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专利产出的相关研究

基于知识的理论认为组织是在动态的环境中创造知识的实体，因此知识的产出至关重要（Nonaka，1994）[32]；按照基于资源的观点（RBV），知识产权，尤其是受法律保护的专利，对企业来说是稀缺的、难以被模仿并替代的优质资源（Barney，1991）[33]；从动态能力的观点出发，专利则被视为一重要的动态能力，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Ernst，1995）[34]。基于专利产出的重要作用，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开始从方方面面分析研究专利产出，如何推动国家、区域以及企业的专利产出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一件头等大事。

关于影响专利的因素最早可以上溯到熊彼特关于创新的观点（Schumpeter，1934）[35]，随后，Schmookler（1957）[36]，Nelson（1959）[37]，Arrow（1962）[38]和Scherer（1965）[39]等开始了专门针对专利的经济学研究。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关于企业专利行为的研究，从最开始的对专利系统的理论分析（Baumol，2002等）[40]到使用专利数据作为创新绩效或者度量知识溢出等（Griliches，1990）[41]。对影响专利产出因素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法学和经济学，后来逐渐扩展到管理学领域。从视角上，法学和经济学主要关注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或区域行业的中观层面，管理学更多采用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视角。目前直接探讨影响专利产出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多数关注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只有少数国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通过企业层面的微观视角进行了探讨。目前关于影响专利产出因素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研发投入是指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经费投入、人员投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投入。研发投入从目标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获取科研成果展开理论研究的投入，另一种是为获取研发产品效益的投入。研发投入被认为是影响企业专利产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围绕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从1965年Scherer最早关注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开始，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akes和Grilrches（1980）[13]认为研发费用与专利产出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13]；Grief（1985）[42]发现随着研发费用投入增高，专利申请也显著增加。Acs等（1989）[43]对美国专利产出的研究发现，美国R＆D与专利弹性系数为0.3～0.6，认为在美国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Griliches（1990）[41]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经济模型，充分考虑了研发投入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时滞效应后，依然发现了类似的关系。Kondo（1999）[44]则通过对日本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R＆D投入对专利产出存在着重要的滞后效应。国内对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关系虽然开始较晚，但仍然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同样主要是对国家、区域或产业层面的宏观分析。刘凤朝和孙玉涛（2006）[45]研究发现人力资源方面的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吴和成（2008）[46]的研究发现资金方面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的相关系数为0.465。与Kondo（1999）[44]和Griliches（1990）[41]的研究类似，朱月仙和方曙（2007）[47]基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同样发现了R＆D投入，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对专利产出存在滞后效应。孙婷婷与唐五湘（2003）[48]认为应该将企业与科研机构及高校分开进行专利研究，其研究成果发现只有企业的R＆D投入与专利申请显著正相关，而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并不会显著提高其专利申请数量。赵乘源（2009）[49]在高校R＆D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中发现，虽然研发投入对专利申请有着正向影响，但是对发明专利的影响强过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影响。尽管如此，只有少数的研究分析了微观层面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专利产出的影响。Blundell等（2002）[50]的研究发现对于美国公开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来说，R＆D投入对专利产出没有正向影响，R＆D增多反而会使企业专利数目降低。

制度因素也被视为影响专利产出的一项重要因素。早在1973年，Taylor和Silberston（1973）[51]就认为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专利制度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显著不同。袁红梅，金泉源和连桂玉（2010）[52]认为中国的专利制度为政府推进型，政府政策的方向直接决定了专利设计和实施的方向，并针对政府政策对专利的激励保进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对1993年到2000年上海市3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53]认为政府政策主要通过科技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两种方式促进R＆D投入进而来促进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产出。Friedman（2003）[54]认为政府对创新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对企业专利产出有重要的正向作用。Hall和Harhoff（2004）[55]认为不仅专利审批前的政策会影响影响专利产出，专利授权后的审查制度也会对专利产出的质量有重要影响。Kanwa（2007）[56]实证研究检验了专利保护制度对创新或新专利申请的正向影响。尽管如此，Andersen（2004）[57]，Encaoua等（2006）[58]，文礼朋和郭熙保（2007）[59]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经典的专利经济学高估了政府政策，尤其是专利保护制度对创新以及新的专利产生的正面效应，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展国家，专利积累少，更强的专利保护制度反而会不利于新的专利产出。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53]通过中观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上海市政府政策支持中的税收减免政策和金融政策有利于上海市大中型企业专利产出。通过观察中国1992年和2000年《专利法》两次修订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叶静怡和宋芳（2006）[60]和吴欣望等（2006）[61]发现专利保护强度方面的政府政策相比专利保护期限更能影响企业专利产出。黎峰（2006）[62]发现专利保护程度与专利产出有正向作用。近些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基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提出过强的专利政策，尤其是专利保护政策使企业很容易获取垄断租金而失去持续专利活动的动力并且加大了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下一步的专利活动成本，降低了企业专利活动的积极性，因而不利于一个国家专利产出的可持续性（Kitch，2000；Andersen，2004；Encaoua等，2006）[57，58，63]。另外一些国内学者则认为在中国，政府在专利方面的政策支持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同时包含了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管煜武，2008；张钦红和骆建文，2009）[64，65]。这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政策支持虽然可以通过为企业申请专利提供必要的激励与资助，增加专利申请的数量，但这些有利的政策会降低企业专利产出的质量，引发泡沫效应，一旦失去政策的庇护，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的优势难以继续维持，因此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利于企业专利产出数量（文家春和朱雪忠，2008；2009）[66，67]。

除此之外，少数学者研究了其他一些因素对社会专利产出的影响。Schmookler（1965）[68]和Schereer（1983）[69]则通过数据模型探讨了科学家数量对专利产出分布的影响。通过对1953年到2001年日本专利授权的研究，Motohashi（2008）[70]认为日本的专利制度对企业专利产出存在着重要的影响。Sakakibara和Branstetter（2001）[71]认为企业组织结构会影响企业专利产出。朱月仙和方曙（2007）[47]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会调节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他的实证结果发现在经济发展强的国家研发投入对专利申请的正向作用比在经济发展弱的国家中要强。

关注于企业专利产出，另外一部分学者研究了行业因素、市场因素、企业自身属性等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基于部门间的资产互补性、抗风险能力、规模效益等方面的因素，一般认为大企业比小企业在专利产出方面动机更强，也更有优势（Cohen和Levin，1989）[72]。Mansfield（1986）[73]发现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是影响企业专利产出的重要因素。在企业专利产出方面，Von Hippel（1988）[74]提出企业的行业属性会影响专利产出的类型及专利产出的质量。Barton（1998）[75]和Bekkers等（2002）[76]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出，通信行业、化学行业、医药行业内专利产出的质量相对更明显，作用更强。随后在欧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验证了企业规模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Anthony和Isabla，1998；Arundel，2001）[77，78]。但是像Van Ophem等（2001）[79]则认为虽然企业规模对专利申请的影响是有争议的，因为一方面大企业更容易建立一个专利部门来进行专利相关的行为从而有利于专利申请，另一方面大公司能相对容易地依赖市场保护创新成果，从而降低了利用专利进行保护的动机。尽管如此，Van Ophoem等（2001）[79]的研究结果还发现规模对企业专利产出有着正向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企业规模对专利产出影响没有显著的影响，现有研究表现出的影响更多是由行业属性、获取外部经验的不同等原因造成的（Duguet和Kabla，1998；Crepon等，1998；Cassiman等，2002）[80-82]。关于企业规模对专利产出影响的部分研究如表1-2所示。

表1-2　企业规模对专利产出影响的文献总结

资料来源：作者对以往文献的回顾。(www.xing528.com)

市场因素，像市场地位、市场机会、技术机会等也被认为对企业专利申请有重要影响（Crepon等，1995；Duguet和Kabla，1998；Brouwer和Kleinknecht，1999）[80，84，85]。①Cohen和Levin（1989）[72]在整理参考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关于市场地位对专利产出的影响的研究存在很大冲突。这主要是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替代的观点，认为市场地位高的企业通过专利申请获得的收益和目前通过市场地位的收益有很大重叠（Arrow，1962）[38]；另一种是效率的观点，认为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因为在利用现有发明参与竞争的压力相对小，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创新上，效率相对高，也有更强的动机去申请专利（Gilbert和Newberry，1982）[86]。后来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地位对企业专利数量的影响，效率发挥的作用远大于替代效应，因此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正向作用（Duguet和Kabla，1998；Nielsen，2001）[80，87]。②市场机会被认为对创新专利产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产出可以相对更容易地用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尽管如此，市场机会对专利产出的影响也是有不确定性的，因为创新的结果不一定会被进行商业化（Peeters和Potterie，2006）[88]。表1-3总结了部分国外现有研究中市场因素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

表1-3　市场因素对企业专利产出影响的文献总结

资料来源：作者对以往文献的回顾。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企业专利产出的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企业自身、市场和政府三类。其中，专利的性质决定了其能为企业带来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并为企业带来各种财务效益和战略效益。这构成了企业专利活动的内部驱动，并为实现该活动进行相应的内部R＆D投入，建立相应的研发机制，来实现企业的专利产出。市场需求为企业创新、专利应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提供了可能，也为企业专利行为提供了方向和目标。只有满足了市场在技术方面和产品方面的需求，企业才能打败竞争者，实现企业绩效，从而拉动企业专利行为。政府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制定相应的政府政策来支持鼓励企业的专利活动：第一，政府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国家知识储备，需要鼓励企业开展专利活动；第二，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性及内在的缺陷，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来保护、引导企业的专利活动；第三，市场上的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单独进行专利活动存在种种困难，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其开展专利活动。影响专利产出的因素如图1-3所示：

图1-3　影响企业专利产出的因素

资料来源：作者对文献的总结。