人的声望，从而会感觉没有面子或失去威望。最后，关系是功利的。Park和Luo（2001）[241]认为关系完全基于互相帮助，而不是感情依赖。相应地，关系网络并不一定包含友谊，尽管倾向于建立友谊。如前所述，Hwang（1987）[244]将中国背景下社会交易的人际关系分为三类：情感型关系、工具型关系和混合型关系。他指出情感型关系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紧密的朋友和像家庭一样的群体中，它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工具型关系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存在于那些短期交往的人之间，如推销员和顾客。混合型关系处于两者之间，它存在于彼此互相了解并且期望长期交往的人之间。

在中国，“关系”是高度个性化（Individual）和特殊化（Particularistic）的。关系因其性质、目的和基础的不同而存在很多分类（Hwang，1987；Tsang，1998）[245，246]。这些分类大多将关系看作是互惠的（Fan，2002）[247]或者功利的而不是情感依赖的（Park和Luo，2001）[241]。事实上，有些关系类型是这样的，但其他一些可能并非如此。例如，家庭成员的关系并非一定是互惠或功利的，而是负有责任和承诺的。一些文章将亲属关系看作是情感导向的（Hwang，1987）[248]，而另外一些将其看作是互惠的（Yang，1994）[249]。当然，更多的关系是带有功利性的。Hwang（1987）[244]将关系分为情感关系（expressive ties）、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s）和混合关系（mixed ties）三类。情感关系是家庭成员和亲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上持久、稳定的关系；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工具性关系，这是一种不稳固的、暂时性的关系；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混合性关系。例如，作者将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工具性关系，而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关系。Yang（1994）[249]根据建立关系方的类型不同，将关系分为亲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三类。

（3）政治关系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研究中，管理者关系的作用受到学者广泛关注。管理者关系指“管理者的边界扩展活动和与相关外部实体的交互”（Geletkanycz和Hambrick，1997：654）[250]。它是中国企业商业往来的一种通用手段（Batjargal和Liu，2004）[251]。管理者关系对中国企业发展特别重要（Zhang和Li，2008）[252]。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都有通过管理者关系进行商业交易的传统。尽管经济转型使得中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认识正确的人或建立合适的关系仍然对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和正统性异常重要。正因为此，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企业间关系很难取代建立在管理者社会身份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网络往往与正式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高度不确定要求中国企业利用管理者网络降低交易成本和执行契约（Luo，2003）[115]。

此外，以往研究表明企业也会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因为政府各级官员仍然有相当的项目审批和配置资源的权利（Li，2005）[253]。与商业协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交换信息的平台，鼓励企业间合作和其他合作活动。根据外部实体的不同，管理者关系也分为不同的类型。Peng和Luo（2000）[108]认为，在网络中构建政治关系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定义，可以是个人层面上个人为了发现更多的商业机会与官员建立私人的关系，也可以是企业层面上企业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相应的关系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本书的研究关注的是企业行为，故采用了后一种企业层面的政治关系。在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培养两种具体的管理者关系，即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Luo和Chen，1997）[254]。(www.xing528.com)

作为一种独特的关系类型，中国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Luo和Chen，1997）[254]。尽管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各级政府官员仍然有相当的权利审批项目和配置资源，政府对企业经营和治理的直接干预是企业面临的一大威胁（Nee等，2007）[255]。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绩效。Li（2005）[253]也将管理者关系分为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两类。其中，商业关系为企业与外部实体建立的横向关系，而政治关系为企业与外部实体建立的纵向关系。本书认为，在中国正式法律制度不完善、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私人政治关系可以作为政府正式政策的补充，帮助企业获取、整合、利用更多不合法又合理的商业机会和资源等。类似地，Zhang和Li（2008）[252]认为企业与政府和商业协会等机构建立了非商业性质的关系，构成了企业非正式的政治关系。作者还认为企业在建立政治关系的同时也建立了商业性质的商业关系，并根据是否处于某个集群区域内，将其进一步划分为集群内商业关系、集群内支持关系、集群外的商业关系及集群外的支持关系四类。

综上所述，管理者关系对很多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国家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同国家的管理者关系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来说，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两种重要的管理者关系已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同和关注。

（4）政治关系与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现有关于政治关系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将政治关系视为管理者关系的一种来分析，包括以下三类：（1）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研究；（2）政治关系作为权变因素的调节影响研究；（3）政治关系与绩效的中介过程研究。

首先，大部分政治关系的研究关注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例如，Luo和Chen（1997）[254]提出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Peng和Luo（2000）[108]的研究发现企业与各级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促进作用。Li（2005）[253]的研究发现，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企业管理者的政治网络也与其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基于资源观点和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Li和Zhang（2007）[256]发现新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来克服企业成立初期的种种困难，显著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尽管如此，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关系对企业并不是一直有利的，政治关系也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Li等（2008）[124]发现由于政治关系使用所需要的思维与国外企业管理者的思维不兼容，在政治关系使用强度增大时，国外企业无法有效使用通过政治关系获取到的信息，因此管理者关系与国外企业绩效存在倒U形关系。Park和Luo（2001）[241]发现与客户的关系能提高客户忠诚度从而最小化交易成本和商业不确定性，进而提高企业销售增长。与供应商培养关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取高质量的原材料、收获良好的服务以及及时的送货。与竞争者培养关系可以促进资源共享和隐性合谋，从而降低竞争成本和运作变数。另一方面，关系构建也需要责任和成本，也就是人情（Yang，1994）[249]。关系是互惠的、功利的，因此培养和维持关系虽然能够提高企业销售量，也需要付出成本。尤其在经济转型时期，结构调整迫使关系培养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务资源。因此，关系网络的使用不一定会促进企业利润增长。

其次，权变研究也被广泛引入到管理者关系与绩效研究中。由于管理者关系的使用是一个情境依赖的话题。在以往研究中，很多权变因素被引入管理者关系与绩效研究中，从而深化了我们对管理者关系作用发挥过程的理解。Peng和Luo（2000）[108]发现企业规模、企业国有化程度、竞争强度会负向调节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而行业增长速度则会正向调节企业政治关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权变因素也被引入到管理者关系与绩效的研究框架中。在不良竞争程度越高的环境中，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越大（Li和Zhang，2007）[256]；Lee等（2001）[257]发现企业家导向的三个维度风险偏好、先动性、首创性会正向调节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起到类似调节作用的还有企业内部的技术能力和资源状况；Acquaah（2007）[258]发现企业不同类型的竞争战略也会影响政治关系对组织绩效的正向作用。从上述分析可知，在认同管理者关系的作用发挥受到权变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很多关键要素，特别是企业所处环境的特征要素和组织本身的属性要素被引入到管理者关系与绩效研究中，从而对两者关系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描述。总的来说，学者们都普遍认识到权变研究对深入了解管理者关系作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总结，我们发现学者们主要考察了组织特征因素（Peng和Luo，2000）[108]、环境因素（Li和Zhang，2007）[256]和制度因素（Xin和Pearce，1996）[259]。

最后，近些年来，也有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Mcevily和Marcus，2005）[260]。例如，Wu（2008）[261]发现政治关系作为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本促进企业绩效，是通过一种信息共享的中介形式来实现。Gu等（2008）[262]则在对中国282家消费品行业企业的研究中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需要一个中介过程来实现，其中企业的反应能力和渠道能力在该过程中扮演了这一角色。Wang等（2013）[110]发现管理者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资源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尽管关于中介过程的研究数量仍然不多，但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信息共享、企业能力等因素在管理者关系影响绩效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中介作用，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根据对现有相关文献的阅读、理解和总结，我们认为管理者的政府关系对企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降低环境不确定性；②建立或提升企业正统性与声誉；③获取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④识别和开发商业机会。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政策性支持（如资金和土地），可以通过项目审批等方式为企业带来发展的机会，也可以提高企业的制度正统性。在表2-8中，我们对政治关系的需求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总结。

表2-8　政治关系对企业的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对文献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