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从俄罗斯的Sakhalin石油公司获得了非常具有优势的55%股权，这是壳牌石油拥有超凡技术和市场能力，以及俄国需要通过困难的制度转型来获取财政收入的一个结果。但是到了2000年，整个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罗斯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壳牌公司没能正确地处理好和当地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壳牌将盈利放到了保证安全性之前。壳牌石油没能很好地利用之前建立的良好的政府关系，导致壳牌石油在俄罗斯的发展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将对俄罗斯油田的控股量由55%降低至27.5%，与此同时，由俄罗斯政府控股的另外一个石油巨头——Gazprom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壳牌石油出让的股份。这个例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处于制度转型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中，市场能力仅仅是商业成功的多个重要因素之一（Puffer和McCarthy，2011）[191]。如果企业没有强大的能力来管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他们会发现自己将面临资源短缺并且易受攻击的局面，就像在俄罗斯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一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资企业之外，本土的企业依然需要时刻保持政府政策警惕性，同时也应该注意培养应对政府以及政府政策的能力（Li等，2013）[102]。
一些关于转型经济国家的研究中显示，市场—政府往往是一种悖论（Paradox），这种悖论是指一种动态的张力和矛盾（Smith和Lewis，2011）[192]。在制度转型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中，处处充满了这种悖论。在中国，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关注市场的变化（Sheng等，2011）[193]。与此同时，在诸如中国这种处于转型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持续存在（Li和Peng，2008）[100]。因此，处于如中国这种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不得不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也来自于强有力但却不够稳定的政府政策（Wright等，2005）[194]。因此，现有研究指出，来自政府影响的制度因素和来自产业竞争影响的市场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绩效（Peng，2003）[195]。Li和Peng（2008）[100]的研究中，总结了这些影响因素，将其归为文化环境、制度框架和企业治理三个方面，如图2-2所示：
图2-2 影响中国企业的主要因素
现有的关于市场—政府的研究中，解决这种悖论的最好方式，并不是要二选一（政府的影响在消退或者上升，抑或是市场影响持续上升等），无论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学者，还是企业的经营者都应该主动接受这个悖论，同时能够更好地利用市场—政府的关系（Lado等，2008）[196]。
在中国这种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中，政府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制度转型需要更加证实的市场机制，这时，就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府支持（Peng等，2009）[105]。第二，从文化或者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金砖四国：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的政府，都有非常强硬的手段在各个领域进行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在这些国家中自然也不能例外。随着制度转型的深化，虽然政府干预的力度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依然有着强大的如审批项目、分配资源的能力（Lado等，2008）[196]。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干预的作用进一步显现出来。发达国家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导致的恶性后果，使得处于新兴经济体中的政府不会对其干预行为进行收敛，而是更进一步地深化了政府的影响力。总的来说，企业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持续深化市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培养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现实及理论背景，Li和Peng（2013）[102]在国际顶级期刊战略组织（Strategic Organization）上提出了“市场—政府双元”（Market-Political Ambidexterity）的观点，认为市场—政府之间这种类似于传统双元理论中探索和应用的关系，市场和政府作为转型经济中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两种因素，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传统经济观点中的对立和冲突，同时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补充的。(www.xing528.com)
转型经济中，“市场—政府双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早期的制度转型和战略选择的相关文献，他们关注的是市场化的进程（如Peng等，2003）[195]，而近期的相关研究则关注于企业如何响应政府影响（Puffer和McCarthy，2007；Zhou和Peng，2012）[191，197]。因此，基于这些研究以及将来的研究，是不可以忽视“市场—政府双元”这个特殊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的。
第二，有一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企业的政治战略或者叫作非市场战略。推动这类研究发展的动力在于，企业为了能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好的绩效从而进一步打败竞争对手，除了在产品市场上需要竞争外，在政治市场（Political Market）上也需要一争高下。但是基于此的研究大多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竞争规则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透明和稳定（Oliver和Holzinger，2008）[198]。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往往会给成功企业更多的优惠，且各类政策执行起来也较为模糊，正因为这些与发达国家的差别的存在，将这些研究扩展到正在经历制度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意义的（Xu等，2012）[199]。
第三，“市场—政府”双元可以看成是一束动态能力（Bundl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O'Reilly和Tushman，2008）[179]。Peng（2003）[195]在其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战略性问题：“在制度转型时期，企业如何在新的规则不完全被知道的情况下进行新的游戏呢？”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扩展为“当企业既不知道新的市场规则也不知道新的政策规则时，怎么能够同时进行市场竞争和非市场竞争的游戏呢？”“市场—政府双元”这束动态能力可以让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政治市场中获得新的资源配置，以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企业政治战略的相关文献中指出，企业拥有有效的政治战略，如营销政府或政府官员的能力对于企业竞争环境的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Oliver，1997）[200]。Oliver和Holzinger（2008）[198]进一步指出，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能够为企业产生未来的价值，并能够很好地保护企业现在的价值以不被侵蚀和消逝。
在市场—政府双元的观点中，企业需要同时关注转型经济中企业面临的两种外部因素，即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企业仅关注其中一种因素，难以在转型经济中取得长久优异的绩效。图2-3描述了企业对两种外部力量的利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图2-3 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对外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利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